杨宇霆被杀，是咎由自取还是另有隐情？杨家后人：张学良中了奸计

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以研究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名义，邀请杨宇霆和常荫槐到帅府，随后将其二人击毙于老虎厅。

为何要诛杀杨宇霆？

站在维护张学良的角度讲，那是因为自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以来，杨宇霆屡有“取死之道”。简而言之，杨宇霆功高震主，恃才傲物，心怀鬼胎，欺人太甚，近乎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

这是事实吗？

有人说，自古以来成王败寇，败死者横尸之后总要被扣上各种死有余辜的罪名，否则怎么彰显胜利者的正确与权威。

杨宇霆此人，能一路辅佐乱世枭雄张作霖，始终得到信用，并有东北小诸葛之誉，凭他的智商、情商，怎么可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那些所谓的“取死之道”多半都是事后的诬蔑、栽赃。

这种看法，看似有一定道理，却经不起深入地推敲。

有一点相当的重要，人的性格有时候大于他的智商、情商，落到杨宇霆身上，他聪明固然，但性格使然，最终他走向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死陷阱之中。

更直白地讲，他错看了纨绔子弟张学良，高估了自己的方方面面。

仔细参阅史料，不难发现，对于杨宇霆之死，杨家后人并没有否定这些。

谈及父亲所犯的错误，杨宇霆的儿子杨茂元曾经说过，其父犯的最主要错误在于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例自诩，故而对张学良行事不妥的地方常加规劝。

例如劝张戒毒，或有时急于政务，各厅、处长见不到张时，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张大加谴责。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晚年张学良将枪杀杨宇霆归结于天意。张学良说，在下决心杀杨宇霆之前，他曾连抛一块银元三次，每次都是代表“杀”的正面朝上。以前他不迷信，这事让他信了。

仔细琢磨这个说法，说明当时他杀杨并没有铁定的决心，又或者说，即便杨宇霆犯了忌讳，在某些场合欺辱过他，但并没有到非死不可的地步，这一点他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否则不会这样犹豫。

所以说，张学良所谓一枚银元的说辞，归根结底是为了遮羞。

他杀杨宇霆，不是因为杨宇霆非死不可，而是因为他历来有一个致命的大毛病，那就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本质上，杨宇霆是死在这里——每临大事，他张汉卿特别糊涂。

这是他难以启齿的。

杨家后人在内心深处，也是这么看的，只不过他们换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

杨宇霆的儿子杨茂元曾回忆说——

老帅张作霖死后，有人曾劝父亲出国走走，但父亲说语言不通很不方便。长期跟随父亲的副官高凤歧后来告诉我，当时法国非常欢迎父亲去，父亲都没有去。当时我母亲也劝父亲不必干了，功高震主，怕是将来有危险！父亲说：“汉卿不会把我怎样！”

张作霖因不听日本人的，所以被炸，我父亲也是如此，就是“邻国之贤，敌国之仇”。因此父亲被杀不能全怪罪于张，实际中了国内外之奸计。

日本人痛恨杨宇霆，由来已久。

杨宇霆辅佐张作霖，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建立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三是修造战备公路。

修造战备公路，就是针对日本人的。当时东北的南满铁路，系日本占有所有权。杨宇霆认为自己修一条公路，就可以照样运输不误，并不受其牵制，一旦战争起来，我们可以用公路与日本周旋。这样，日本就不能轻举妄动。

还有，张作霖曾答应日本杂居问题，杨宇霆得知后，立即阻止说，这不行，这是袁氏21条中的第16条，我们不能这样做。

张作霖清醒过来后，杨宇霆立即用电话通知日方：“我们通过省议会，暂不能答应杂居问题。”

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和日本有个协议，事成后将长白山及沿海某地给日本操练海军使用。郭松龄被灭后，张作霖与杨宇霆形成默契，打配合，拒不承认有这个协议。

日本人来问张作霖，张作霖就说：“此事是杨总参议办的，你们去问他吧。”

日本人来问杨宇霆，杨宇霆就说：“此事是张大帅办的，你们去问张大帅吧。”

两人这样踢皮球，互相推托，将日本人耍得团团转，又无可奈何。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日本人为了拔掉杨宇霆这个眼中钉，搞了好几次离间阴谋。

他们曾声势浩大地搞了一次“选举”，结果杨宇霆的票数比张学良的多，此事一经传扬，张学良便中毒了。

日本人抓住张学良开始猜忌的心理，后来又处心积虑地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史》，内容是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的故事，德川家康后来篡夺了丰臣秀吉之位。

日本人用红笔将此段勾出，暗示张学良，杨宇霆就是德川家康。

大是糊涂之人，最经不起有人从旁煽风点火，这些离间计，对雄主无用，但对张学良特别奏效。

杨宇霆被杀，有一个时间点，少有人谈及。

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到杨宇霆被杀，仅仅间隔12天。

杨茂元说，东北易帜之后，他家是不挂青天白日旗的，他父亲坚决反对东北易帜，这不仅是他与张学良的一个主要矛盾，也招致了老蒋的忌恨。

这中间有一个内幕，知道的人不多，但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