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
本文转载自6月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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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在于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典型事实，提炼出相应的基本问题，以基本问题为导向展开“术语革命”，抽象上升为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结构，进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特征和发展的规律，在道理、学理、哲理的有机统一中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宏观经济治理”，就是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典型事实形成的理论概念和逻辑体系，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
基于中国经济典型事实提出的“宏观经济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突出表现在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具体来讲，中国经济发展在保持长期强劲增长的同时，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特别是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世纪疫情冲击，中国宏观经济均表现出更强的稳健性和相对更低的波动。在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时，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有独具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这一典型事实，为中国经济学展开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探索提供了实践依据，也提出了理论要求。
正是基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上述典型事实，我们从理论上概括提炼出“宏观经济治理”这一基本范畴。这一基本范畴，不仅在概念上区别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调控”，而且在内涵上也不同于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的“宏观经济治理”，是一个更为丰富完整的体系。
在体系结构上，“宏观经济治理”既包括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还包括整体的宏观经济制度，特别是我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伴随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宏观经济制度和调控机制也在不断调整，这种调整和变化对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了极为深刻的积极影响。
在政策工具上，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总量政策，而且包括结构政策，同时还包括改革政策。改革政策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仅体现在保障和促进经济长期发展方面，而且体现在维护经济短期运行方面。西方宏观经济理论通常更强调宏观经济的总量政策，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性功能持怀疑态度，特别是诸如产业结构演变和调整等方面的政策工具。
在调控方式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方式既包括需求管理，也包括供给管理，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根据宏观经济失衡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来选择宏观经济管理的战略方向，或是以需求管理为主线，或是以供给管理为主线，同时强调把握好需求与供给的内在联系，形成供需双向协同发力和良性互动（如现阶段强调统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西方宏观经济管理尽管也提出供给管理，甚至提出过所谓的“供给革命”，但并未真正深入贯彻，并以失败而告终。
“宏观经济治理”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的规律性认识
我们党在实践中十分注重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总结宏观经济治理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总结和提炼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突出体现在宏观经济治理方面。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炼出的“五个必须”，就蕴含着对宏观经济治理的深刻要求。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第一个“必须”，强调宏观经济治理的目标要统筹好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两方面要求，这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对宏观经济治理的客观要求。
“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第二个“必须”，强调宏观经济治理方式应把握好需求与供给的内在联系，在宏观经济失衡过程中能够明确供给和需求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情况，能够在突出重点和主线的同时，统筹供给和需求，实现双向协同发力，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与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统一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第三个“必须”，强调宏观经济治理机制应把发展与改革开放进一步统一起来。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一招，是使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制胜法宝。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前提，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就是中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和安全要动态平衡、相得益彰”。第四个“必须”，强调宏观经济治理标准应体现效率与风险的对称性，既要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又要在宏观经济治理战略上协调“上水平”与“补短板”、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核心竞争力和防风险抗击打韧性等各方面的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有机统一。
“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第五个“必须”，强调宏观经济治理的指导思想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刻要求，即内生变量，并非简单的外在前提；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团结最广大人民、调动最广泛力量、协调各方面利益矛盾、战胜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风险挑战的力量保障。
“宏观经济治理”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提出的“宏观经济治理”，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通过与时俱进创新宏观政策工具，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一是以国家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作为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目标。通过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等），从宏观上引导各项经济政策，统筹协调各方面经济政策的功能效应，不仅满足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发展的目标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
二是创新和丰富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各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政策体系。新时代以来，货币政策（包括货币数量工具和货币价格工具）、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更为显著，同时，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等各类更加深入体现结构调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的各项民生政策、社会政策等不断丰富，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有效性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工具。
三是在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主要工具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上探索创新，不是简单地选择同时同方向“紧缩”或“扩张”的搭配组合（“双紧”或“双松”），而是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调整宏观政策组合结构，尤其强调精准控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力度的差异。比如在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世纪疫情冲击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方式，避免了全面紧缩或全面扩张的宏观政策组合带来的强力冲击，提升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也显著增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四是在宏观经济治理政策时序上，统筹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在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失衡时，需要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但若力度过猛则会产生较大负效应，形成巨大的政策调控成本，进而降低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提出在逆周期调节的同时引入跨周期调节，目的就在于降低逆周期调节的成本，增强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和政策的可持续性，促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为可持续稳定增长创造政策空间，提高经济发展的均衡性。
五是强调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以“稳”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为“进”提供时间窗口和必要宏观条件，以“进”推动结构升级和深化改革，为“稳”奠定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基础，形成宏观经济治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总量目标与结构目标、发展目标与改革目标等各方面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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