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我军的一员著名战将，战争年代，他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历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因此也被称为“将军大使”。
耿飚
1966年的“运动”爆发后，耿飚在这10年里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考验。
1967年初，时任驻缅甸大使的耿飚奉命回国，随后便受到了冲击。直到1968年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过问和督促下，耿飚才得以“解放”，1969年，耿飚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不久后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阿尔巴尼亚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忠实”的盟国，在一系列国际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一直坚定地支持中国，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得到了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个国家的支持，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但耿飚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以后，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存在很大的问题。与西方的援助不同，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自己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耿飚曾回忆说：
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
耿飚进行出访
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也曾多次对耿飚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耿飚经过调查还发现，阿方对中国援助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阿尔巴尼亚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用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耿飚对这种现象非常痛心，他认为像这样有求必应地援助阿方，对中国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耿飚决定给中央写信，建议不能这样无限制地援助阿尔巴尼亚。要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写这么一封信，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早在1962年，王稼祥就因为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后来李先念看到耿飚的信后，也对他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李先念
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称赞他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的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我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1971年1月，耿飚因病回国休养，不久以后，经周恩来提名，他调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上任以后，首先解放了许多老干部，并逐步恢复了中联部的组织机构。
当时外文局归中联部领导，江青喜欢摄影，她便派人通知外文局，要求在每期的《人民画报》（由外文局所属的外文出版社编辑、出版）上留出一页，专门刊登她的摄影作品。
江青
外文局将此事报告给耿飚后，耿飚心想：《人民画报》是党的重要宣传阵地之一，而且译成多种外文向世界各国发行，对外代表着国家的形象，因此决不能使它变成个人的“园地”！于是他直接对外文局的负责同志说：“不行，决不能开这个先例！”
江青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她派人给中联部送了十几本书，这些书主要是她自己的讲话稿、评论集，按照当时不成文的惯例，接到江青赠书的单位，都要开会庆贺，还要给她写感谢信致谢，江青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拉拢耿飚。
但耿飚收到这些书以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不去管它，放在那里就行了。”
几天以后，中联部召开全体大会，坐在台上主持会议的耿飚只顾宣讲中央文件，却对江青赠书一事只字不提。台下有好心的同志给耿飚递了条子，提醒他最好在会上表个态，耿飚于是大家说：“刚才有人递条子，提醒我对江青赠书没有表示感谢。向中联部送书的人多得很，哪能对每个人都表示感谢？至于学习，我们现在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这些书谁愿意读，谁就可以拿去。”
耿飚
耿飚的几次“不合作”彻底得罪了江青，她下决心要给耿飚一点“颜色”看看。在一次中央领导人出席的春节团拜会上，江青和各位领导人一一握手，但她走到耿飚面前时，不仅不握手，反而狠狠地瞪了耿飚一眼。耿飚昂首挺胸，回瞪了江青一眼。
江青走了以后，李先念问耿飚：“我发现江青不和你握手，是什么原因？”
耿飚便把《人民画报》和江青送书的事情说给了李先念听，李先念听后笑着说：“你这个人的胆子真是不小，不过，她这种人你要当心啊！”耿飚满不在乎地笑了一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耿飚和全国人民一样，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但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及其他老同志，也正在考虑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
10月4日下午2点，华国锋打电话给耿飚，要他到自己家里来一下。耿飚到华国锋家里以后，华国锋向他说起“四人帮”的问题，话刚说到一半，耿飚就说：“你分配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
华国锋笑了：“还没研究呢，你怎么知道要给你任务？”
耿飚笑着说：“我已经有所觉察了。”
华国锋于是开门见山：“那好吧，这几天你呆在家里，不要离开。要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我的秘书或别人来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再讲话，你明白了吗？”
耿飚心领神会：“明白了！”
此后耿飚一直守在家里的电话前，焦急地等待着。10月6日晚，耿飚家里的电话终于响了，电话那头传来浓重的山西口音：“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
耿飚当然知道，这就是华国锋的声音，他激动地说：“听出来了，现在就来吗？”
华国锋说：“你直接到怀仁堂来。”
耿飚于是直接驱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此时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都已在会议室里等候，华国锋兴奋地对耿飚说：“我们刚才已将王、张、江、姚抓起来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到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北京卫戍区的邱卫高副司令员跟你一起去。”
叶剑英又叮嘱耿飚：“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此时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耿飚回答说：“不必带枪了，只需要有你的手令。”
华国锋当即提起笔，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飙、邱卫高同志去。你们要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这天晚上9点50分，耿飚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亲自带领，迅速行动，一举控制了广播事业局及电台、电视台。
耿飚进入邓岗的办公室时，邓岗正在办公，他见到耿飚带人进来，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耿飚于是把华国锋的手令递给邓岗看，并对他说：“我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
邓岗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耿飚又问他：“你们要想打电话吗？你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电话就在这里打，你打吗？”
邓岗果断地说：“我不打电话，我没有什么好请示的。”
随后耿飚进行了如下具体布置：
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
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
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
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要求战士们绝对忠于党中央。
布置完以后，耿飚召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党委会的全部成员开会，他说：“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各位至少在3天之内，不许离开这间房子，吃饭、喝水，军队会给送来。”
耿飚之所以这么要求，是为了不使“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泄露出去，也不能使人从播出的节目中发现什么异常现象。
此后的10天里，耿飚在邓岗的办公室里架起了行军床，白天在这里工作，晚上就在这里休息，他在头三天睡觉时不脱衣、不脱鞋，准备随时应付突发的情况。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耿飚可谓是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