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陶铸前往广东工作，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此后的15年里，陶铸长期在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等领导职务，为这片南粤大地的发展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铸
陶铸在主政广东期间，对知识分子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照顾，他也因此被知识分子视为良师益友。当年在广东省主抓意识形态的王匡后来回忆说：
陶铸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眼光和惊人的魄力，忠实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这些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作为党内有名的才子，陶铸自然比一般的干部更加懂得知识分子的价值，他曾多次用“千金市骨”这个典故启发下面的干部：“古代君王能用五百金买下马骨而终于得到千里马，我们共产党人更要不拘一格地去物色人才，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对于许多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生活待遇等具体事情，陶铸更是经常亲自过问，生怕亏待了他们。
在60年代初全国上下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陶铸亲自提出了一个对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特供”的名单，要求广州市委保障供应。所谓“特供”，就是每人每月1斤油、2斤猪肉，数量虽然有限，但体现了陶铸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
毛泽东和陶铸握手
陶铸还曾在各种党内外的会议上，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本质的思想，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了。
周恩来和陈毅听说了陶铸的这番话后，对他提出的“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句话尤为赞赏，后来他们也分别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重要讲话，在全国的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正是因为陶铸一直对知识分子们肝胆相照，国内外的知名教授、作家、艺术家杜国庠、陈寅恪、丁颖、陈耀真、毛文书、红线女等人都成为了他的好朋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陈寅恪。
陈寅恪
陈寅恪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解放前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被傅斯年和胡适强促南行，他本想去台湾，但到广州后就住了下来，傅斯年曾多次来电催促，被他一口回绝。
后来又有人劝陈寅恪去香港，他却说：“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最终陈寅恪决定留在广州，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
中山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因患眼疾，只求能在安定的晚年从事著述和学术研究，所以对一些社会活动一概不予过问。全国政协曾邀请陈寅恪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沫若派专人到广州，请陈寅恪到北京任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也婉言谢绝。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些事情，在当时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
陶铸听说了这些闲话以后，专门在一次全省高等院校教职员工会上为陈寅属说了话：“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他都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知识分子，我看他是好人！”
陈寅恪听到陶铸的这番话后，深受感动，他主动对中山大学的领导人冯乃超说：“请你转告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我同意接受。”
不久以后，陶铸亲自来到陈寅恪家里拜访，陈寅恪对此感激不已，后来他多次说过这么一句话：“老夫何德何能，竟劳驾陶书记亲自登门探询……”
此次拜访结束后，陶铸感到十分难过，因为陈寅恪的住房实在是太小了，小得连书都快摆不下了！陶铸二话没说，立即通知校方予以解决。陈寅恪视力差，著述十分困难，陶铸不仅让学校给他配了一名助手，还送给他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供他收听时事新闻。
当时陈寅恪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是381元，这比陶铸的工资还要高，因此也被中山大学的青年教授和学生戏称为“381高地”。当时有人看不过去，认为陈寅恪的工资太高了，陶铸马上反驳说：“你有陈老那样的本事吗？如果你有的话，我照样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
1962年7月，72岁的陈寅恪不慎在家中淋浴时摔倒，跌断股骨，此后他只能长期卧床。陶铸得知以后，马上指示为陈寅恪配备3名护士，并在住房、吃饭、穿衣上对他给予特殊照顾。
但此时又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
陶铸听后大怒：“陈老70多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特殊照顾吗？你若是像陈老一样，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也一定给你3个护士。”
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听到这番话后，感激地说：“只有陶铸，才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陈寅恪和家人
不久后，陈寅恪的双目完全失明了。陶铸知道后，便指示中山大学党委，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建了一条白色甬道，以免他迷失方向。这虽然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甬道，但它在党与知识分子之间搭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正是在陶铸的关心和帮助下，陈寅恪在晚年先后完成了《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著作，攀上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高峰。
陈寅恪的文集
直到现在，与陶铸有交往的知识分子仍对他十分怀念，他们都深有感触地说：“知我者，陶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