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先后六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每次都对钱学森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就像钱学森后来回忆的那样：“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师从西奥多▪冯▪卡门，短短10年就声名鹊起，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因发表“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
1949年，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聘为教授，同年设计了一种12马赫高超声速火箭飞机，即“钱学森弹道”。
正因为钱学森出色的科研能力，当钱学森申请回国时遭到美国的层层阻拦。周恩来同志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用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的代价换回了钱学森的归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抵达香港后从九龙车站中转到深圳。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可抵5个师”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他导师冯▪卡门更是惋惜至极，“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更是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钱学森回国绝不是种苹果树的。”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了“十个”第一的贡献，涉及火箭、导弹、卫星、原子弹、核潜艇、空气动力学等。
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机构，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第一枚近程地对地“东风一号”导弹，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第一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次通过卫星发射试验获得中国空间环境探测数据，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中国第一次全程飞行洲际导弹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钱学森就没有航空国防。
回国之后，他先后受到毛主席的六次接见。钱学森说，“每一次都给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每一次都给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
毋庸置疑毛主席在钱学森心目中的位置，毛主席则一直视他为“第一贵宾”。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仅用2个月的时间就走遍了北京、东北等科研所、高校、工厂等，摸清了中国建立航空工业的基础。
11月25日在陈赓大将的陪同下，参观完哈军工，陈赓迫不及待地询问钱学森我国是否能搞导弹的问题，钱学森豪气冲天地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就此我国导弹计划正式有了领头羊，但毛主席第一次接见钱学森谈的并不是导弹，而是物理学的基本原理问题。
1956年1月25日下午，毛主席召集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农业十年发展规划，钱学森受到了邀请并发表讲话。
本来会议行程只预定了一下午，没想到发言的人都很踊跃，只好延长至晚上。由于事先未准备晚饭，就打算临时垫吧一口点心再继续。
毛主席特意利用这个空档专程来到休息室接见钱学森，毛主席问，“你们科学家说的，基本粒子不可再分啦！我看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你信不信？”
虽然毛主席是经纬之才，博览群书，但原子物理他从未学过。毛主席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述了“物质无限可分”。
当时物理界的论断是基本粒子不可再分，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没有经过试验论证的假设都只是伪命题，但毛主席的话语他又找不出任何反驳的依据。
这个大胆的假设，仿佛给钱学森打开了一扇窗，迎面吹来了哲学的凉风，产生了科学碰撞的火花。
这个预见，20年之后才被美国科学家予以证实，到如今，我们已知基本粒子是可分的，原子包含中子、质子、电子，质子下面还有夸克等。
这一次会见虽然时间短暂，但是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致于在迎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前，钱学森说，“辩证唯物论是科学研究的最好工具。”
1956年2月1日，钱学森应邀参加政协分组讨论会。钱学森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经验，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培养科研人员的优势和短板。他在会上说，“只要我们能学习，能把科学研究的最好工具--辩证唯物论，运用到业务上去，能深入实践，取得对新事物、新环境的敏感，我们会很快地变成积极的科学技术劳动者......12年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事实他用尽毕生都在朝着前进，当年的苏联老大哥无情地抛弃了我们，撤销了所有在华支援的专家，本计划借助苏联火箭燃料，结果成为了泡影。
在无燃料、无无线电设施的情况下，在钱学森的带领下，硬是靠咱们自力更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
参加完分组讨论会，当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款待。
钱学森拿着大红请柬走向自己的席位--第37桌，但工作人员上前拦住了他，“首长，请您到这边”。
他领着钱学森坐到了宴会最前方正中的一桌，即第一桌，只见钱学森的铭牌赫然摆在毛主席的右边，我国席位自古以右为尊，整的钱学森一头雾水，但又感到无比光荣。
没一会儿，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走到了第一桌。他亲切地跟钱学森说，“钱学森同志，请坐这里。”毛主席的举动无疑让钱学森成为了“第一贵宾”。
毛主席高兴地跟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
毛主席对钱学森的一举一动，让他深感荣耀，深深地感受到毛主席对自己的关怀。
士为知己者死，钱学森用一生所为，完美地诠释了比5个师大得多的力量。
仅仅过了16天，2月17日，关于导弹研制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这标志着我国导弹研究正式进入日程，由周恩来送毛主席审阅。
该份意见书很快投入实施，实际上它成为了指导方案和技术文件。
钱学森是一个物理学家，对农业是不懂的，但不知出于什么缘故，于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文中提到4万斤的产量。
10月27日，毛主席到中关村参观中科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碰到了钱学森，他就提到了文章的事。
钱学森如是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毛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冒叫即冒昧地意思）
一向实事求是的钱学森，后来又重新进行了计算。
参观结束后，毛泽东鼓励大家敢于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钱学森后来说，毛主席的这次教导，拨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了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三位大科学家。
在谈到钱学森搞导弹运载工具时，毛主席通过拓展延伸到防御计划，认为运载得再远，终究也只不过是一两千里。既然如此，那就得加强防御，天上地下双管齐下。想尽办法藏在地下，想尽法子阻挠目标进攻。
顺应毛主席的这个思路，钱学森着手研究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即反导弹计划。
3月23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钱学森部署成立了“防御规划小组”和“反导规划小组”的研究任务。
虽然未研制成一套完整的反导系统，但其中攻破不少难点，在相关领域积累了经验，取得了突破。
196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71岁生日，从不过寿的他，为了庆祝我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破例举办生日宴，宴请费用来源于自己的稿费，这是毛主席的第一次生日宴会，也是最后一次。
宴请人员由毛主席钦点，有部分领导同志、周恩来夫妇、陈毅、贺龙，还有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王进喜、陈永贵等30余人，共3桌。
宴会前，工作人员拟定了一份入席名单交给主席审定。毛主席看完名单后，庄严地用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划到了自己一桌上，且让钱学森紧挨自己身边。
宴席上，毛主席喜笑颜开地说道，“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接着，毛主席把目光投向身边的钱学森，风趣地对大家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
当着众人的面被毛主席毫不吝啬地夸赞，钱学森有点不知所措。后来钱学森回忆，“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小汽车都造不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1960年我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仅隔4年，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
毛主席特意把钱学森安排到自己身边是有三层意思的。
①肯定钱学森在“两弹”上的成就；
②把他和陈永贵安排在一桌，希望他能向劳动人民学习，拜劳动人民为师，认真改造世界观；
③希望钱学森认清道路，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钱学森后来的回忆中也能得到验证。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正式成为了世界上具有“两弹一星”能力的国家之一。
从1955年钱学森回国才刚过去了15年，新中国仅用了21年，就在航天领域挤进了世界前列，这样的成绩能不令人骄傲。
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中，毛主席和钱学森进行了最后的交谈，并且嘱咐钱学森“走到群众中去，同群众结合”。
此后，两人再也没有机会交谈，但不代表毛主席不惦记钱学森。1975年1月，当周恩来同志把一份人大代表名单交给毛主席审阅时，他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如果没有就补上。”
197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钱学森为毛主席守灵3天，并发表《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以示哀悼之情。
钱学森一生科研贡献显著，为我国国防事业创造了十一个第一，写下了浓墨的一笔，但是他从不居功至傲。
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他的遗物中有一件睡衣打满了补丁。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时，他的北京阜成路8号院，是一座不起眼的红砖公寓楼，他住了整整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