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天津召开万人控诉大会，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女子登上高台，声泪俱下的控诉，要为枉死的父亲报仇。
这名年轻的女子名叫吉瑞芝，而她的父亲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吉鸿昌。
2009年、吉鸿昌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2014年9月1日，吉鸿昌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也就是在吉瑞芝参加控诉大会的第二年，原来参与刺杀吉鸿昌的凶手吕一民落网，当时此人已经化名躲藏了近20年，落网后写下了数千言犯案经过，详细的讲述了当年吉鸿昌被害的经过。
一
吉鸿昌是西北军出身，中原大战后为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旋又因主张抗战，遭蒋介石针对，被迫下野出国考察。
出于对蒋介石的失望，吉鸿昌后来回国后，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组建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但后来遭到国民党军、日军以及各路军阀联合绞杀，终至失败。
即便如此，吉鸿昌仍然坚持抗战，引起蒋介石的嫉恨。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被捕，11月24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时年39岁。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有关吉鸿昌是如何被捕牺牲的，一直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过程。我们只知道他是被捕以后，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在刑场上。
也因为吉鸿昌被捕时是在天津租界国民饭店，所以负责抓捕的是天津租界的法国工部局，当时法国工部局进屋抓捕的时候，吉鸿昌已经受伤倒地，于是法国工部局以有杀人嫌疑为由逮捕了他。
几天之后，吉鸿昌被引渡给北平军分会。
从吉鸿昌被捕到遇害，拢共也过去只有半个月。
有个历史细节值得一提。
吉鸿昌被押赴刑场以后，曾对特务们提要求：
“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了也不能倒下！”
特务们战战兢兢的问：
“你想怎么办？”
吉鸿昌说：
“给我拿把椅子来，我得坐着死！”
特务们拿来一把椅子，吉鸿昌又把拿枪的特务叫来：
“我为抗日而死，光明正大，不能背面挨枪。”
特务们故作镇定的询问：
“你想怎么办？我们都满足你！”
吉鸿昌说：
“你到我眼前来开枪，我要亲眼看着你们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随后吉鸿昌坐在椅子上，瞪大眼睛看着刽子手高喊道：
“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段对话出自于吉鸿昌的妻子胡红霞的回忆录，她在丈夫遇害以后，花了一笔钱从敌人那里领回了丈夫的遗体，当时吉鸿昌上衣口袋里有张字条，是他给妻子留下的最后的话：
“不要厚葬！”
这一真实的历史记录，后来被用在了电影《吉鸿昌》里。
从吉鸿昌被捕整个过程来看，其实有很多历史谜团。
吉鸿昌被捕时曾受过枪伤，显然是有人刺杀，而且当时现场是打死了人的，但法国工部局的人赶到以后，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察看尸体，而是直接问在场的人"哪个是吉鸿昌"。
一直到多年后，这个谜题才解开。
二
原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晚年曾写了一本回忆录，详细的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组织策划刺杀吉鸿昌的过程。
包括后来吕一民被捕以后，也留下了详细的口供。
两相对比，基本上能整个还原当时的经过。
193311月，吉鸿昌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逃到了天津，仍然致力于抗日活动，并组建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应该说吉鸿昌当时选择天津，是有很深的考量的。
吉鸿昌心里很清楚，自己一系列的行为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时也为了保障整个抗日同盟的安全，他要给自己选择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活动。
天津是个大城市，从1860年以后就有外国租界，不属于国民政府管辖范围，从某种程度来说，是比较有利于吉鸿昌活动的。
不仅如此，吉鸿昌自己在天津租界也是深居简出，以避免特务的跟踪。
当时，吉鸿昌将自己购买（1930年）的位于天津法租界花园路5号的住所当作开展抗日活动的秘密据点，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吉鸿昌对住宅内部结构进行了改造。将二楼除卧室和客厅原有的三个门改为七个门，楼内门门相通，间间相连，并在每层都设小间密室，以应付紧急情况，三楼是个阁楼，为地下党印刷党内文件和抗日刊物《民族战旗》的秘密印刷室。楼内还设有一个秘密仓库，以便储存筹资购买的军火。
这里也是吉鸿昌故居所在，是天津市和平区不可移动的文物遗产。
尽管行动极为机密，但仍然引起了蒋介石高度关注，并暗中授意特务跟踪。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吉鸿昌不得不选择另选地方办公。除了频繁更换住址外，他将原住宅出售，另外在庆云里三号租房继续抗日活动。
也因为深居简出，蒋介石有段时间都无法得知吉鸿昌的住处。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蒋介石已经有杀吉鸿昌的想法，暗中授意特务跟踪是一方面，最终的的仍然是要想方设法铲除这个威胁，也因为当时军统天津站才刚重组，比较混乱，所以这个任务后来被戴笠交给了时任国民党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头上。
陈恭澍是军统有名的杀手，之前就策划过刺杀汉奸张敬尧，比较有经验，他在接到任务后，立即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刺杀小组，其主要成员有：
“北平站行动组成员王文，天津站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天津站直属情报员吕问友、杨玉珊。”
北平站、天津站分工比较明确，天津站主要负责侦查吉鸿昌的行踪，北平站负责具体的刺杀。
不过，因为是在租界，陈恭澍一开始也找不到吉鸿昌的行踪，派了几批特务跟踪，都只是一段时间。
陈恭澍后来干脆换了办法，让手下的特务出去，从自己的渠道去找消息，这么一改变，果然有了新的收获。
天津站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在摸排时，意外联系到了一个叫郑恩普的军人，此人虽然没参加过西北军，与吉鸿昌也不熟，但据此人交代，吉鸿昌在动员军人反蒋过程中，曾接触过他。
更为关键的是，郑恩普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消息，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三楼（根据吕一民供述是在二楼）租了个房子。
陈恭澍大喜过望，在送走郑恩普以后，立即派出特务，并在吉鸿昌所租住国民饭店三楼房间对面也组了一个房子，以便就近监视。
调查了一段时间后，陈恭澍摸清了吉鸿昌活动的规律后，制定了刺杀计划：
“王文负责执行，吕问友在外开车接应。”
可惜的是，吉鸿昌对此情况一无所知。
三
对特务跟踪的情况，吉鸿昌心里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很多时候，都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办公生活。后来他以连襟林少文之名，将法租界国民饭店38号房间租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可吉鸿昌也没有想到，特务居然也摸到了这个地方，并且还摸清楚了他活动的规律。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计划召集各路人士到国民饭店房间会商，考虑到特务监视，他是以打麻将为名义把人叫来。
不过，就在众人一圈又一圈的打麻将时，对门的特务已经提前安排了人监视，但因为摸不清房间的情况，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陈恭澍急不可耐之际，杨玉珊领着一个小女孩出现给他提供了一个想法。
当时，小女孩随身带着一个皮球，于是陈恭澍决定，让小女孩在走廊里玩儿皮球，伺机让特务探听房间里的情况。
无巧不巧，吉鸿昌所在的房间有个大气窗开着，于是特务们灵机一动，把皮球从气窗扔进去。
就这样，特务们借机敲开了房间门，并最终确定吉鸿昌就在房间中。
随后陈恭澍迅速安排，王文迅速来到吉鸿昌房间门口，在发现门上锁后，一脚踹开房门，不等屋子里的人有所反应，直接朝着对面的人连开三枪，很快坐在对面桌子的人就倒在血泊之中。
当时，倒在血泊之中的不是将军，而是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刘少南，因为打麻将要换风，他刚好坐在之前吉鸿昌将军坐的位置之上。
不过，因为跳弹的关系，吉鸿昌将军还是受了伤，同住的爱国将领任应岐也受了不小的伤。
吉鸿昌将军眼疾手快，一见特务冲进物子开枪，立马飞身上前，打掉了王文手里的枪，这也让王文失去了再补枪的机会，只好灰溜溜的逃走。
与此同时，屋子里的人担心还有其他特务埋伏，所以也没有去追。
直至法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来到，将吉鸿昌将军拷走。
尽管未有证据表明法租界工部局在此次刺杀事件中有参与，但从他们进入屋子后的情况来看，他们对吉鸿昌将军的情况很明显是知情的。
值得一提的是，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并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的还有任应岐将军，他与吉鸿昌将军是同时遇害。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吉鸿昌遇害一案调查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除了陈恭澍逃到了台湾，王文死于抗战时期外，参与刺杀吉鸿昌的吕一民、吕问友后来都被逮捕。
吕一民化名李善斋，曾住在北京西单牌楼辟才胡同，1951年1月23日被捕时已经年过五旬，他在被捕以后，曾留下了供述，对自己当年参与刺杀吉鸿昌一事供认不讳，并在狱中悔恨：
“成了人民的罪人了，是不可恕了，今日悔之不及了。”
1951年3月28日，天津市公安局根据吕一民过往的罪行在给法院的处理意见中写道：
“查军统北京稽查处副处长吕一民一贯反人民，并曾杀害我抗日将领吉鸿昌、任应岐两将军，实属罪大恶极，依法应处以极刑。”
同年3月31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以反革命罪判处吕一民死刑。
值得一提的是，在吉鸿昌将军牺牲后，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抗日全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经过多年血战，我们获得了胜利。
想来将军泉下有知，必然会感到欣慰。
凶手伏诛后，吉鸿昌将军妻子胡红霞、吉瑞芝兄妹为父亲扫墓，借此告慰父亲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