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情报工作，人们总会想起龙潭前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和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也会想起军衔为中将的吴石与郭汝瑰，却很少有人知道原军统西北区区长、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也是一位“峨眉峰”。
吴石当然不是吴敬中或余则成的历史原型，郑耀先的历史原型也不是程一鸣或钱壮飞——尽管《风筝》小说原著中郑耀先的原名叫“钱溢飞”，但钱壮飞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跟军统的郑耀先不是一条线上的。
当年周公领导的秘密战线精英云集，甚至连老蒋的速记员都是我方特工，“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替老蒋制定的许多重大战役的作战计划，延安或西柏坡都比老蒋先看到。
在红军时期，在老蒋最信任的司令中，也有一位我方特工，就是他把老蒋亲自制定的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三四斤的方案，打包送给了红军，红军之所以下决心长征，也跟这份情报有关。
向红军提供“铁通计划”全部文件的蒋军司令名叫莫雄，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不太熟悉的名字：问一百个人，可能有三五十个知道余则成郑耀先，却未必有一个人知道曾当过粤军第四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老蒋亲自委任的江西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督察专员兼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的莫雄。
如果不是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的莫雄亲自写了一篇《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共》，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史料，还真没有多少人会知道。
莫雄是1907年加入的老同盟会盟员，参加过北伐、讨桂，还当过中山先生的警卫，跟薛岳、张发奎、杨永泰等人的关系都很好，就连老蒋见了他也是十分客气。
1933年底到1934年初，“赋闲”的莫雄都在薛岳的第二路军驻南昌后方办事处享受贵宾待遇，并在那里巧遇了老蒋“江西剿共行营”秘书长、有“蒋家毒诸葛”之称的杨永泰。
杨永泰见了莫雄口称“大哥”并热情拥抱，然后把莫雄从薛岳官邸“抢”到了自己家中。
莫雄回忆：“他知道我一向与蒋委员长关系很好，只不过其中断了两年线（在私交方面，我与蒋氏表面上是较融洽的，我每次去见蒋，侍从室的人极少刁难，蒋见到我时亦是哼哼哈哈地应答我，颇具老同事的味道，这点杨永泰是清楚的）。杨又说，他很乐意为我与蒋‘驳线’（广州话接续之意）。”
“毒诸葛”杨永泰万万没想到，他这一举动，让老蒋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再一次以失败收场，把他精心制定的“铁桶计划”送给红军的，就是他极力向老蒋推荐的这位有“五色将军（三山五岳、红黄蓝白黑条条道道上都有好友）”之称的“莫大哥”。
杨永泰拍着胸脯对莫雄打包票：“蒋先生最近拟在江西实行专员制度，为了剿匪方便，把全省划分为几个行政区，我给你弄个专员干，你看如何？行政督察专员是文官，等于道台衔，又兼保安司令，是武官，等于镇台衔，又文又武，一手抓两印，极好玩的。”
莫雄假意推脱：“保安司令是打仗的，我还可胜任，至于行政督察专员这个文官，畅公（杨永泰字畅卿，如此称呼，就跟称白崇禧为健公、李宗仁为德公一样），你知道我是个老粗，干不来的。”
杨永泰依旧大包大揽：“管它什么文武，我说你得就是咯！这个位置是要当过师旅长或军长的将官才有资格担任，所以由你去当是很合适的。”
杨永泰还真没有吹牛，两天之后，他就把老蒋给莫雄的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的委任状拿到手，还给了莫雄三千现大洋的支票——那可是凭票即付的真银子！
莫雄拿着两张委任状，马上赶到上海找到了地下党组织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我准备与老蒋斗法，用他的拳头去打他自己的嘴巴。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1934年3月末，莫雄的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以及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正式组成了，我们看看这两个机构的核心人员就知道这件事情多有趣了：江西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督察专员莫雄，专署主任秘书刘哑佛（后牺牲），情报股长贾绍谊（解放后任四川长寿县狮山滩招待所所长），文教科长阮退之（解放后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任科员：薛代旦（在广州某医院任职），科长傅肖先（解放后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科员丘镛（后牺牲）：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司令莫雄，副司令胡毅、陈修爵（后来被上海地下党调走），主任参谋卢志英（解放前夕牺牲），情报参谋项与年（解放后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
当时跟着莫雄干的地下党有几十位，莫雄还介绍了很多地下党打入高级特务训练班，还介绍了介绍了十多人到蒋的南昌行营（当时南昌行营调查课是一个特务机构，后并入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程一鸣、吴景中都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后先进的调查课，后入的特务处）。
莫雄带着几十个地下党组成的两个机构，管辖着德安、九江、星子、瑞昌、彭泽、湖口七个县，老蒋认为莫雄很能打，所以才把红军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交给他“镇守”，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莫雄的回忆也很有趣：“司令部及行政督察专署成立后，这里的党组织马上与当地红军及苏维埃政权取得秘密联系，在地下党的巧妙安排指挥下，我率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均“胜利”上报，项与年告诉我，部队在“进剿”山区时，通过各种巧妙的形式将大量弹药物资送给了红军。这样一来，别的专区天天闹警报，我的专区‘风平浪静’。老蒋大喜，给我来个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
因为莫雄“战绩辉煌”，老蒋和杨永泰真把他当成了可以信任的心腹，于是1934年9月底，莫雄奉蒋介石密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
这次秘密军事会议，主题当然是布置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主要作战计划，全部出自“毒诸葛”杨永泰之手，该计划名为“铁桶”：调集一百五十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
毒诸葛的计划不可谓不毒：他事先画好了详细的作战部署图纸，地图上划分了很多编了号码的格子，规定哪个部队或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地图上某个格子所规定的位置，并按规定马上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砦、拒马，构筑火力网及碉堡群、地雷阵，包围圈完成后，各部队便依照命令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七到八里，不许快也不许慢，每推进一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五公里筑一道碉堡线，这样四面合围，在瑞金周围建成三百道铁丝网三十条碉堡线。
“铁桶计划”预计在对瑞金的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出十二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的时间，一俟包围圈形成，这十二个师随即撤离，同时立即断绝这里一切除军事需要以外的交通，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资来源。
莫雄看到这份计划书也惊呆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并已着手实施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现，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因为深受老蒋和杨永泰信任，莫雄也像其他省的一把手和司令一样，拿到了盖着蓝色“极秘密”印章的文件，回到防区后连饭都顾不上吃，就把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火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几位地下党看到这个铁桶计划，脸色也全变了。
三位地下党连夜用密写药水将整个“铁桶计划”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路线、指挥机构等要点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也将作战图用透明纸描摹下来，直到天色放亮才密写完毕，项与年乔装改扮立刻出发。
为了伪装通过敌人封锁线，项与年用石头敲下四颗门牙，装扮成一个两腮肿胀、头发蓬乱衣着褴褛的老叫花子，把四本密写字典藏在要饭口袋里，上面还盖上了发馊的食物，翻山越岭直到10月7日才到达瑞金沙洲坝，将情报交给周公和克公，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多数读者都知道，笔者就不再赘述了。
老蒋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之所以能在“铁桶”封闭之前开始长征，就是因为莫雄把那三四斤重的详细计划打包送了出去，居然派专机把莫雄接到暗藏面授机宜。
老蒋为了说明他的意图，还叫莫雄把随身的笔记本拿出来，然后在上面开始了微操指挥：“他翻开本子在上面画出了三省交界地图，标出四川古蔺、贵州毕节、云南镇雄这几个县名，说这里聚散着七八千红军伤员。”
老蒋配给了莫雄一个师的正规军（原先莫只有三个保安团），结果莫雄安排了一些地下党，整天陪着这位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喝酒，打仗的事情一概“顾不上”，直到半年后伤员全部转移，陈光中除了喝酒纳妾，啥事儿也没干。
1935年12月，陈光中的六十三师调离毕节，那块地盘就全由莫雄说得算了，于是在1936年2月，贺龙、萧克带领红军向毕节开来，而莫雄一枪未发把部队拉进了山沟。
贺龙萧克平安过境，莫雄“司令部”很多人也跟着走了，这下可气坏了老蒋，直接下令将莫雄扣押。
要不怎么说老蒋昏聩、毒诸葛名不副实呢，他们把莫雄关押了一百五十天，一次没审就放了出来，而且出面保释莫雄的，就是杨永泰和张发奎、陈诚，老蒋把莫雄叫过去“批评”了一顿，然后又交代了新的任务。
老蒋已经知道莫雄身边有很多地下党，但却一致认为莫雄只是失察：“你根本不知道共产党，他们是很厉害的。他们是积极、能干、有本事的人，但很危险，不能用的，知道吗？”
莫雄点头称是，老蒋居然消气了：“你现在跟陈诚参谋长到两广搞策反，戴罪立功，要多立些功！”
莫雄丢了地盘，居然又成了老蒋委任的“军事委员会特派员”，优哉游哉地跑到汉口找陈诚研究进行策反两广的事情去了。
两广还没等策反就消停了，莫雄继续异地做官，先后当了韶关专员兼保安司令、“北三十二挺进纵队”司令、北江交通警备指挥所主任、广东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省府顾问，杨永泰已经在1936年被狙杀，似乎已经没有人再提起当年第五次围剿泄密之事了——只有薛岳例外，这个薛伯陵走正常渠道搬不倒莫雄，居然要派人搞刺杀，结果交游广阔的莫雄事先得到消息，早早躲去了香港，薛岳也就只能顿足捶胸追悔莫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