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诞生以前的历史上,毛主席本人指挥过太多经典的战役。

不过,根据他本人的叙述,在如此多的战役中仅仅也只有一场能够称得上是他“平生最得意之作”,那便是1935年四渡赤水之战。

在这不久之前,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也才刚刚被确立,面对的各种情况也是凶险万分,而毛主席的用兵如神,在这场战役当中便展示的淋漓尽致。

而四渡赤水的战役,也是最能体现出红军长征精神的战役,这场毛主席在军事上的封神之战,超越了三大战役,过程非常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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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关键的两党“对弈”

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蒋介石也很快发现,中央红军有意和四川方面的红军汇合,决定将红军歼灭在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

红军也正准备西进四川,到达了川黔边境的土城一带,身后的追兵也很快赶来,经过仔细的讨论,中央决定在土城一带集中力量向川军发动突袭,用速战速决的方法消灭掉对手,为部队经过进入川南一带争取宝贵的条件。

很快,红军便和川军的6个团在土城打了起来,疲惫的红军并没有达到歼灭作战的目的,反而川军这边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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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过这样的评价:

“毛主席和他的部下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极为激烈的战斗,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在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官是郭勋祺。”

在这种情况下,军委意识到了当前的战争恐怕难以持续下去,如果拖下去也必然会遭遇风险,于是红军决定撤出战场,西渡赤水河。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全军第一次淌过了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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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土城之战,则是一场回拉锯战,让红军同样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可以说算是一场败仗,由于没有摸清楚敌情的原因,敌人的数量已经超出了预计的一倍多。

也正是这一战,让所有指挥官都不敢掉以轻心,他们也发现了川军的战斗力远高于黔军。

不过,在渡过赤水以后,毛主席等军事领导人很快发现了局势依旧十分不利,因为川南泸州这一带是四川最为繁华的地区,也是川军布防的重要区域,因此当红军进入川南以后,接连遭遇到了川军的围追堵截,处境也变得异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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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全新的斗争形势,红军在扎西一带停留了很久,还大幅度压缩了编制,除了红1团以外,师一级的编制几乎被全部撤销,全军为了更好的适应战场,转而编为了16个团。

国民党这边,蒋谋黔,其中最为关心的便是桂系部队。

他也专门给薛岳打了一个电话,提到部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表现出来。

随后,他便派出了自己的“中央军”进入贵州,以堵截红军为由,在贵阳附近集结了重兵,正是希望能够切断红军的所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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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

红军之所以有周旋的可能性,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军阀背景下的内卷,首先是南京蒋介石暗藏心机,其次,地方上的四川、云南乃至贵州地区全都希望明哲保身。

比如,当时川军一路追着红军跑到了云南,很快就遭到了滇军的围堵,命令对方的部队早点离开自己的地盘。

红军也在夹缝中思考着自己未来前进的道路。

在注意到贵州势力和其他地方差距比较大以后,军委决定再次渡过赤水返回贵州一带,结合各方势力各怀鬼胎,在云贵川中间一带创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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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2月18日之后的三天时间里,中央红军先后渡过了赤水,从而重新进入了贵州地区。

果然,贵州北部的部队防御能力并不强,红军也得以势如破竹推进,接连占据了桐梓、娄山关及熟悉的遵义。

而关于红军的这些举动,天真的蒋介石竟然有非常乐观的解释,他觉得:红军之所以再度折返回贵州,是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了。

当然了,他也知道这些地方军阀是不会为了消灭红军而付出全部努力的,他也决定让自己的“中央军”前去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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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本人的严词催促之下,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贵州,开始对红军保持紧迫的追击姿态,蒋介石本人也于当年3月2日亲临重庆,就近指挥战事。

毛主席、周总理和王稼祥共同组成了“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红军这边原本希望能够在激烈的战役后在贵州站稳脚跟,随后,毛主席又判断蒋介石这边肯定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因此也放弃了原定的作战意图,打算寻找更加有利的作战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