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作者产生共鸣，是鲁迅研究《红楼梦》的原因之一。他善于收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和相关绘画，并不时在杂文和日记里予以记载。正是有了对《红楼梦》从文字、思想、语言、人物刻画等方面的深研细究，让鲁迅先生感悟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家中有一套《鲁迅全集》，高高矗立在书柜上面，书桌前回首，就可看到它们。这些书，像一双双智者的眼睛。我还是很喜欢鲁迅的，其中大多数文章，我还是读过一遍的。作为一位当代作家，《中国小说史略》不能不读。这是收集在全集第九卷中的文字。出版界流行很多单行本，有人还对此做过研究。鲁迅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做学问，需要一双睿智的眼睛在浩瀚书海里搜寻，可不像今天随便一搜索就可以找到许多资料。鲁迅先生的读书量是惊人的。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细致解读，系统而中肯，颇多可取之处。尽管今天读来，对中国小说史的梳理，还有不少缺失；但在彼时彼刻，能对中国小说做这样的整体梳理，也彰显出鲁迅先生的学术品质和对文学的贡献。
在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里，鲁迅先生对清朝的小说分成四派：拟古派、讽刺派、人情派、侠义派。而他把《红楼梦》分在人情派一类，足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这部名著的认知，把它从其他多种小说解读中分离出来。鲁迅先生是明智的，他在对《红楼梦》的价值判断中，清晰感知到“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但是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鲁迅先生不愧是目光如炬的作家，他的分析是很有穿透力的。鲁迅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境？与其经历和当时的社会现状及其个人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与作者产生共鸣，是鲁迅研究《红楼梦》的原因之一。《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于荣华，终于零落。作品中无不藏匿着作者所经历的苦难生活的切肤之痛，这是“文穷而后工”的必然结果。有了这样的变故，才会有更真切的作品存在，古今中外，莫不如是。鲁迅先生的家境，也与曹雪芹相仿。祖上曾承接“皇上恩德”，到了祖父和父亲这两辈，家境渐渐败落下来。如此境遇，很容易让鲁迅对《红楼梦》所描述的故事产生共鸣。这种身世的代入感，自然也成为鲁迅评价《红楼梦》和作者的准绳。
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所叙的意思，推测之说也很多”的现象予以分析，认为“作者自叙，实是最可信的一说”。今人多用现在的语境和心态来揣度《红楼梦》，就不如鲁迅的感受最贴近。笔者到过绍兴鲁迅先生的故居，能切实感到一个殷实之家陷入困顿后，对一个孩子成长身心的折磨。曹雪芹先生从个人经历中体会到世态炎凉，以冷静之眼描述现实之社会；鲁迅先生从生活的困顿中，感受着社会的变迁和人情冷暖。生活造就了鲁迅的观察力和心灵敏感性，这也怕是鲁迅先生将这部小说归之于“人情派”小说的原因之一吧。
结合时代现象，促进社会进步，是鲁迅分析《红楼梦》人物的主要追求。鲁迅先生是文化旗手，他的很多文章是针砭时弊的。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而是有着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的作家。鲁迅生活的时代，正是脱胎于清朝封建统治，又受制于民国酷烈政治风气影响的时代。民族和国家，呼唤着希望的未来；青年人渴望在迷茫中奋起，社会处于改变前的混沌期。鲁迅先生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社会现象，便运用其如椽大笔，鞭笞这些腐朽势力。鲁迅先生的杂文之所以出名，就在于他善于古为今用、直指社会痛点。
《红楼梦》中的人物，不是单纯用来逗乐的小说人物，更是可以拿来批判现实社会的有力武器。鲁迅先生随时拿来，借此讽刺社会现象。鲁迅在他的杂文里，多次提及《红楼梦》里的人物。正如他所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正是有了这种发现，让鲁迅先生对《红楼梦》中的诸多人物性格了如指掌，时常拿来做现实的对照。鲁迅先生提出要把《红楼梦》当作一个艺术品来鉴赏。他把焦大、林黛玉、贾宝玉等人物，与现实中的新月派、文人文章、青年情绪联系在一起，让其杂文更有艺术感染力。他高度赞美《红楼梦》“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功夫。这正是当代作家所要学习的技巧。柳青先生“贴着人物说话”的描写技巧，无疑是这种传统的忠实继承者。
超乎一般学者的思考，是鲁迅先生宽宏格局的具体体现。鲁迅先生对学界“推测之说”，一一辨明真伪。肯定了胡适之先生对作者的考证，但对《红楼梦》是“纳兰性德的家事”一说，则摆出许多不同点，予以反驳；对另一说“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也一点点从生活的常识逻辑和历史事实一一对照，说明其不可能性；对“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说法，也认为“近于穿凿”。鲁迅倒是同意“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
从鲁迅先生的日记和后人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里，可以看到鲁迅先生与《红楼梦》研究者胡适之、俞平伯等人交从甚密。他善于收集《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和相关绘画，并不时在杂文和日记里予以记载。鲁迅是以研究者的姿态对待这部名著的。正是有了对《红楼梦》从文字、思想、语言、人物刻画等方面的深研细究，让鲁迅先生感悟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续作十分厌恶。对这种仍以“缠绵为主”的小说和近于写实的妓女小说予以批驳——“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显示了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充分肯定。鲁迅先生曾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鲁迅先生的这种说法，至今犹在。当下，解读《红楼梦》的各类图书纷纷出笼，味同嚼蜡。奉劝诸位读者，还是找来《红楼梦》原著来读，即使版本有缺漏，也比当代人的胡乱解读更有价值。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戴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