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由于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察举选官名实不符，很难选拔到真正的人才。同时，汉末以来，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背井离乡，“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难以掌握士人的真实情况，使察举制无法实施。
曹操在割据势力混战过程中，实行“唯才是举”，广泛吸收人才。曹丕称帝之后，为使"唯才是举"这一选举原则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遂根据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九品官人法"，亦称九品中正制。
曹魏初行九品中正制时，由于中央选择的中正多以“贤有识见者为之”，中正能够采择舆论，品评人物也能够做到“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这项制度体现了“唯才是举”的精神，并且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干的人充实官吏队伍。
西晋时期，中正一职都为各地在京做官的世家大族所把持，他们品评人物时，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完全转化成为世家大族垄断选官途径的工具。九品中正制的发展演变，使世家大族的势力急剧膨胀，从而产生了士族门阀。士族门阀是以家族为单位，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政治上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的特权阶层。
三国初年，曹魏和蜀汉虽然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豪强大族，但其政权基础仍是世家大族。魏、蜀、吴三个政权都是依靠世家大族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司马氏代魏建晋，也是借助于世家大族的力量才得以实现的，其中平阳贾充、河东裴秀、太原王沈是其代表。所以，“泰始中，人为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裴、王、贾，济天下。’言亡魏成晋也”，形象地说明了世家大族在灭魏建晋过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伴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增长，他们享有的各种特权由习惯上的传承变为法律上的承认。于是，魏晋之际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的法令规定。诸如曹魏实行的"租牛客户制"，东吴的世袭领兵制和赐田复客制，西晋的官吏占田荫客制，以及九品中正制等。这些制度的实施，使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特权通过法律的确认和维护，完成了制度化的历史过程。士族门阀制度终于在魏晋之际得以形成和巩固。
士族与庶族的政治地位不同，社会地位也相差悬殊，连生活习俗都保持着严格的区别，互不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士族门阀在改朝换代的风云变幻中，始终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安稳地享受着世袭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经久而不衰，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显贵士族门阀，历经两晋南朝各代，一直处于权力中枢地位，根深蒂固，坚如磐石。南朝梁时，琅邪王氏后裔王筠还自我夸耀说，两晋以来，“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如吾门世者也"。
士族门阀不仅享受依官品占田的特殊待遇，而且可以封占属于国家的山林川泽。士族门阀与庶族寒门之间的界限也更加严格，以“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作为政治准则，等于宣告士族门阀不受法律约束。
家族析分现象在南朝各代已经十分普遍，史载：“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室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大家族在析分过程中，财产分散，破坏了家族经济的统一。各个家族的分支交往稀少，关系疏远，宗法观念淡漠，从而使士族门阀在家族分化的过程中势力减弱。
与此同时，东晋与南朝各代政权多次实行将侨居人口按现居住地登记管理的"土断"政策，以及放免奴客等措施，使士族门阀控制的依附人口大为减少，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这也削弱了士族门阀的势力。
统治集团内争及其相互残杀，促使士族门阀整体力量遭到削弱，如东晋初年的王敦之乱，诛杀周颤、沈充等士族人物，周、沈两家士族势力从此一蹶不振。桓温专权时期，极力排斥庚氏和殷氏等士族，司马道子执政和桓玄叛乱，沉重打击了太原王氏家族势力。梁朝发生的侯景之乱和江陵之变，使南方士族门阀迭遭致命打击，势力愈益衰弱。
士族门阀由于政治、经济特权受到法律保护，高门子弟凭借门第就可以“坐致公卿”，从而丧失进取心和竞争力。他们普遍追求享乐，不学无术，参加策试雇人答卷，出席宴会请人赋诗。平日里宽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车，入则人扶。
南朝时期，寒人的政治地位及作用都明显提高。他们在国家机构中担任的官职虽然品级仍不很高，但机要性极强，因此掌握了许多实权。寒人担任的中书舍人一职，原来只是中书省的一般官吏，职责为掌理表启章奏。但在宋、齐时已经侵夺了宰辅机构长官中书令的职权。
中书舍人分掌政务，往往专权用事。刘宋时，寒人出身的戴法兴、戴明宝、巢尚之等人担任中书舍人，孝武帝刘骏处理官吏的选授、升降和赏罚等大事，都与他们商议，然后作出决定。
寒人在地方州镇担任的典签，原先不过是府州内部议论政事时传递文书的小吏，但在南朝各代大力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它的作用受到重视。从宋孝武帝时起，为了抑制士族在地方府州中的势力，便任命寒人为典签，对府州行使监察权，以至"诸州惟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