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燃烧的岛群”第835和第836篇原创文章合并，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全文共11246字，配图16幅，阅读需要20分钟， 2022年5月16日和17日分别首发，2024年6月12日合并重发。
【注】本文编译自Rebecca Grant.The Second Offset[J].AIR FORCE Magazine，2016，（7）：32-36.配图有改动。
“当苏联拥有与美国的核均势地位之后，美国重新获得了军事优势——通过技术。”
图1.“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地勤人员正在安装导引头，之后组装好的制导炸弹将挂到背景中的F-111战斗机上
上世纪70至80年代，数量庞大的苏联坦克、军队、喷气式飞机和舰艇让美国的国防领导者们感到不安。他们并不追求与俄国人在冷战期间日益增长的数量优势平起平坐，因此他们必须找到另外一条路来震慑苏联。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采取的方式是用一边倒的核力量来抵消苏联压倒性的常规军力。尽管如此，随着苏联在70年代初大致获得了与美国对等的核地位，美国选择使用核武器的效用被削弱了。常规军力不对等的幽灵再次出现了，即：西方无法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抵挡住苏联的常规力量。直到此时，美国才意识到它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抵消苏联庞大的常规力量优势——比如坦克。
图2.北约于1982年在欧洲开展的一次演习期间，一名第82空降师的士兵正在下达发射命令
在此背景下，便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次抵消战略”。尽管美国无力担负起一场在坦克数量方面与苏联平起平坐的军备竞赛，但它可以部署数量较少或战斗力极强的高质量武器装备、领先的技术和相关的作战理念。这是一场质量对数量的战争。
这一切并未得到大张旗鼓的宣扬，它常常被笼罩在针对美苏核战略的宏大辩论的阴影之下。而且，美国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收获到第二次抵消战略的硕果。
这个不算广为人知的战略在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等多位总统执政时期曾数次在世人面前展露过其锋芒，并最终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精确打击革命”。根据吉米·卡特执政时期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的说法，第二次抵消战略中一些最深刻的领域均出自美国空军。
当苏联部署了令人恐惧的新型SS-19核导弹（这款导弹可携带多枚独立瞄准的再入式弹头，即MIRV）后，对第二次抵消战略的需求开始变得急迫起来。美国的领导者们意识到，苏联的战略核均势甚至潜在的核优势可能会创造一个脆弱的“窗口期”，这一窗口期可以让莫斯科方面在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地掌控国际政治。
图3.发射升空的苏联SS-19“三棱匕首”洲际弹道导弹
这一理论最出名的鼓吹者是尤金·罗斯托夫（Eugene V. Rostow）和保罗·尼泽（Paul H. Nitze）。他们于1976年成立了“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他们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游移不定，那么我们在整体军力方面将变得低苏联一等。”“到那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被孤立了，并面临源源不断的来自苏联的政治压力，这些政治压力将得到苏联压倒性的优势军力的支撑。”
1976年，苏联人部署了其首款机动式战区核导弹SS-20。1978年，苏联对美国的核优势达到了顶点：这一年苏联的核弹头总量达到了25393枚，首次超越美国（24243枚）。俄国人自1974年以来已经增加了8000多枚核弹头。西方的担忧是，倘若苏联人拥有了核优势，那么他们就会有意愿来冒险向北约发起常规进攻。
图4.苏联SS-20“军刀”机动式地对地弹道导弹，这是苏联第一种采用固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哈罗德·布朗在其著作《星条旗之安全》（
Star Spangled Security）一书中回忆说：“苏联军事领导人在他们的条令文件中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他们可以在欧洲赢得一场‘闪电战’式的胜利。”布朗在1965至1969年间担任美国空军部长，1977至1981年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
用超级火力提升北约的常规军力以粉碎华约的地面进攻成了头等大事。特别的，这意味着发展能够搜索、定位并摧毁一线苏军部队的力量，同时在苏军的后续梯队试图突入西德境内时对其予以打击。
第二次抵消战略寻求能够进行精确攻击的先进技术，旨在让北约抵消苏联在坦克和其他常规力量上的巨大数量优势，并将其削弱到可以在战役中应对的水平。
“我们并不认为单凭自己的战区核力量便会打败一场苏联在欧洲发动的决心坚定的进攻，我们主要依靠常规部队来慑止常规进攻”，布朗在1980年这样对国会说道。“例证之一就是，我们绝不允许这样一种态势出现，即：苏联人的SS-20导弹和‘逆火’轰炸机能够阻断并摧毁我军战役预备队的队型与机动，同时我们还无法威胁对应的苏军部队。”为了威胁那些苏军部队，美国需要对苏军的防空和地面部队目标发起迅速的精确打击。
图5.冷战期间美军对抗华约部队推进的一种队型
空军人员被要求做到这一点已经有十多年了。布朗将其归功于美国空军的“1963年项目展望”（1963 Project Forecast），这份文件得到了伯纳德·施里弗（Bernard A. Schriever）将军的指导。该文件也被视为精确打击的起源。施里弗将军最顶级的建议之一就是集中精力研究“零圆概率偏差”（0 CEP）的问题。
根据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A. MacKenzie）在其著作《为了精度：核导弹制导系统发展史》（
Inventing Accuracy: A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Nuclear Missile Guidance）中引用的说法，早期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民兵Ⅰ”）的圆概率偏差为1.3至1.7英里（约2.1至2.7千米）。在“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下，精度较差的洲际弹道导弹可用于打击敌人的城市，而要想开展可信的“打击军事力量”战略的话，就必须让导弹的精度高到足以直接命中苏联的军事目标。
在其出版于2012年的回忆录中，布朗写道：“从上述理念提出开始，后面的好几代精度越来越高的武器都被称为‘精确制导弹药’。”
当然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原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进液浮陀螺仪和其他惯性导航元件上，现在不得不转向利用光电、激光以及后来的全球定位系统来提升精度。
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空军对精度的追求已经有了雄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展精确打击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1972年美国空军使用激光制导炸弹摧毁了北越境内的清化大桥。在871次不成功的空袭之后，这次空袭的成功证实了激光制导的价值。
图6.1972年5月13日，被美军的激光制导炸弹成功炸断的“龙之颚”大桥（即清化大桥）
寻找“圣杯”
在辅助制导的早期岁月里，F-4“鬼怪”战斗机使用的是光电制导炸弹，炸弹上安装有一台电视摄像机，可以向飞机上的武器系统军官传送图像。武器系统军官可以通过调整图像的对比度来选中目标，并将选定的目标回传给炸弹，炸弹便会自己飞向目标。激光制导炸弹更先进：它可以循着照射到目标上的低功率激光束（激光束是从战斗机挂载的吊舱中发射的，由飞机机组人员操纵）飞向目标。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这两种武器系统都能可靠地工作。
尽管如此，要想抵消苏联的常规军力优势需要更高的精度。“圣杯”（Holy Grail）是一个攻击移动中的苏联坦克（特别是后方梯队中的坦克）的项目。在理想的情况下，系统无论是在夜间还是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都应正常地发挥作用。
图7.美军设想的用激光制导弹药攻击坦克装甲目标的示意图
1973年，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开展了所谓的“远程研究和发展规划项目”，旨在为总统和联合部队提供更好的工具以应对华约的进攻。这一切是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O. Work）在2015年1月份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的。
相关的抵消策略围绕着一个“作战”的理念进行了整合。第一步是精确地跟踪运动中的坦克和其他机械化车辆；第二步是研发能够精确地命中小目标的弹药；第三步是集中精力研究投放弹药的方式——无论是从地面上发射还是通过飞机投放。相应地，投放这些弹药的飞机需要装备防区外导弹，或者是突防到离目标很近的空中——尤其是针对运动中的装甲目标而言。
美国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副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J. Perry）在1978年作证说：“我们发展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这些能力：无论何时都能看到战场上所有的高价值目标；对我们能够看到的任何目标都能进行直接打击；对我们能够打击的任何目标都能确保摧毁。”
只有在系统融合的细致工作之后才会出现这一切，这也是第二次抵消战略所需要的核心能力。例如，由福特航天公司（Ford Aerospace）研发制造的“铺路大头钉”（Pave Tack）吊舱说明美军在打击精度方面已经成熟了。“铺路大头钉”吊舱融合了多种技术：前视红外技术、激光测距仪和激光指示器。
图8.F-111战斗轰炸机上挂载的“铺路大头钉”目标指示吊舱
五角大楼该如何集中其各项研究努力呢？佩里所扮演的角色（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次抵消战略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出现的：当时美国的指导、管理和资金悉数高度集中在由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创建的“第一次抵消战略”上。在其回忆录《追求和平》（
Waging Peace，译者注：此处记述有误，《追求和平》一书并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而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罗伯特·鲍威尔和研究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著名专家理查德·伊默尔曼合写的著作）中，艾森豪威尔表示，1958年通过的立法设立了“全国公认的科学技术领导者”这一职位，此人应当向国防部长提供建议并“监督国防部所有的研究和工程活动”。
专注于战场
20世纪70年代初，负责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例如，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直接向其汇报工作。从1965年至1981年，布朗、小约翰·福斯特（John S. Foster Jr.）、马尔科姆·柯里（Malcolm R. Currie）和佩里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由精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科学和研发工作进行了不懈的领导，他们始终让工作保持在正轨上，即使政府更迭也是如此。
成功的另一个要素可能是相对低调的行事方法。初出茅庐的第二次抵消战略绝不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开展的战略对话的主要部分，因为学术界和煽动者们都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局势缓和、军备控制和核均势的危险方面。核武器战略是压倒一切的，这常常将与抵消战略有关的常规力量的辩论降级到了国会听证的水平。事实上，第二次抵消战略是在没有多少扯皮辩论的情况下开展的——至少在某些与抵消战略有关的项目进入采购阶段之前是这样的。
最持久的研发活动还是专注于战场的。抵消战略的核心并不是某一项特别的技术，而是一个基于精确的作战理念：如何发现并瞄准苏联地面部队，然后迅速将其削弱，以阻止他们横扫欧洲。追求精确作战的紧迫性推动了研究开发工作的起起落落。研究项目可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然后继续下去，并在另一个下一代应用项目中提供实际的能力。
图9.华约组织的坦克机械化部队，冷战期间北约方面的噩梦
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突击破坏者”（Assault Breaker）项目。该理念设想要用防区外武器攻击移动中的后方装甲梯队，这些梯队大量部署在敌人防线的纵深后方。根据1981年政府审计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突击破坏者”项目的组成部分包括：机载地面移动目标指示雷达、配备子母弹战斗部的空基或陆基发射导弹、反装甲自身制导弹药。上面这一切要悉数置于一个全面的通信、指挥和控制网络中。这份审计办公室报告总结说，该项目寻求一种“极高的杀伤概率，同时风险和成本要比现在的战术小得多”。
第二次抵消战略还要求飞机既能直接攻击，也能在防区范围外发射武器。在这当中，科技含量从中等到极高的飞机是最庞大的研发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因被赋予了“默蓝”（Tacit Blue）的代号而为世人所知，该项目被测试人员称为“鲸鱼”（The Whale）。“鲸鱼”项目当时是高度机密的，这架圆鼓鼓的飞机被设计成可在战场上空徘徊，用雷达探测移动目标，同时通过隐身外形保护自身。“默蓝”不仅仅是个模型，而是一架真正的飞行器，其重达30000磅（约13.6吨），在1985年该项目结束之前完成了135次试飞。
图10.陈列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的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中的“默蓝”技术验证机
尽管原型机设计方面的努力最终并没有导致“默蓝”的实战型号出现，但其隐身技术转化成了B-2轰炸机，而其雷达则转化成了E-8“联合星”对地监视飞机的核心装备。
“突击破坏者”是一个经典的抵消战略项目，因为它导致了很多有趣的研究和实验的诞生。美国陆军的“军级支援武器系统”（Corps Support Weapon System，CSWS）是结出的另一个硕果。在“军级支援武器系统”中，美国空军F-111战斗轰炸机上的“铺路机”（Pave Mover）目标指示雷达可以发现大群的苏军坦克，并通过下行的数据链将制导信息传给地面站，地面站然后会发射导弹，同时“铺路机”会保持对目标的跟踪。导弹会在广大的区域内布撒出反装甲子弹药。
最终的抵消战略取决于对主要项目的投入，这些主要项目是向战斗人员提供能力的。其中一个颇受国防部长布朗欢迎的项目是“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缩写为AWACS。布朗在卡特政府上台伊始就加速了该项目，而且他注意到，北约采购E-3预警机这一行为“向苏联发出了一个信号”。布朗还补充说，E-3预警机对北约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军事上，在政治上更有用，因为这款飞机向苏联表明，美国和北约已经变得更加一体化了”。
图11.北约一架部署在西德盖伦基兴空军基地（Geilenkirchen AB）的E-3A预警机正在起飞，照片摄于1988年
抵消战略背后的想法当然会刺激隐形飞机计划的发展，如F-117和B-2。这些飞机的雷达反射信号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它们可以在不被探测到的情况下穿梭于雷达之间，这会导致苏联投入巨资发展的防空雷达体系被淘汰。
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总统走马上任，他准备重建美国的军事优势，抵消战略项目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领导下获得了高速发展。不过，在刚接手时，情况比新政府原先想象的要更糟糕。
根据《里根的统治阶级》（Reagan’s Ruling Class）一书的记载，新政府上任后不久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在办公室里对记者说：“通过每日通报，我们受到了相当大的震撼——了解了苏联军力建设的程度和规模，以及发生的迅速程度——在所有的领域：陆、海、空。”
退役空军中将理查德·斯科菲尔德（Richard M. Scofield）表示：“当时有一个非常脆弱的‘窗口期’，当时里根政府非常强烈地感到能够将其关闭。”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斯科菲尔德中将花了大部分时间来领导F-117项目，以及后来的B-2项目。
图12.制造完工的“海弗蓝”1号原型机，这也是F-117隐身战斗机的雏形，照片摄于20世纪70年代
里根政府还把与抵消战略有关的技术从五角大楼的研究文件夹转移到了主要军种的研究项目中。里根政府为项目提供了资金并持续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专门针对战术空军而打造的一股新能力浪潮应运而生。
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迟至1978年，戴维·琼斯（David C. Jones）将军还在对“美国空军是否能在晚上和欧洲恶劣的天气下击中移动目标或其他任何目标的能力”抱以绝望的态度。他在这一年这样说道：“对我们来说，将全部甚至大部分飞机打造得能够在夜间或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作战将是极其昂贵的。”然而，到了1983年，美国空军已经有多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会提供这种能力了：“小牛”反坦克导弹的红外导引头就是其中之一；“蓝丁”吊舱也是其中之一，该吊舱系统综合了导航与瞄准功能，可在低光照条件下工作。1977年开始的空对空“麻雀”导弹后续项目现在正在以“先进中距空空导弹”（“阿姆拉姆”）的名义而初具雏形。
高级采购负责人凯利·伯克（Kelly H. Burke）中将在国防部1981年拨款的听证会上解释说，推动“蓝丁”和其他项目的“技术融合”将很快让美国空军的单座战斗机“成为一种非常棒的夜间/恶劣气象条件下的作战工具，其将具备在低空一次通场就杀伤多个目标的能力”。这只不过是抵御苏联常规力量和抵挡不断增强的共产主义阵营核力量所需要的力量之一而已。
图13.“蓝丁”吊舱，左为AAQ-13导航吊舱，右为AAQ-14瞄准吊舱
然而，抵消战略的真正成熟取决于美国武装部队资助的重大项目——或者是合作项目。
“31项倡议”
20世纪80年代初，在各自参谋长的领导下，美国陆军和空军之间展开了合作，这被称为“31项倡议”（31 Initiatives）。这些倡议是在战术条令的框架内制定的，包括防空、对敌军防空压制、后方地域作战、联合弹药研发、特种作战以及战斗信息的融合。
“突击破坏者”项目中的许多理念在“31项倡议”中再次出现了。像联合弹药方面的工作和作战信息方面的倡议就促进了抵消战略技术的发展。例如，“倡议20”指定一名空军参谋部的管理者改进夜间攻击能力。作战理念是在夜间实施近距空中支援和精确打击；但实现这一切的方法吸收了在抵消战略名目下资助的技术。
在“31项倡议”中，有2项被明确认为是抵消战略的成果。“倡议18”启动了“联合战术导弹系统”的研发工作，该导弹系统最初被称为JTACMS，后来又被称为ATACMS。这是一种用于精确打击的防区外武器，使用理念类似于美国空军的精确打击，用于抵消华约组织的庞大集群。美国陆军可以将JTACMS作为一种比其炮兵射程更远的地面发射系统来使用。美国空军则在寻求一种空中发射武器，以快速打击防空和其他进攻性防空目标。
图14.美国陆军装备的MGM-140战术导弹系统（ATACMS），可由M270火箭炮发射
“倡议27”则承诺由陆军和空军共同资助JSTARS（“联合星”）项目。该项目是抵消战略资助的“默蓝”和机载战场雷达两大项目的直接成果。虽然JSTARS不是在20世纪70年代抵消战略的鼎盛时期被首次提出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JSTARS逐渐成了一种表现敌人在战场上的机动情况的手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JSTARS先后在伊拉克、塞尔维亚和阿富汗投入实战，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E-8“联合星”战场监视机（JSTARS）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在波音-707客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成，可在防区外对敌人的地面移动目标进行探测、定位、分类，并将实时信息通过保密数据网络传递给美国及其盟国的空军和陆军指挥所。
图15.E-8“联合星”战场监视机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克认为，第二次抵消战略在二十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他估计，1973年启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计划标志着这一切的真正开始。幸运的是，早在战场力量真正配备齐全之前，抵消战略方面的研发努力就在国际外交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首次重大的胜利出现在1984年。据沃克的说法，苏军参谋部研究了美军发展中的“侦察打击一体化”的情报——这是苏联人的术语，用于描述西方那场所谓的“军事革命”中的事物，并且得出结论认为，通过使用这些“非常精确的末制导常规弹药”，西方军队将获得“与战术核武器一样的毁伤效果”。沃克说，苏联人当时“非常依赖作战模型”，而当他们把西方的新东西输入模型并得出结果后，他们表示“自己已经没戏了”。
美国空军率先向世人展示了抵消战略的早期成果。1986年，为了报复利比亚对西柏林夜总会发动恐怖袭击并炸死美国军人一事，美国海空军联合发起了“黄金峡谷”作战行动，这场行动给世界带来了某种“高技术战争”的味道。美国空军的F-111在突袭中使用了“铺路大头钉”红外图像采集吊舱，以便精确地投掷500磅（约227千克）重的炸弹。根据记录，至少有一架停放在的黎波里机场上的利比亚伊尔-76运输机被炸弹直接命中。海军的A-6攻击机也进行了精确打击。
图16.挂载有4枚GBU-10“宝石路Ⅱ”炸弹和1具“铺路大头钉”激光目标指示吊舱的F-111战斗轰炸机
五年后，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精确打击不断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头条新闻。沃克表示，美国已经开发出了其知道苏联“无法复制”的技术。他说：“我们在1991年向世界展示了这些技术，它们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动用了E-3预警机、两架实验性的“联合星”、新型雷达制导导弹、反辐射导弹、激光制导炸弹、卫星制导导弹、卫星辅助导航/定时和隐身战机。总而言之，第二次抵消战略的技术彻底击败了由苏制装备武装起来的伊拉克空军和地面部队。经此一战，苏联意识到其军事技术已经过时了，而这一巨大的冲击在同年的苏联最终解体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次抵消战略并没有止步于此。激光制导炸弹在天气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是无法良好地发挥作用的。在经过一系列积极的发展项目后，美军作战机群中每一架能扔炸弹的飞机都成了精确打击平台，它们广泛装备了可由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制导的“杰达姆”炸弹。创新的设计和大规模生产使高精度武器的使用不仅越来越广泛了，而且也更便宜了。空中战役的规则已经被彻底改写了：空勤人员不必再规划需要多少架飞机来摧毁一个目标，现在关心的是一架飞机可以摧毁多少个目标。
第二次抵消战略的技术在1999年针对塞尔维亚的空中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场战役中，敌人仅仅因为美国人的空袭而最终放弃了预期的目标，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为了取得成功，第二次抵消战略要求有初始的愿景、时间和连续多年的投资，以及当政府在不同党派间来回更迭时各政党有意愿将研发活动继续下去。对此，布朗总结得最好：“卡特政府发起并制定了这些项目，里根政府为他们接手下来的不少项目付了钱，而布什政府则实际使用了这些项目。”
- 全文完，敬请期待下一篇！ -
作者“阿登的苦林”其他文章可以从下面的链接进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