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的死能引起朝廷重视，能追究贪官污吏之罪，我死而无憾！”
2001年，山西省晋中市发生了一起极其令人发指、备受争议的事件。
一名枪手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三个小时就枪杀了14人，并致3人重伤，其中包括一名10岁的儿童。
被捕后，该男子表现得十分“豁达”，一副“为正义牺牲”的样子，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正义，并要求审讯人员尊称他为“骑士”。
不仅如此，该男子还抱怨警方破坏了他的计划——如果他没被抓住，他计划再杀死至少30人。
警方调查此案时震惊不已：虽然此人的行为邪恶不可饶恕，但他作案的理由却可以理解。事实上，如果换做其他人，很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此外，此事也充分说明了什么叫“山高皇帝远”——有涉案官员甚至公然喊话：你想告我都可以，就算你在北京告我，我也不会给你签字，你能怎么办？
我们从头开始谈这个问题。
这名男子名叫胡文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很有名气。
他1954年11月11日出生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大峪口村一个普通家庭，高中毕业后便辍学，随后的几年里他游手好闲，流落街头，险些成为黑帮分子。
俗话说“事在人为”，就在胡文海的人生迅速滑向不可挽回的深渊时，神的恩典降临到了他身上。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山西作为煤炭能源大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出台相应政策，鼓励地方政府将一些小煤矿承包给个人。
众所周知，那个年代，机会无处不在，但“胆大者吃得死，胆小者饿死”，只有胆大心细、志向远大的人，才有机会赚大钱。胡文海恰好就是一个“胆大”的人。1993年，他打定主意，凑钱跟大峪口乡政府签了5年的合同，承包了一个煤矿。这也让他成为了煤老板，钱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了起来。
俗话说“不愁贫富，只愁贫富不均”，一个没文化、穷困潦倒、无能的流氓，一下子成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村民们怎么能不眼红呢？于是，有人起了邪念。
五年承包合同到期，胡文海准备和村里续签合同，却被村支书胡根生告知，合同到期，煤矿将转包给另一位村民刘海生。对方给出的理由很直接：对方出价更高，谁出价高谁就中标。是吗？
胡文海无语了，一夜之间，他从一个“成功企业家”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地位一落千丈，平时对他毕恭毕敬的邻居，也不再对他有好脸色。这种落差让他难以接受。久而久之，他有了这样的想法：村支书胡根生跟自己有关系，难道是嫉妒他的财富，故意毁了他的好运？
无奈言语不足以表达，胡文海只能暗暗想着，可没想到一年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再也无法平静。
1999年，一个叫贾润全的人来到我们这里。
贾润全是胡文海从小到大的挚友，也是镇供销公司的经理，一天他在核对账目时，发现了蹊跷，进一步调查后，他惊呼：刘海胜煤矿的账目有很大问题！
仅一年多时间，该煤矿少报产量5万吨，偷逃税款一百多万元，欠缴管理费25万元，有证据显示，这些钱被刘海生和胡根生瓜分。
胡文海听后勃然大怒——怪不得刘海胜能取代我，原来你们之间有“阴阳合同”啊！更让胡文海无法忍受的是，他认为，这两个人贪污的那一百万，本该是他的。
于是胡文海拿着贾润全提供的证据，向晋中市反贪局举报，相关部门也迅速作出反应，派工作人员到太原市大峪口村这个售卖点进行检查。然而，令人震惊的情况发生了：经过6轮排查，结论是根本没有问题！
最后这件事被认定为捏造，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
风波平息后，胡文海与贾秀全在大选后再次遭到报复：后者被狠狠殴打，并被警告不许再提此事，而胡文海则几乎被“封口”。
故事是这样的：村里有一对兄弟高彦书、高彦堂，他们到胡文海家讨回公道，说胡文海浇地时踩坏了他们家的庄稼，双方争执得很激烈，最后打了起来。没想到，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高氏兄弟就把胡文海打死了。他们不但把胡文海打得站不起来，还用铁锹猛砸他的头部，致其重伤。
当晚，高氏兄弟一家人就逃难了。奇怪的是，事发后，胡根生却很积极，主动充当说客，称对方愿意支付2万元赔偿金，只为让此事保密。
在那个年代，这点钱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的确不是一笔小数目。
如此“完美”的条件让胡文海不禁疑惑：虽然同住一个村子，但高彦书、高彦堂二人几乎与他没有任何接触，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他们怎么会为了“踩踏几亩庄稼”这么小的事，突然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他们是来杀人的吗？
换言之，或许“主谋”并不想让他死，至少要给他一个教训。但不管对方是谁，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胡文海不是好惹的，他绝不会忍气吞声。
前面提到，胡文海在当煤老板之前，是当地的一个混混，比高氏兄弟还要狠。他假意答应胡根生的调解，等高彦书、高彦堂回到村里后，又多次殴打高氏兄弟，逼迫他们说出谁是“主谋”。但对方很固执，胡文海始终得不到答案。
恰巧大峪口村另一处煤矿招标，胡文海当即报出天价，胡根生却置之不理，这让他误以为自己被针对了，更加气愤。
多年积累的怒火无法缓解，胡文海的心态开始扭曲，他尤其无法忍受看到对方霸占着煤矿，过着奢侈的生活。
既然我得不到，你就别想舒服地生活了！
他决心亲自“报仇”，花费巨资购买枪支、弹药、炸药等武器，还请人伪造两张身份证等证件，方便得手后逃跑。他把自己锁在家中数日，最终列出一份写满45个名字的“死亡名单”。
可没想到，就在他们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煤矿的一些账目落入了胡文海的手中。他估算，刘海生、胡根生等人多年来贪污的钱多达500万元！他又想，这么一大笔钱，足以把涉案人员全部关进监狱，自己又何必坐牢呢？为此，胡文海静下心来，重新收集证据。
没想到，这次经历却让胡文海看清了社会的险恶和地方政府的黑暗，大大加速了他的邪恶蜕变。
经过八个月的努力，他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文件，并获得了121位村民的签名，希望利用这份文件一举扳倒胡根生和刘海生。
在此前报道中，胡文海意识到当地政府对煤矿的“保护”，为了保险起见，他一次性将材料上报给了镇、区、市、省四级相关单位。
山西省政府接到报告后，高度重视，省公安厅立即批准晋中市公安局对此事进行彻查。见状，胡文海也是信心满满，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大峪口村，等着看胡根生、刘海生被抓获归案。没想到，等了半年，一点动静都没有。
一问之下，才知道案件已经上报区政府，但材料却被榆次区公安局扣留了。相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先来后到吧？前面的案子已经办完了，轮到你了。
再一问，负责人就急了，反驳道：“经侦大队缺人，没钱办案，要不你们出钱让我们办案？”
胡文海大怒，表示要举报，可镇纪委副书记却笑他浪费时间： “举报就对了，不怕你往北京举报，反正材料要经过镇上签字批准才能实施，我不签，你有什么办法？”
这句话让胡文海恍然大悟：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胡根生一个村支书，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说“我不怕谁告状”；为什么刘海生敢做假账，将数百万元占为己有。
有“权势”的人，真是可以为所欲为啊！
所有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阴暗面”。
这时，胡文海心灰意冷，他决心“以恶制恶，以暴制暴”，没有别的办法。
2001年10月26日深夜，胡文海突然笑着提出调解谈判，将过去的不愉快抛诸脑后。胡根生果然信以为真，并带着煤矿会计李季来见他。
然而，当二人到了门口才发现，这其实是一场“鸿门宴”，二人被胡文海及其兄弟胡庆海、刘海旺控制，三人用斧头殴打胡根生，并威胁胡根生，要求胡根生承认自己是指使高氏兄弟“杀人灭口”的“主谋”，并要求胡根生写“供词”。
胡根生不肯服从。
胡文海原本是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态而来的，看到对方是个硬汉，也懒得废话，立刻扣动了扳机。没想到这一枪并没有打中要害。胡根生的意志力也是惊人的，即便被斧头和枪击中，他依然屏住呼吸，装死，从而保住了一条命。
同样中枪的李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场死亡。
随后，胡文海给了两名同伙一笔钱作为“遣散费”，带枪出门寻仇。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整个大峪口村都成了他的“狩猎场”，他按名单开枪打死14人，重伤3人，其中年龄最大的71岁，最小的仅10岁。
值得一提的是，胡文海被捕后口口声声说自己杀人是为了“为民除害”，但据警方调查，他所杀的人大多是无辜村民，其中一些人和他关系不友好，还有一些人和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胡文海之所以对胡根生、刘海生出手，并非是为了“惩恶扬善”，而是心怀妒忌，因为这两人霸占了他家数百万的财产，这才是他的真实心态，至于向有关部门举报，那只是报复的手段而已。
从以上可以看出，胡文海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他和胡根生、刘海生一样，其残忍程度更是后两者所不能及的，至于所谓的“侠客”“为民除害”，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但退一步来说，胡文海也有自己的同情心。试想一下，如果当地政府当时没有对煤矿进行保护，而是坚持维护正义和公平，后来的悲剧又怎么会发生呢？
这不是个例，在那个特殊时期，很多血案都是因为相关部门不作为而引发的，由此可见基层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是多么重要！
犯下如此重罪后，胡文海骑着自行车逃离大峪口村，想坐汽车去太原，途中被武警拦住，欲引爆炸药自杀，被提前制服。
2001年底，胡文海以表达被调查却无法上法庭的无奈赢得民众的同情，并将矛头指向腐败官员，但随后他却做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疯狂的供述。
他指责警方破坏了他的计划： “杀一个人是杀人，杀一群人也是杀人，为什么不直接杀掉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呢？”他还说，他原本计划将名单上的45人全部杀掉，但这些人当晚并不在村子里，让他们得以逃脱。
此话一出，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最终，胡文海被判处死刑，于2002年1月25日执行；其同伙刘海旺被判处死刑，胡青海被判处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