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的热播，固然有艺术地重温红色历史的原因，但首先，还是要探究其与现实的深刻关联。优秀谍战剧中的英雄，在其革命生涯中，既是从事特殊职业、过着特殊生活的人；又是使用隐蔽身份、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
他们是职业精英，具有不凡的智慧与身手，同时，又用隐蔽身份作为掩护，他们也要过一份平常的日子，经历普通人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由于他们不同常人的博大胸怀，即便是在寻常的生活环境中，他们也是胜者，强者。生活在现时代的人们，过着和平的生活，且绝大多数人不虞温饱。
与许多谍战英雄生活的苦难时代相比，实属天差地别，日子过得也实在是幸福无边了。但是，这只是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其实，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其自身的生存艰辛与精神困境。
当下的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主旋律之下，社会心理还存在相当多的需要大力疏导的环节。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与以往相比，社会流动加快，竞争压力加大，人们面临着诸多心理与情感问题。
诸如：如何应对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面对孤独？如何对待个人遭受的不公、委屈？等等。在优秀的谍战剧中，人们除了感佩谍战英雄与敌人智斗的高明技巧、出色的擒敌身手，更看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面对生存压力时的应对之道。
他们在极端孤独的生存环境，经常经受着极端的情感冲击，不断要调整应对职场中小人的骚扰、恶人的伤害的对策，如此种种，都对生活在现代的观众大有启迪，大有抚慰的功效！这或许才是优秀谍战剧持续热播的更深层原因。
谍战英雄的孤独之境
这里，我们把孤独视为一种负面的心理感受。表现为主体因与外界缺乏有意义的关联而继发的持续性的无依、无助的感觉。
它好像是弥漫性的浓厚的阴影，难以捕捉它的来路，难以让它骤然消解。而优秀的谍战剧中，着实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谍战英雄经历的孤独之境之来龙去脉，甚至还让人看到了它的若干化解之道。
齐格蒙特·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来概括现代社会的特点。所谓“流动”，即是指：社会的发展似液体流动一般具有多变性、任意性和未知性。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相对于几千年来“固态”的传统农业社会而言，是一个“流动”开始加速的社会。当时，造成人口流动的原因在于，国家常年遭受外敌入侵，百姓流离失所，无所皈依。
谍战剧大多是以此为背景的。同样，我们所处的21世纪，正在经历着一个历史性的城市化进程，更是处于一个空前的人口大流动时期。
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个体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依托，在新的生活环境与职业环境中，孤独感会更加易发多发。
外部环境变化造成的焦虑，复杂纷繁人际关系造成的困扰，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凡此种种，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让人既无力应对，又无从逃避，感到四处碰壁，于是造成内心的孤独。
这也许是人生的永恒之忧。如果不能消除孤独，就必须要善于与孤独为伴。在谍战剧中，其主人公往往都是孤胆英雄。他们孤身一人，身陷绝境，何其孤独。但他们不仅是谍战英雄，也是生活中也是善于长期与孤独为伍的强者。
所谓孤独，更多的不是指身边没有他人的存在，而是指身边缺乏可以信任、为自己提供帮助的人、特别是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因此，独自一人、孤单、冷清固然会使人感到孤独，而复杂险恶的人际关系中，更会使人感到孤独。
在很多优秀的谍战剧中，观众看到了自己熟悉的某种场景，感受到自己也曾感受过的某种心情，顺理成章地，也会试图从谍战英雄那里寻求战胜孤独的解药，使自己在孤独困境中能有个胜局。
谍战剧中，剧中人孤独的缘由，大致有以下类型：
时代的重压
在谍战剧《暗算》中，塑造了两个典型的孤独的人。一个是阿炳，一个是黄依依。
他们都是技术类型的专家，并不属于真正的特工，但他们都陷入到深深的孤独之中。在他们身上，观众能看到，孤独给人的感觉是何等暗淡，伤害是何等的凌厉、残酷。阿炳是孤独的，这其中有自然的原因，但更深的是时代、是文化的原因。
革命曾经一度帮助他解除了孤独，为他开辟了一个他此生不曾想象过的光明世界，但他终于还是没有征服孤独。
阿炳出生于与世隔绝的小乡村，是个盲人。而他虽是盲人，却有着洞察秋毫的耳朵。革命事业使他逆转了悲剧的命运，他一步跨出了小村子，同时也破除了孤独，很大程度上擦去了自己身上命运原本的残酷性悲剧色彩。
而成年后的阿炳，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古训，自己却偏偏没有生育能力。眼盲，加上不能生育，构成他内心孤独的深因：他的内心有太多不能示人的苦楚，无法向人倾诉，也无法自己解除。
且这种孤独一度看似根本无法突破，简直就是令人绝望的。妻子为了满足阿炳对孩子的渴望，选择了出轨。但在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声中，阿炳就“听”出来孩子不是自己的。
“老婆生了百爹种，我只有去死，我们乌镇的男人都这样”，于是他准备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而终于死于偶然事故。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当时代大步向前发展之后，阿炳当年的孤独或许会有另外的转机。与阿炳相反，黄依依曾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并师从世界破译大师冯·诺依曼，应招回国建设，后在苏联访学半年回到数研所工作，是一位聪明美丽的知识女性。
但她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却使她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内氛围显得格格不入，特别是她对爱情主动追求、锲而不舍的态度，在当时看就很异于常人，或者说是非常出格。
她热烈追求安在天，对方却冷淡而坚决地回绝了她，这无疑是对她莫大的挫伤，之后她一直为日益深重的孤独所困，始终不能自拔。最后也死于非命。开时代之风气者，往往是站在时代前端、遭遇逆风狂袭的人。
但就如柏拉图“洞穴理论”那个著名的寓言，黄依依就像走出洞穴的那个人，她走在了时代前列，但却被视作不合群的异类，被非议、被敌视、直至被杀死。
一方面，她由于专业的出色而被人们尊奉，另一方面，她又置身于一个思想封闭、精神压抑的空间，缺少真正的朋友。黄依依的形象，映衬出时代的色彩，也深刻地表现了时代自身的矛盾，深刻地透视出时代前行的艰难。
家人至亲的不理解
《誓言无声》中，许子风是新中国国安部高级情报人员。在解放前一次执行任务中，许子风搭档牺牲，妻子李景怀疑许子风出卖朋友。尽管李景在内心深处是相信许子风的，但她还是要许子风亲自给她一个解释。
而许子风碍于他的特殊身份无法向妻子澄清事实，最终导致两人离婚。在许子风这里，工作身份序列是前置于家庭身份序列的，所以在人际关系处理上，许子风选择了保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就只能选择牺牲夫妻关系。
原本的夫妻二人，都因此陷入极其痛苦的情感挣扎，两人也都是情感中非常孤独的人。在《父亲的身份》中的俞北平，同时拥有多重身份，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九处处长、清城特调局上校主任，是两个女儿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层徐文正的女婿，更是一名地下共产党员。
为了党交给的任务，俞北平在官场上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处长郑翊斗智斗勇；在家庭中还要躲开岳父徐文正的暗中调查、扮演妻子徐咏仪的模范丈夫、面对小女儿徐丹妮的长期误解。
多方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周旋期间的俞北平心力交瘁。他无疑是个内心孤独的人。谍战剧中，也塑造了有力量的人，从孤独中破茧而出的人。
《潜伏》中的余则成，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军统外勤，被军统派去协助上司吕宗方去南京执行刺杀汉奸李海丰的任务。
初到南京，余则成面临着日伪的重重考验，稍不留意，就会有生命危险。特别是在上司吕宗方被杀之后，刺杀李海丰的行动彻底暴露，余则成只能在被日伪追杀的险境下独自完成刺杀任务。
在此次任务结束之后，余则成为共产党人的大义所感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代号“峨眉峰”作为卧底、反间回到重庆，不日被派往军统局天津站上任。
孤身上任，余则成又将面临新的一系列考验，如与翠平的假扮夫妻关系、与我党代表左蓝的爱情关系、与天津站各位心怀鬼胎的同事之间的关系等等。
他与我党组织只能单线联系，大量工作都得在仔细谋划之后独自完成。他走的每一步都必须十分小心，在保证党和同志安全的同时还要保证自身的安全，稍有懈怠，就会引来杀身之祸。成功的特工都是孤胆英雄，余则成就是这样。
为了在敌营潜伏，他们更换身份，隐去自己真实的一切，独自战斗在敌人心脏。他们拥有极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在任何时刻都能保持定力，连生气和开心都是提前想好后果，还要把握时机进行合群或不合群的表露。
自己任何主观意愿的流露和达成，也都要考虑所处环境与现实可能。特工是在刀尖上起舞之人，他们对所要完成的任务，独自冒险、独自担责，孤独地度过潜伏的每个日日夜夜。
虽身处黑暗，但始终心向光明，不论在多么艰险的环境之中，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在剧中展现孤独的人生处境，其实并不消极，通过这样的剧情，让人们看到，现代人经常感到的孤独，其实并不是单单只是困扰自己，而是人间的普遍存在。
人人都会不期然地遇到，很可能自己所遇到的，还远远不是极端的情况。谍战英雄善处孤独，并不在于他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孤独，而在于他们能够身处孤独而不萎靡，冷静清醒地、有条不紊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被孤独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