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陈乔年
1928年6月6日，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
三个衣衫褴褛、血迹斑斑的人被押送到这里，他们即将被国民党反动派处决，尽管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三人的脸上却并没有愁容。
这三名遇害的烈士，分别是年仅26岁的陈乔年、24岁的郑复他、29岁的许白昊。
遇害的三名烈士中，陈乔年的牺牲最引人关注，他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党的早期主要领导者陈独秀的次子，就在他遇难的前一年，他的哥哥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杀害，由于行刑时坚持不跪，最终竟被乱刀砍死。
可陈乔年面对这一切，始终怡然不惧，当他被从龙华监狱迁出，狱中的同志与他告别时，陈乔年还满怀着希望，鼓励大家保重身体，将来出狱后为党继续工作，面对大家悲伤难过的神情，陈乔年却依然乐观的对大家说：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同志们问陈乔年有何遗言时，他却摆了摆手：
“对家庭毫无挂虑，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然而，与哥哥陈延年“革命不成，誓不成家”的志向不同，弟弟陈乔年在遇难之前，是有过一段婚姻的。
资料图|史静仪
陈乔年在遇难之前，便与妻子史静仪有一子陈红五，但遗憾的是，因为史静仪忙于营救丈夫陈乔年，以至于这个孩子后来不幸夭折，然而陈乔年牺牲时，史静仪还有孕在身，不久之后诞下一名女婴，取名陈鸿。
一直到1994年，陈乔年烈士的这个女儿，才最终找到了。
1924年冬，陈乔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从苏联归国，随即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担任组织部部长。
也正是在北京工作期间，陈乔年结识了妻子史静仪。
之前我们谈到过，陈乔年与哥哥陈延年的性格不同，陈延年为人严肃、内向、不苟言笑，而弟弟陈乔年性格活泼，喜欢开玩笑，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相比于哥哥，陈乔年没有哥哥那种“革命不成，誓不成家”的想法，而是敢于追求自己的真爱。
史静仪在与陈乔年结识之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她与曾参加过一大的代表刘仁静从小订的是娃娃亲。
然而这段由父母双方决定的婚姻，无论是对刘仁静，还是对史静仪来说，都是很痛苦的。尽管刘仁静在百忙之中，对史静仪也十分关爱，但史静仪却感觉在刘仁静这里，找不到一丝丈夫的温存。
经刘仁静的介绍，史静仪后来也离开北京，前往苏联求学，回国后受党组织委派，在北京工作。
图|陈独秀次子陈乔年履历表（现存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史静仪的第一段婚姻无疾而终后，身边也有不少追求者，但她都没有动心。唯独陈乔年活跃的性格，在她的心里产生了一丝涟漪，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与史静仪结为夫妇，1927年4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五大会议，陈乔年夫妇也一同前往参加，在会上，陈乔年与哥哥陈延年、父亲陈独秀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陈乔年还当选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的职务。
尽管工作繁忙，但陈乔年尽可能多地给了妻子很多的关爱。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乔年又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因为长期的劳累，陈乔年住进了汉口的德国医院，陈乔年的母亲与儿子陈松年曾赴汉口看望他，并一同看望了史静仪，那时史静仪已经身怀六甲，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名男孩儿，取名叫陈红五。
陈独秀的第二任妻子高君曼听闻消息后，十分高兴，还亲自去武汉看望了一下这个孙子。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孙子最终并没有顺利长大成人。
八七会议后不久，陈乔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就在陈乔年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之前，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因为江苏省委机关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破坏，陈乔年不得不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工厂、学校，恢复被破坏严重的党组织机构。
图|履历表背面
尽管那时聚少离多，但陈乔年与史静仪婚后生活十分幸福，在上海白色恐怖严重的恶劣环境下，对陈乔年而言，这是唯一的温存。
虽然大家都是从事革命工作，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天会来得那么快。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主持了会议，然而由于叛徒唐瑞林的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将包括陈乔年在内的与会人员全部抓捕。
这也是自1927年6月，江苏省委遭到破坏以后，又一次的严重破坏。
因为有叛徒，大部分党员在被捕以后均暴露了身份，唯独只有陈乔年、周之楚等少数同志没有暴露身份。
陈乔年长期在北方工作，来南方参加革命工作也不过只有半年，加上平时露面不多，唐瑞林也只是知道被捕的人中有陈独秀次子陈乔年，但却并不知道是哪一个。
图|陈延年、陈乔年
几人入狱后，均遭到了敌人严酷的刑罚，妄图从他们的口中套出不知身份几人的名字，但在陈乔年组织下，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几番酷刑不得，敌人利用叛徒唐瑞林，故意施行“苦肉计”，打算让他混入囚牢之中，伺机探听几人身份，但一来二去，反而被陈乔年识破，为了保证陈乔年的安全，被捕的同志郑复他、许白昊商量，决定以尚未暴露身份的周之楚假冒陈乔年的身份，掩护陈乔年出狱。
党组织得知陈乔年等人被捕的情况后，拼尽全力去营救，在得知几人身份并未暴露后，决定出钱赎买几人出狱史静仪也不顾自己怀孕的情况，四处托关系，积极营救丈夫出狱。
然而营救最终还是失败了。
周之楚家庭是南洋富商出身，他的父亲一听说儿子被捕了，急不可耐地前往搭救，结果在与陈乔年会面后，双方身份也就不攻自破。
陈乔年见自己身份暴露，索性也不再隐瞒，并托人传信给党组织，不必再费心营救。
几经营救不成，陈乔年与郑复他、许白昊三人于1928年6月6日，被敌人杀害于上海龙华枫林桥畔。
陈乔年牺牲后不久，史静仪在上海生下了女儿陈鸿（又名陈长鸿）。
因为奔波操劳，无暇顾及，陈乔年与史静仪的第一个孩子陈红五，不幸夭折，加上那时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史静仪也无法照顾孩子，为了孩子绝对安全，史静仪只好将她托付给了上海互济会，自己孤身一人前往苏联。
因为几经离散，加上当事人的回忆略有出入，对史静仪之后的经历，我们的了解也不是十分清楚，据陈松年回忆，他在抗战时期途经重庆，还曾去探望过这位二嫂，抗战胜利以后，陈松年经由重庆、汉口返回安庆老家，又去看了一次，自此以后便失去了联系。
1989年2月25日，北京《文艺报》副刊刊载了一篇史静仪的妹夫杨纤如的文章《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谈到了史静仪的晚年致力于寻找女儿的经过。但因失散多年，消息全无，此事不了了之。1963年史静仪弥留之际，嘱咐杨纤如以及子女继续帮助自己寻找女儿下落。
图|1979年的陈松年（左二）
陈松年晚年在报上也看到了杨纤如发表的文章，也动过心思寻找，但奈何前后找过5个陈鸿，结果经考证以后都对不上。
一直到1990年病逝，陈松年未能实现愿望。
1988年9月，福建新四军研讨会上，一个叫苗玉的老人，偶然间说起了自己的身世，为寻找烈士陈乔年的遗孤提供了线索。
苗玉是一名新四军老战士，福州市轻工局离休干部，她和丈夫陈辉一起参加了新四军研讨会，根据她的描述，她是16岁参加的新四军，而在参军之前，就已经了解到，自己不是苗家的女儿。
原来在年幼时，苗玉一直以为自己是安徽无为县人，因为幼年时苗家家庭生活困难，不得已之下把他送给陈家抚养，尽管那时陈家的生活尚能勉强维持，但自陈家养父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后，家里的生活彻底没了着落，苗玉跟着陈家祖母过了一段流浪要饭的生活。
据苗玉称，她在跟随陈家祖母流浪时，曾亲耳听到祖母说：
“你不是陈家生的，也不是苗家生的，你的父母在上海。”
自此开始，苗玉对自己的身世有了怀疑。
图|苗玉晚年
15岁时，苗玉萌生了想要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想法，陈家养父听说以后，当即制止了她的这一行为：
“你到哪里去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苗家母亲告诉我，让我到上海去找孔先生、吴先生，结果人没找到，还被抓去关了五年，你今后再也不要提找你亲生父母的事了。”
苗玉这才完全了解了自己的身世情况。
因为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16岁的苗玉参加了新四军，尽管她后来也有过动念，想要到上海去找自己的父母，但因战乱年代，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从投身革命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苗玉没再动过念头找自己的父母。
1973年，苗家母亲生病垂危，老人不顾一切地给苗玉写信让她回家。
“有些话，压在心里几十年了，再不和你说恐怕以后就没机会了。”
“民国十六年（1927年），我生了一个女儿……”
苗玉这时才从苗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自己完完整整的身世。
原来在1927年10月，苗家母亲曾生有一个女儿，因为生活困难溺死了，之后她又南下到上海去打工，在一家姓孔的人家当佣人，那时隔教书的人家，知书达理，那时他们家里常来一个姓吴的朋友，几番交谈之下，也知道了苗家母亲是安徽无为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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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这位吴先生匆匆来到孔家，和苗家母亲说起一件事：
“你大老远来上海，不就是为赚钱，我给你一个小女孩儿，你带回家去养，我给你一些钱，岂不是更好！”
那时孔家的主人也竭力劝说苗家母亲收养这个孩子，苗家母亲思考再三，也觉得有好处，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大约是1928年9月的一天，苗家母亲来到码头，雇主孔先生为他引荐了一个女子，那时这名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刚刚五六个月大的孩子。苗家母亲记得，那时这个女子将孩子给了她以后，还告诉他：
“这个女孩姓陈，名阿鸿，以后就跟你的姓了。”
苗家母亲尽管年龄已经很大，但对当时抱养这个孩子的记忆还非常深刻，然而遗憾的是，苗家母亲只拿到了那名女子给的两块大洋就匆匆返回安徽无为县老家，之后孔先生、吴先生没有再取得联系。
因为家庭实在困难，苗家又把这个女孩给了陈家抚养，还嘱咐陈家去上海找孔先生、吴先生，结果陈家养父去了上海以后，却被当成有“通共”嫌疑，关了几年，之后这件事便再也没有了下文。
苗玉从苗家母亲这里了解情况以后，觉得有必要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在福建新四军研讨会上，向在省委参与撰写组织史的同志说明，并借此希望查清身世。
经过对比，人们也惊奇地发现，苗玉的这番描述，非常符合1989年2月25日北京《文艺报》副刊刊载的文章《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的描述。于是就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她。
苗玉的家人一开始根本就不敢相信，女儿能够与陈独秀有所联系，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与《文艺报》编辑部取得联系，再详细了解情况。
事情到了这一步，本来只需要几个方面相互印证，就能够确定苗玉是否是陈乔年烈士的独女。
然而，在过去年代，消息沟通不便，再者年代久远，涉及到过去历史中重要的人物，对于陈独秀、陈乔年后人身份的认定，更需要仔细斟酌小心。
有关苗玉的身份，实际上在1990年11月6日，杨纤如老人就有过一封信，信中曾谈到苗玉被送人抚养的情况，特别符合当年上海地下党处理烈士遗孤的办法，陈乔年本身就是党的早期领导人，夫人史静仪也在党内工作。
图|2012年5月15日苗玉在福州中医院接受采访
尽管杨纤如老人通过照片，觉得苗玉面容酷似陈独秀、陈延年，却没有半点乔年、史静仪的容貌特点，但老人还是认为，苗玉是陈鸿的可能性很大，但详细的细节仍需要细致的调查才能确定，并打算前往福建亲自去探望。
然而遗憾的是，杨纤如老人在写过两封信后，便因年迈去世，事情又没有了下文。
尽管因为年代久远，查证起来相当困难，但苗玉后来还是得到了陈家人的认可。
杨纤如老人去世以后，儿子杨辉于1993年联系到了史静仪再婚后所生子女李文、李湘生，两人曾受母亲嘱托，一定要找到当年的陈鸿，得知消息后，李文夫妇于1994年12月赶往福州，与苗玉见面，李文抵达后，惊奇的发现，苗玉长相体型等都与母亲史静仪高度相似。
尽管有史静仪的子女对苗玉身份确认无疑，但关键还是要联系到陈独秀的后人，由他们认可此事。
图|陈独秀孙女、陈延年、陈乔年侄女、陈松年三女陈长璞
1994年，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叶尚志写信给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子女陈长璞、陈长琦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到福州去认亲。
陈长璞后来曾三次赴福州看望苗玉，尽管一家人已经隔了几十年不见，但几次重逢，两家人都觉得难舍难分。陈长璞后来还给苗玉写过一封信：
“当我见到你，似有一见如故之感，使我伤感之中又添了几分亲切，血缘的情分重于其他一切情感。”
陈长璞在回信中，还专门提到了一件事：
“看了你的照片，你不大像我二伯父，和大伯父与我爸很相像，即脸上像我大伯父，鼻子以下特像我爸，从整个脸型来看像我长琦兄。”
陈独秀三子陈松年有四个子女，即长子陈长琦、长女陈长玮、次女陈长玙、三女陈长璞。
至此苗玉的身份，也算是得到了陈家的认可。
苗玉后来几次回安庆，重修陈独秀墓时，陈独秀研究会特别邀请苗玉赴安庆，并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苗玉与陈长璞的关系很好，每次到安庆，都会住在她家里。
不过，尽管有了陈家的认可，但组织上并没有给苗玉一个确切的结论。
苗玉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这件事，并询问她是否有遗憾时，苗玉却很能看得开：
“我是个离休干部，一个月有近万元收入，吃穿不愁，几个小孩儿都很有出息，都有正式的工作，生活也很不错。我当时很苦啊，吃了上顿没下顿，能有今天，全靠党啊，我个人挺满足，个人问题解决与否，并不重要。”
一生历经艰难，晚年豁然开朗，对于老人而言，珍惜当下生活，无疑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张难先，生于 1874 年，卒于 1968年。他历经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20 年;他反清、反袁、反蒋而拥共，走过漫漫 94年人生路。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张难先（1874年3月30日—1968年9月11日）
张难先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18岁那一年，奉父命参加科举考试，在考场之上目睹同场考生争座位、大行作弊之风，于是拍案而起，留下一副对联“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懒与俗士论八股文”，拂袖而去。
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群体人员之一，张难先发起创建了湖北第一个反清民主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参加过湖北新军起义，响应萍浏醴起义，创办日知社，参加武昌起义，武昌首义后任大都督黎元洪秘书，为反对将政权让予袁世凯而又辞去黎元洪秘书之职。
他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94年的人生历经三个政权。我们今天不过多叙述他的经历，想讲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931年，已当了三年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在杭州接待蒋介石。就在蒋介石在讲话中大谈廉洁奉公时，坐在他身旁的张难先忽地站起来，打断他的讲话，故意提高声音说:“委员长，有您这讲话，卑职可以放心了。”说着，拉开公文包，从里面抓起一个包包放在蒋介石面前，“这是尊夫人偕同老夫人半个月前来杭州玩了几天的费用，共计13780 元，您看该怎样处理。本省财政捉襟见肘，实在无能为力。”张难先的当面将军，令浙江省的大小官员大惊失色，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蒋介石非常尴尬，铁青着脸说:“谁开支，谁负责。”说完，神态十分严峻。张难先见蒋介石这般态度，便“啪啪啪”带头鼓掌，众官员这才醒悟过来，立即跟着鼓起掌来。张难先非常激动，声调高昂:“蒋委员长废私立公，廉洁自律，是党国的楷模，令张某佩服。”他猛地转过身来，向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弯下腰，“我代浙江省一千多万人感谢您了!”
宋美龄为此让人暗中查访张难先得到的结果是:他不仅没有造别墅，就连该住的公房也没有住一间，向来轻财仗义，节省下来的薪水大都救济了穷人，根本不存贪污。于是宋美龄
没带随从，也没打招呼，闯进张难先家的破房子里，只见一位老太太坐在窗户边纳着鞋底，与农村的老妪没有多大区别。宋美龄不太相信眼前这个老太太竟是省主席的尊贵夫人。张难先见宋美龄来，起身扯开中堂旁挂的山水画，神龛中露出一个奇怪的灵牌，上写“张难先之灵位”。他指指灵牌说:“我早已为自己立下了生死灵位，誓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而死，不贪钱不贪色，不赌博不纳妾，洁身自好，松坚霞灿。有劳夫人转告蒋委员长，我在职一天,灵位伴我一天，若有半点差错，决不犹豫，立即自裁，以谢天下!”
宋美龄一走，张难先回到省府，写了辞呈，将一切事务交代给他人，又用白纸写了一张告示，贴在省府的大门旁:“余主政浙江省主席三年来，处理公私事务不计其数。现已辞职回乡，若有对不起民众之事，请尽管唾骂……”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镜，凡 站着全家老少，默默地望着张难先，眼里噙着泪水。
这是杭州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当官离任时百姓用清水明镜相送者，仅此一人。
1949年，张难先参加了开国大典。在毛主席身后，看着天安门广场欢呼的人群，他是怎样的心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