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这个近年来最冷的冬天中,想必都无比地怀念夏天,但是夏天太热了也让人难以接受,就像距今二百七十多年前乾隆八年(1743年)的夏天。

根据史料记载乾隆八年是中国历史上近三百年来被记录下来的最热的夏天,著名的气候学家竺可桢认为中国在1900年以前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乾隆八年正处于竺可桢所提出的四个“温暖期”中的第四个温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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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中记载,乾隆八年这场高温天气波及到了半个中国地区,尤其是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都是极度高温。看看下面的地方志中如何记载: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

——《续东华录》

天津:“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

——《续天津县志》

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

——《高邑县志》

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

——《浮山县志》

山东高青:“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

——《青城县志》

可以说这些地区都是赤日千里,非常的炎热,而且还有不少普通民众为此而热死,可想而知这温度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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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地方志记载来看,连铅和锡这类的重金属都被高温烤化了,土石皆被烤焦,隔着房屋家具都被烤坏,有些人忍受不了而逃离家乡,结果在半道上被热的脱水而死。可以想象当时的华北地区的情况有多惨。

其实乾隆八年这场酷暑完全算是一场热灾了,可是热灾在历史记载中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不过就这么罕见的事情就被乾隆皇帝遇到了。

乾隆向来自傲自负,但是遇到这种天灾人祸乾隆也只得向老天低头,一向自负的乾隆被这场热灾逼得下了罪己诏,把天降酷暑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并向全国人民道歉。

京师自五月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岁。明细上天垂象以示儆。朕夙夜忧惕。莫释于怀。皆因朕躬之阙失,或用人行政之失宜。
——《乾隆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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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乾隆没有对外明确这是罪己诏,但从这道上谕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乾隆其实在上谕中所表达的就是罪己之意。

但是乾隆也只限于向全国颁布了这道上谕,然后乾隆又写了一首怜悯百姓的诗:

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

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

除了一道上谕和一首诗之外,就是又命钦天监赶紧开坛设法祈雨,除了这些之外乾隆还唯一能做的对老百姓有实质性帮助的就是减免掉受灾地区的赋税,除此之外乾隆面对这等酷暑也是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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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乾隆为首的清政府官员对这场热灾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水灾可以修堤坝,这个热灾清政府除了祈雨和免税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当然,清政府还是可以替一些中暑死难者收殓遗体。

酷暑爆发后,清政府没有对水价进行管控,很多地区赤日千里,水井枯竭,很多黑心商人借此大发国难财,借机屯水,大肆上涨水价,导致了当时水比油还贵。

据史料记载,当时一碗井水已经涨到了10文钱以上,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来说,10文钱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10元人民币,而10文钱只能买到一小碗井水,那时候的一碗井水可比现代的矿泉水贵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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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非但没有调控好水价,反而带头屯水的正是清朝的这些王公贵族,这些人屯水并非是为了炒高价去卖,而是担心自己的饮用水不够,所以才屯水,不过王公贵族借机屯水也让这些黑心商人发现了商机。

那么乾隆八年这一年到底温度有多少?法国的传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君荣)记录下了这一年的最高温度。

温度计在公元1593年由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发明,当时已经由欧洲传教士传入清朝,宋君荣就是当时法国来华的传教士,他正好带来了欧洲的温度计,于是这一年的夏天他就在北京监测到了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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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宋君荣的监测记载这一年的高温从公历5月份就开始显露出苗头,到了7月13日就开始爆发高温天气,而宋君荣监测记载的温度到公历7月25日这一天达到了最高点,用当时温度计换算成现代的摄氏度为44.4摄氏度。

按照宋君荣的记载温度达到44.4摄氏度,那么地表温度大概就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可以想象一下这一年夏天可怎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