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回忆刘少奇很尖锐地批评太行发动群众不够，彭德怀接受不了

1942年起，整个太行根据地以减债、减租、增加工资为中心，将群众运动推向了高潮。

后来，杨尚昆回忆，在北方局干部会议上，刘少奇对太行的群众工作做了批评，并称“地方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上来巩固华北的任务大部分地区都未完成”，可彭德怀对此却不能完全接受。

配合游击：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1937年8月，八路军为了防备日军飞机轰炸，先后分了三批出师华北。9月，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八路军将领抵达山西太原。

9月5日，刘少奇主持的北方局同八路军总部各位将领及中央代表周恩来在太原成成中学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召开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发动群众和扩大八路军等问题。

刘少奇认识到了抗日游击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军的主要斗争方式，并提出：“我们应当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目标应该是扩大八路军直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建立起更多的根据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

早在2月，中共中央就致电了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著名的“四项保证”和“五项要求”，其中最著名的声明莫过于“国民党若是能抛弃内战、独裁和不抵抗政策，中共中央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这一政策。

刘少奇后来在《十大纲领进一步具体化》中对这一举措有更为详细的论述，“为了团结抗日、联合抗日，中共停止采用暴力直接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是没收汉奸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配逃走地主土地、地方共有土地给农民耕种”。

总体来看，这一政策仍然属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土地政策，并无突破创新之意味。真正对减租减息做出反应的是晋察冀边区。

1938年，为了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刚刚成立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规定了钱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一概不得超过一分；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半种，一律按原租额减收25%。

这一政策口号年年有人喊，难能可贵的是，晋察冀边区为了真正落实具体条例，八路军干部走访了太行诸县，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做了全方位的调查。

1940年年初，民运干部黄远在《解放》周刊上发文，呼吁晋东南进行减租减息，他点明，自己的调查报告现实土地租额武乡平均38%，最高可达66%，加上畜力、种子、肥料等花销，一个普通农民一年实际所得不足五成，无法维持正常生活开销。

无钱便借钱，借钱难还钱，负债农民占比达40%以上，月利最低1分，最高1角5分，借粮春借1斗秋还1石，利滚利滚利，无力偿还债务的农民被没收房屋、田地。

黄远指出，“晋东南群众工作没有充分深入，只是一句轻飘飘的话。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生改善工作力度不够，以至于不如晋察冀边区人民那般觉悟深刻，他们普遍感到抗日比不抗日要好。”

前声震耳：太行山减租减息运动的推进

正当晋察冀边区成为各地群众工作的范本和标杆之时，学习过程中也闹出了诸多问题。

在“激进”指示之下，晋冀豫区许多地方行动都颇有几分“过火”，仅武乡一地就实施了六万石公粮的囤积，这一负担主要落在了少数地主和富农的身上。

再看人民群众，尽管晋冀豫边区宣称基本群众已经停交了地租，但区委的调查却显示这一工作并未认真执行，一些“老实落后”的群众暗地里仍然未减。

此刻，蒋介石一面逼迫八路军退出太行山南、太岳地区，一面以重兵进攻决死队第一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

与此同时，阎锡山令其第十九军新编第二师、暂编第二旅分别由晋察冀地区和晋西北南下，配合太行山南蒋军的进攻。

为配合前线主力粉碎蒋、阎的军事进攻，充分调动群众力量，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冀南、太岳、太行高级干部会议，此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三大建设问题：建军、建政、建党。

此前，屯粮运动、合理负担已然对根据地内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荒地明显增加、牲畜数量减少、人民群众惶惶不安。如果说以上是整个华北根据地存在的普遍问题，那么，根据地和根据地之间动员工作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更是令人头疼。

首先，杨尚昆总结了过去的教训，“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建立一个根据地”。

其次，杨尚昆还在会议报告中明确指出，此后要反对“不爱惜根据地和抓一把的现象”，要求树立“任何部队到任何地方都要爱惜，在任何地方抓一把都是抓烂整个根据地，破坏整个工作”的大局意识，树立“华北是整个八路军的根据地”的概念。

为了给群众吃下一颗“定心丸”，黎城会议专门规定：一道关口要有一定的税则，商、军需落实同等待遇；坚决执行支差法令、不得随意差遣；不准县区村随意筹款；重新修订屯粮政策，负担起点从贫农起步，最高30%，严格征收一次。

黎城会议后，根据地的氛围由“斗争”朝“建设”发展，保障人权法令更是给之前略微狂热的氛围降了温。

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紧随其后的是其施政纲领中有关民生的条款，“二五减租，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额的37.5%，年利率不超过1分，在租息减后，须得依约偿付。”

刘少奇点名批评：“发动群众不够”

1942年10月，刘少奇在北方局党校作了题为《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帮助北方局干部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在报告中，刘少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认识过程，期间，还重点帮助冀中区党委总结了地道战的经验。

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在汇报中提及了“群众创造的地道战”，这个问题吸引了刘少奇的注意，他问道：“可以详细地谈一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