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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中国有名的骗子,那简直是层出不穷,随便查查就能查到几十万起诈骗案。

在现代社会,各种新型的诈骗方式更是防不胜防。

但在通讯还不发达的年代,诈骗的方法也就那几种,不是伪造文件就是伪造公章,还需要诈骗者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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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要讲的骗子,凭借一己之力,从央行骗走了整整20万巨款。

在那个土豆两分钱一斤,螃蟹三毛五一斤,工人平均工资只有40块的,农民一年收入都不到200块的年代,这笔钱无疑是一笔巨款。

工人就算穷尽一生,都很难赚到一万块,当时能拿出一万块的人,那叫“万元户”,十里八乡可能都出不了一个。

而这个骗子,直接骗走了央行的二十多万,成了一名巨富,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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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务院的文件

1960年3月18日,此时的北京刚刚开春,但北风依旧寒冷,所有人都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帽子。

西交民巷大街上突然出现了一名穿着灰色呢子大衣,戴着帽子的人,看上去就像是干部,他推开了北京央行总部的大门,径直走了进去。

银行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人这种架势,显然是拿央行当自己家了,指不定是什么大领导,于是赶紧上前维持。

果不其然,人家开口就是王炸:“我是国务院办公厅的,请你立刻把这份文件交给央行总部的曹行长,事情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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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时,曹行长已经外出办事,接待他的办事员也只好把信交给秘书。

此时的时间已经是傍晚,但信上却明确地写了一个时间:“速送,限5点40分前送到。”

也就是说,如果这份真的是国务院发下来的文件,等曹行长回来,黄花菜都凉了,如果耽搁了国务院的大事,自己这个秘书也是难辞其咎。

所以,秘书打开了信封,并且看到了里面的内容。

看完之后,秘书长舒一口气,幸亏自己打开看了,要不真的耽误了大事。

信上写着一行竖着的大字:“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周恩来,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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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签名其实是非常有辨识度的,这也让这个秘书深信不疑。

信上其他的内容是:“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点有西藏活佛讲经,并且有中外记者参加,还要拍纪录片,主席嘱咐要拨款作为修缮庙宇用,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拟拨款15万-20万,请批示。”

旁边正是周总理的拨款20万批示。

右下角还附加了三个条件,一是要市场流通的旧币,二是全都要面额为10元的,三是包装要精美,毕竟是送给少数民族,七点前送到民族饭店,给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赵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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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三个条件已经一定程度暴露了目的,不要新币是为了避免被发现,都要10元的也是同理,而包装好则是为了掩人耳目。

但周总理大大的签名的确有威慑力,谁都不敢相信,这竟然是别人伪造的。

秘书又仔细观察了周总理的签名,他作为行长的秘书自然也是见过几次的,仔细看也没发现什么不妥。

抬头一看银行的钟,已经是5点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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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总理办公室要求,七点就要把钱送到位,而且央行可能还没有这么多现金,人家还都要10元的旧币,必须立刻行动了。

秘书赶紧带着公函来到了银行计划研究局的局长办公室,找到了王局长,并且说明了情况。

王局长一看,国务院的印章、信封,甚至是用纸,以及周总理的签名,全都没有任何问题,不可能存在造假的行为,于是当机立断,准备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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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整个央行的总行和各大支行都忙碌了起来,所有人都在疯狂点钱,现场忙得不可开交。

终于,工作人员点完了款,并且用两个麻袋精心包装,由几名工作人员带着钱前往民族饭店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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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天骗局

1960年3月18日晚七点左右,央行的工作人员带着整整20万现金,来到了民族饭店和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交接。

刚好七点,一分不差,央行的几名工作人员踩点来到了民族饭店大厅。

刚进门,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就走了上来,并且询问道:“你们是央行的人吗?”

“你是西藏工委会的赵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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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赵全一就掏出了介绍信,介绍信上面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往你行恰取捐款20万元整。”

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附近还盖着总理办公室的公章。

央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一切妥当,于是让赵全一写个收条,但赵全一却说自己没带公章,就把介绍信给了央行的人,这样一来有总理办公室的公章,也好证明他收了钱。

央行的人不疑有他,毕竟总理办公室的印章和周总理的笔迹是错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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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完毕后,央行的工作人员要送赵全一回去,但赵全一坚决不肯,于是工作人员只能自行离去,而赵全一则自己扛着两麻袋的钱,左拐右拐地进了一个小巷子。

走到暗处后,赵全一扶起了自己的自行车,把两麻袋钱往后面一丢,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

而此时,央行的人还傻乎乎地等着总理办公室的消息呢。

毕竟,这样一笔巨款,如果放到现在,相当于购买力2亿左右,央行的人自然也不能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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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左等右等,总理办公室也没传来任何消息,央行的行长回来后,给总理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可这个消息却让他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活佛讲经,总理也压根没有批过这样的条子,总理办公室也没有叫赵全一的人!”

整个银行都被这个消息弄得鸡犬不宁,这就意味着,有人造假了总理办公室的批条、信封、周总理的签名、公章,从央行明目张胆地骗走了20多万。

这已经不仅仅是骗钱的问题了,而是在把国家机关当猴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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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迅速惊动了周总理本人,总理看后也觉得,这个笔迹的确非常像是自己写的,就连他也认不出来有什么不妥。

但案子还是要查,最终国务院决定和公安部成立联合调查组,由杨奇清挂帅,对这件事展开彻查。

首先,需要调查的,就是行骗人的化名赵全一,以及他的收条、介绍信,和送来的国务院批条信封。

杨奇清一眼就发现了关窍,那就是信封和批条,虽然都是国务院出来的东西,但信封明显经过二次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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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骗子并没有造假,而是偷走了国务院的信封和信纸,再伪造周总理的签名和国务院的印章,最终骗走了这笔钱。

那么,骗子很有可能是国务院内部的工作人员,至少是能经常接触文件和公章的,才会对这些了如指掌。

另一边,杨奇清也有了重大收获,那就是技侦人员通过摸排走访,确定了来央行送条子和收钱的,根本就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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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存在团伙作案,骗子就不可能自己送条自己收钱,这是风险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这个骗子是单打独斗,没有同伙的。

再从信纸上入手,专案组又有重大发现。

这种信纸叫做“八开十五横格”,是当年政府机关的经典用纸,除了政府机关,没人会用这种东西,也没人会造。

但各个部门的用纸有所不同,根据排查,最终专案组发现,这张纸是来自外贸部的。

有了这个线索,案件的进展就快了很多,通过笔迹鉴定,专案组又发现了一个线索,那就是批条上“人民币”的民字写成了“人巾”的样式。

上人下巾,这是财务人员或会计部门的熟手才会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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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这人文化水平应该不差,对时事政治有一定的敏感度,还有点小聪明,特意批注要不连号的10元旧币,理由则是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造谣,实际上是方便自己销赃罢了。

据此推断,这个犯罪分子应该是在外贸部财务部门上班的,并且当天应该请了假。

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赵全一”还是百密一疏,露出了马脚。

根据已有的线索,专案组很快就查到了外贸部头上,并且开始查阅档案,不查不要紧,一查就发现,外贸部出口局有一个名字叫做王倬的人,曾经用过赵全一这个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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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落石出

1960年4月,一名售票员来到公安局报案,声称自己看到了一名鬼鬼祟祟的人,进到了外贸部中,公安部知道,他们距离人赃并获并不遥远了。

公安部立马开始在外贸部中进行调查,最终锁定了王倬。

但由于赃款去向不明,虽然公安部觉得王倬可能有同伙,但也不敢直接抓人,怕走漏风声后同伙跑了,或是直接销毁这20万,这是谁都无法承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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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当时新中国穷得叮当响,这20万是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纳的税。

于是,公安部决定先从周边的人入手,旁敲侧击地看看这个王倬有没有同伙。

同事的回答也恰如专案组所料,在案发的3月18日当天,王倬请了假,说自己的老母亲病了,要带母亲去医院。

专案组又开始秘密调查,翻看了医院的记录,走访了王倬的邻居,最终发现,王倬的老母亲在家好好的,医院也并没有接诊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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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王倬家的邻居还说出了一个更关键的点,正是这一点,让专案组决定直接实施抓捕。

邻居反映,王倬家最近大半夜总在烧什么东西,有些油墨味,并且闲来无事王倬就会坐在门口发呆,和平时判若两人,有什么风吹草动还会被吓一跳。

也就是说,王倬很有可能是怕事情败露,在烧这些骗来的钱。

如果不立刻实施抓捕,那就算是抓了人,可能也找不到赃物,最终没有证据也定不了罪。

再说了,这个案子破案不仅仅是为了抓嫌疑人,更重要的是追回这笔巨额赃款,如果钱都没了,把王倬抓了,这小子干几辈子也赚不出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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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专案组在4月4日凌晨直接登门拜访,将正在烧钱的王倬抓了个正着。

但到了公安局,王倬开始嘴硬,坚持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化名,也不承认自己骗走了央行的钱。

他想得很简单,那就是只要没证据,专案组就定不了他的罪,自然不会关他太久。

但笔迹是骗不了人的,王倬的笔迹和骗据上的如出一辙。

而且,王倬家的那个小炉子,就是寻常百姓生火的炉子,根本没有多大,再加上当时他要得急,银行也并没有凑齐这么多十元,有很多都是五元甚至是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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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倬用了这么多时间,才仅仅烧掉了2000多元。

专案组感觉,王倬既然不肯交代,那肯定是把钱藏在了安全的地方,于是再次去王倬家里突击检查,结果发现王倬的母亲动不动就把眼睛撇向地面。

专案组掘地三尺,最终找到了剩余的赃款。

说回到审讯组这边,王倬依旧嘴硬,并且坚称自己不知道什么赵全一,直到专案组的人把证据放在他面前,他又改口说,天下重名的人那么多,怎么能确定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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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专案组人员仅仅说了一句话,王倬就彻底破防了:“你埋得不深啊?”

王倬也知道,自己做的所有事全被知道了,于是交代了全部罪行。

因为王倬一直渴望发大财,所以一直在观察着周围,直到有一日,他发现周总理似乎什么都管,基本上外贸部的所有文件周总理都会亲自批阅。

那是不是模仿周总理的签名,并且弄来国务院的信封,这样就可以敲诈一笔?

说干就干,王倬苦练多年,又凭借着工作的便利拿到了信封和信纸,最终搞出了这起轰动全国的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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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件事性质恶劣,再加上建国初期对各种犯罪都是严加判决,所以王倬被判了“反革命诈骗罪”,被处死刑立刻执行。

而王倬的母亲知情不报,并且刻意隐瞒,也以包庇罪被判刑15年。

不得不佩服我们专案组成员的办案能力,在那个刑侦手段极为落后的年代,仅仅凭借这一纸骗据,就成功分析推理出了嫌疑人。

王倬也是百密一疏,聪明反被聪明误,有胆骗钱,没胆花钱。

而且他的假名还是自己的曾用名,最终露出马脚,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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