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宣武文集》【内部资料，山东省聊城市新闻出版局准印证聊新出准字（2002）1-016号】中，收录了一篇《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目击记》，读起来颇令人毛骨悚然。张宣武当时任第13军手枪营代理营长，负责指挥行刑，文章为作者亲历亲闻，而且张宣武文字功底深厚，不用渲染也让人感受到血腥和残暴。
作为文史爱好者，笔者曾在多种媒体上读到过记述这件往事的文章，对照张宣武此文，可以推测那些文字基本上是从张宣武文章改写而来的。这些文章的作者较少认真研究思考问题，也有的文章提出了值得商榷的看法。为此笔者拟以张宣武文章为基础，参考其他相关文献，对宋哲元杀俘事件作一述评。
攻破凤翔古城、俘获5000人众，是宋哲元部将张维玺干的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掌控政局，一段时间社会政治基本稳定，但1916年袁世凯逝世，国内失去了袁世凯这样的政治权威，遂陷入大小军阀争夺权力、各霸一方的混乱局面。在陕西，在1917年陕西靖国军兴起后，也形成了无数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随后取道甘肃、陕西，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但陕西军阀各自占据大小城市，把持财政，为害一方，冯玉祥不得不对他们采取行动。1928年，冯玉祥任命宋哲元任国民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令其平定陕西。宋哲元不辱使命，很快完成了任务。在所有战役中，以凤翔城打得最为惨烈，尤其是宋哲元下令全部杀死凤翔城俘虏的5000官兵，引发很大震动。
凤翔是关中西路的重镇，在汉代为右扶风地，唐宋以降直至清末民初，都是一个府治，素有“金宝鸡、银凤翔”的说法。城内地势远远高于城外，城墙既高且厚，坚固异常，城壕深宽各在三丈开外。城北有一个叫做“凤凰嘴”的泉水源头，有碗口大小的一股泉水，长年不息地流入城壕之中。城壕积水既满，乃流入城东洼地，形成一个湖泊地区，这就是凤翔城外一个叫做“东湖”的风景名胜区。当地人称凤翔城为“卧牛城”。
占据凤翔城的当地军阀是党玉琨，因其少时与人斗殴伤了腿脚，行动不便，被取绰号“党拐子”，原是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的旧部，在郭坚部任第三支队长。郭坚死后，党玉琨代领其众，编为省防军的一个旅，党玉琨任旅长。自1917到1928年，党玉琨一直盘踞在凤翔府，不管谁担任陕西省的军政首领，一切军令政令他概不听从，俨然一个土皇帝。党玉琨本人是一个鸦片瘾极重的大烟鬼，腐化堕落达于极点，他的部队纪律极端废弛，对民间的搜刮和抢劫无所不用其极，当地百姓恨之人骨。党玉琨在城内囤了可供城内驻军和居民三年的粮食，武器弹药也十分充足。1928年初，宋哲元亲率所部3个师、1个旅，即第3师（师长安树德）、第8师（师长周永胜）、第22师（师长田春芳）和独立旅（旅长刘文培），共3万多人的兵力，自春至夏围攻达半年之久，官兵伤亡约有近5000人，却始终未能打开凤翔城。
凤翔城易守难攻的程度不亚于渭南的同州城（今大荔县）。此前陕西军阀麻振武把守同州城，也是冯玉祥、宋哲元几番调兵遣将打不下来，后来派张维玺13军前去，不到一个月解决战斗，所以宋哲元仍然请来了张维玺。
1928年8月初，张维玺率领3万多人，由西安开到凤翔东郊。当时张维玺已升任第六方面军总指挥，而宋哲元因兼理陕西省政府政务，不能经常驻在凤翔督师，所以宋哲元部第四方面军原在凤翔围城的各师旅，也归张维玺统一指挥。但宋哲元每隔三、五天必从西安到凤翔来看看，所以凤翔的攻城战实际上还是宋哲元掌握决定权。
张维玺基于前一年攻打同州的经验，决计立即采取挖掘坑道从地下进攻的战术。张宣武当时任张维玺所部第13军军直属坑道营副营长，代理营长的职务（营长王福祥受伤到西安住医院去了），负责这个坑道作业。坑道从东湖西北角的“喜雨亭”附近一家民宅院内开始掘进，那里距离城墙只有200多米远。坑道作业是先从地面向下挖约4丈多深，之后再与地平线平行，直向城墙底下掘进。坑道的顶部和两壁都用枕木支撑起来，以防塌陷，下面有渗水或稀泥的地方，则用棉花、被盖等物铺垫起来。花费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把这条坑道顺利地挖到城脚之下，并在那里挖就一座约一间房子大小的炸药室，里面埋藏近4000公斤的炸药，接通上电线。9月1日，一切都准备就绪，宋哲元亲由西安赶来指挥。那天下午，宋哲元和张维玺一同召集所有攻城部队营长以上指挥人员部署总攻事宜，规定在总攻一开始、坑道炸药爆发之后，1500门野炮、山炮、迫击炮（内有15厘米口径的重迫击炮12门），每门须向城内发射100颗炮弹；500挺轻重机关枪每挺都须对准城墙垛口或城墙爆破的豁口发射500到1000粒子弹。
9月2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工兵电雷爆破部队把电钮一按，只见埋设炸药的那一面城墙摇晃摆动了两三次，然后像火山爆发似地，一般浓烟直冲云霄，并发出雷鸣般的巨响，飞向天空的砖石，落到一、两千米外。等到烟消尘散之后，只见城墙上出现了一个约有一、二十丈宽的大豁口。随后，15万发炮弹遮天盖地连续向城内集中飞去，四、五十万发的机关枪弹从四面八方扫射城上的胸墙和豁口，炮声、枪声、冲锋号声和喊杀之声搅在一起，震天动地，城内守军惊慌失措，迅即陷入瘫痪状态，攻城部队潮水一般从城墙豁口涌进城去，不到一个小时即告战斗结束，党玉琨在乱军中被击毙，他的部队被打死打伤约2000人，其余5000多人全部被生擒。
党玉琨是当时与孙殿英、靳云鹗“齐名”的军阀文物大盗
民国时期，军阀挖掘古墓盗取财宝的盗窃案层出不穷，以盗宝出名的军阀人物有三人：一个是流氓军阀孙殿英，他在1928年6月间挖掘了清室东陵乾隆皇帝墓和慈禧太后墓，盗窃了大量无价之宝；另一个是北洋军阀靳云鹗，在1921年前后任第8混成旅旅长驻防河南新郑时，挖过新郑一带所有战国时代古墓葬，盗取了无数文物。第三名就是党玉琨。他在到凤翔之后的12年中，先后把关中西路地区上自周秦下迄汉唐各个朝代的古墓葬几乎挖掘一空，盗窃的古代文物不可胜数。党玉琨年轻时曾在北京的古玩店当过学徒，后交往了乡贤武观石，武观石对古董字画、碑碣金石很有鉴赏能力，算是当地有眼光、有影响的人物，党玉琨跟他也学会了辨识古董的基本常识。从1925年起，党玉琨征派民工和其手下兵士数千人，开到宝鸡斗鸡台的戴家沟，对那里的古代墓葬群进行大规模盗掘，到1926年7月才告一段落。党玉琨请来了行家现场指导发掘，光青铜器就出土了1000余件，其中完整的达740余件，最著名的3件是周代铜禁。对党玉琨这样的文物大盗加以严惩，也是正义的行为。
在凤翔城内党玉琨的司令部里，有一座建筑非常坚固而未被炮火摧毁的库房，其中陈列着上百口大板箱，每口箱子里边都存放着许多异常珍贵的历史文物。1928年9月初的一天，宋哲元曾把这批古代文物小范围展览一次，只邀集了各部队团长以上高级官员前往参观。后来宋哲元让他的军法处长萧振瀛负责将这批文物运往西安，宋哲元还命令西安市芦真照相馆将其全部摄制成照片，作为资料保存起来。接着，他又请西安文物鉴赏家薛崇勋，在新城光明院对所有文物逐一进行鉴定，以确定其价值。据说，宋哲元将这些铜器中的一小部分送给了老长官冯玉祥，大部分被他从西安秘密运到了北平、天津，并假手天津的古玩商将其中多件精品卖到了国外。其中最著名的西周夔纹铜禁一直存放在天津宋哲元的寓所里。1941年底，日军占领了天津的英租界，日军闯进宋哲元的私邸查抄，掠去了很多财物。当时宋哲元的三弟宋慧泉打通关节，从日军手中取回了夔纹铜禁及其他一些文物。对于这件失而复得的铜禁，宋慧泉及其家属悉心保管，直到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组接收这件青铜器精品。
宋哲元杀俘
攻克凤翔后，宋哲元决定把党玉琨的5000俘虏全部杀掉，张维玺表示不同意。事实上，1927年8月张维玺奉命打下陕西同州时，宋哲元即已下令将当时俘虏的3000多名官兵全部杀掉，张维玺没有服从命令。宋哲元说：“去年你打同州时，我就让你把麻老九的那几千俘虏斩尽杀绝，而你却把他们一个个都放走了。假若你那时听我的话，把他们都杀掉，其他那些土匪就可能没人再敢于守城负隅顽抗，我们也不会在凤翔再费这样大的气力。现在甄士仁、张九才等人还占领着陇州、宝鸡、湄县这些地方，若是我们把‘党拐子’的这些俘虏一齐杀掉、他们将为之胆寒，不敢再战，而我们也可能少死多少人、少费多少事。我想不妨试试看，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守城。”
宋、张两人虽然同样都是方面军总指挥，但宋的地位高于张维玺，张维玺终究不能扭转宋的定见，因而这一幕杀俘惨剧终于演出。
张维玺的指挥所设在凤翔城东八里纸坊镇东头的一座关帝庙里，宋哲元的行辕则是设在关帝庙对面只隔一条路的一片空地里临时搭起的几座军用帐棚中。关帝庙的东南约七、八十米处，有一片相当广阔的空场，空场的南边缘有一眼深约几十丈的大枯井（这是西北高原特有的地貌）。宋哲元亲自察看发现这眼深井后，如获至宝地把它作为一个坑杀俘虏的理想场所。第13军军部手枪营（即张维玺的警卫营大刀队）驻在关帝庙西侧一座民房大院里，那里拘押着党玉琨部的五百名俘虏。宋哲元要亲自监斩这五百人，而负责执刀杀人的任务，则由第13军的手枪营来承担。张宣武在攻克凤翔之次日，刚由坑道营调任这个手枪营代理营长，刚好赶上作为执行这次集体屠杀的指挥者之一。
9月8日上午8时顷，宋哲元和张维玺两个人都坐在关帝庙门口，亲自下令开刀。于是每两个手枪队大刀兵架着一名俘虏两只胳膊，从关帝庙西侧院子里飞快地拖到那眼枯井的边沿，喝令俘虏跪下。在枯井旁边早已预先排列好五十名手执大刀的刽子手，由最前边的一名开始执行，手起刀落，人头立即滚入井中，行刑的人跟着又是一脚，把死者的尸体踢进井里。前面一个刚完事，后面一个跟着又架上来，照样又是一刀之后再踢一脚，走马灯一般一个接连一个地不断投进枯井。在前面执刀行刑的刽子手，每逢杀上十个八个，就已血溅满身，刀钝臂酸，就由后面的刽子手轮番上前接替。有的俘虏被架到井旁喝令跪下时，为了避免挨刀断头之苦，连跪也不跪就活生生地扑进井去。有的俘虏被架到井边时，早已神魂离窍、瘫软如泥，使刽子手无法下手，也就只好一脚将其踢入井中。有的俘虏跪下之后，脖子挺得较硬，只消一刀即可人头落地立时毙命，有的俘虏脖子挺不起来，一刀不能断气，以致连砍数刀，发出凄厉嚎叫。有些刽子手，手法比较干净利落，一刀下去身首异处，而有些刽子手则是初次杀人，当手举刀落时，手腕忽而软下来，只能砍进三两分深，这就使被杀的人遭到了最大的痛苦，就会哀嚎狂叫起来。
当屠杀进行的过程中，宋哲元和张维玺两个人端坐在关帝庙门口，一面喝茶，一面谈笑，好像若无其事地看剧一般，声容不为所动。在这个杀人场所的周围，还布置下森严的警戒部队，如临大敌。但宋哲元并不禁止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挤到警戒线外观看杀人，他还召集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到场观看行刑杀人现场。
当这五百俘虏约摸杀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有一个年青俘虏被架着奔向枯井，在眼看就要丧命的一刹那间，突然从看热闹的老百姓人丛中跑出一位农民老汉来，飞奔上前抱着那个年青人，大喊一声“我的儿呀！”张宣武上前询问缘故，那位老汉说：他是凤翔城外附近农村的人，他的儿子本来在家务农，向来不会为非作歹，半年之前进城赶集卖柴禾时，被党拐子的队伍拉去当兵，刚当上兵，凤翔城就被围困起来。那位老汉哭诉着说：“我的儿子并不愿意去当兵吃粮，他也没有造过什么孽，有罪也都应该上在党拐子的账上。你们要杀我儿子，真是天大的冤枉，那真是老天爷瞎了眼啊！”他说罢，死死地抱着自己的儿子不放，又说：“你们如果一定要杀我的儿子，那么就请把我先杀掉吧！”张宣武把他们父子俩都带到宋哲元、张维玺跟前说明情由，张宣武深知宋哲元的人情是不容易求得到的，就向着张维玺说：“这个老汉能及时赶到这儿来，认出自己的儿子，确是这个俘虏命不该绝，还是请总指挥开恩饶他一条命吧！”张维玺也急忙抢先说：“就让他老子把他带回家去好了！”这一对濒于绝境的爷儿俩，就千恩万谢地磕了几个头，然后头也不敢回地跑开了。
五百俘虏杀完之后，宋哲元集合在场观看的营长以上军官下命令说：“在各师、旅、团拘押的俘虏，限令你们都在今天夜里一齐把他们杀掉，一个也不许留，一个也不许放！”于是另外的四千五百多名俘虏中就有三千几百名都在那天夜里遭到杀戮。唯独第13军第17师赵风林师长悄悄对他的部署旅长、团长们说：“宋主席的命令谁也不敢不听，你们如果忍心愿意把这些人都杀掉，那就照着命令行事；如果你们愿意积一点德的话，那就可以酌量办理。”众人问道：“那到底是应该怎样办呢？”赵师长说：“多少杀几个应付一下，其余的趁着夜深人静悄悄地都把他们放走，不就得了嘛！但你们必须严守秘密，不能走漏风声，如果被宋主席知晓，我们谁都会吃不消！”结果被杀的不到一百个老弱残兵，而一千数百个青壮年都幸运逃脱。
这一场骇人听闻的大杀戮，很快地传遍了陕西全境，盘踞在陇州、宝鸡、湄县等地的残余土著军阀师长甄士仁和旅长张九才等人，果然都在几天之后，自动单骑来归，五体投地地跪着恳求宋哲元说：“只要开恩不杀，甘愿缴械，献出城池。”宋哲元的这一手，果真奏了奇效，从此关中底定，土著军阀全部被肃清。
宋哲元杀俘在军事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宋哲元杀俘，从当时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看，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事实上也确实起到了宋哲元预期的作用。只是假设避免了后来更多战事和人员伤亡，只是假设而已，通常很难得到承认。
但总的来说，第一，如此大规模杀俘，显明人道主义理念尚未深入人心，也可以说，这一事件表明整体上当时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化时期，像宋哲元这样的军事指挥人员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古代。尽管那个时代世界上仍然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也有大规模杀俘行为，如波兰卡廷事件发生于1940年，比宋哲元杀俘还要晚些时候，但毕竟这样的杀俘行为是十分野蛮的，是完全不可取的。
第二，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宋哲元这样做显示其政治智慧的缺乏。与宋哲元同时代的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都把对待俘虏作为政治工作，一方面通过对俘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然后放回，以此动摇瓦解敌军军心，另一方面则把俘虏经教育改造吸纳为我方官兵。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俘虏成为人民解放军重要的补充兵源，这样做不仅更加有效地动摇瓦解了敌军军心，还吸引更多敌军官兵起义投诚，不仅这样做是非常人道、人性化，更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第三，对宋哲元个人来说，这次杀俘是其军事生涯中的一个污点，但不应该以此否定其平定陕西及其当时主政陕西的业绩，特别是后来作为抗日名将的历史功绩。至于他杀俘之后是否将应属国家的所缴获党玉崐盗掘的古代文物据为己有，这尚待更多的研究论证；而有的论者竟然说宋哲元1940年55岁时即因病去世是一种报应，这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抗战处于困难阶段，宋哲元作为抗战名将在为国家所需要时英年早逝，是民族和国家的损失，咒其报应而死，实在是没有道理。
参考文献：
张宣武：《宋哲元杀戮陕军俘虏五千人目击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五十一辑。
蒋伟国：《党玉混盗宝与西周夔纹铜禁的流传》，民国春秋1995-02。
王民权：《宋哲元在陕西的一些事》，美文(上半月)2011-04。
刘嘉琰：《抗日名将宋哲元》，春秋199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