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诞生过两本奇葩著作，一本是《商君书》，一本是《君主论》，前者不把老百姓当人待，后者则是主张君主别拿自己当人。
马基雅维利诞生于1469年的意大利，《君主论》正是其代表著作，主要论述为君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
朱棣则诞生于1360年的中国，两人的岁数相差近百岁，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不妨碍马基雅维利比朱棣还要懂朱棣。
马基雅维利说：“一位机敏的君主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他的背信弃义显得冠冕堂皇。”
这就是建文帝朱允炆和朱棣的行事区别。
朱允炆意欲削藩，一边急不可耐地磨刀霍霍干掉了几个行为不端的藩王，一边又踌躇犹豫地对实力最强的朱棣无可奈何，因为他没有正当的理由干掉朱棣，“背信弃义”不符合爷爷朱元璋对他“仁明孝友”的夸赞。
可事实证明，朱元璋并不是靠这个征服了天下，不久，酷似朱元璋的朱棣以同样的杀伐决断篡了朱允炆的皇位。
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大旗，成功上了位。
朱允炆实在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即位四年来，他勤劳不懈，一举一动，都遵循圣人之言，诸项措施都本着圣贤美意。没想到四年努力换来的是穷途末路。他弄不懂他的臣民。君臣大义是人伦之首，为什么那么多武将毫不犹豫地背叛他去投靠朱棣？为什么他被困在京城，天下郡县竟无一人前来勤王？
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基雅维利说：“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果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
朱允炆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对百姓们，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制，以平均土地，造福于民。结果在朱棣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
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力，特别是当权力没有足够的道义基础时，大棒要比胡萝卜好使。
对暴力手段的应用，朱棣比他爹朱元璋要成熟多了，朱元璋的残酷多少带着点儿个人的变态爱好。
暴力只是手段，而不能成为发泄不良情绪的爱好，想要位子坐得稳，广收人心才是王道。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果有必要，君主应当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对恪守正道。”
朱允炆对臣民也很好，但这种好多是政策上的好，当落到老百姓头上时，已经所剩无几，甚至只剩一纸空文。
朱棣对合作者和顺从者的好属于宋江式的仗义疏财，了解《水浒传》的朋友大概会知道这招有多狠，尤其是对没有受过太多圣贤教育的那些军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朱棣才是极富人情味的及时雨。
朱棣的有恩必报、有功必赏是闻名已久的，而且他大手大脚的赏赐并不限于那些用的着的人。卑微之辈，他也铭记不忘。有的妇女帮助过守城，朱棣给出的奖赏是“每名赏钞一百贯，绢一匹，棉花三斤”。连一个小小的船工，朱棣也念念不忘。渡江之时，为他开船的船工是周小二，仅仅为他服务了不到一个时辰，然而他特命“擢上海县民周小二，为巡检，赐彩帛二表里，钞百锭，蠲其徭役三年”。
朱棣不愧为公关大师，老百姓就是喜欢这种趣闻逸事，一个“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的义气形象就这么树立起来了，而朱允炆的仁政见效太慢了，犹如勤劳致富的口号令人恹恹欲睡。朱棣就如同一家不时爆出中大奖的彩票中心，大家知道这是小概率事件，可就是控制不了想要亲近的冲动。
正式上位的朱棣以血腥手段镇压了朱允炆的铁杆支持者，几个回合而已，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特别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才不在乎坐在龙椅上的姓什么，更何况这次还是姓朱。
朱棣没有他爹朱元璋的杀戮癖好，更何况他很在意自己帝位来路不正的事实，是时候展现更多仁慈、仁义了。
正像马基雅维利所说：“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虔诚。”
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政治就是演戏。”
朱棣继续发挥他善于制造奇闻异事的天赋，可他毕竟已是皇帝，哪里还有那么多的机会给自己表演呢？有的时候，他就只能尬演。
永乐五年（1407）五月二十，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经过一株槐树下面的时候，一条小虫子落到了他的袖子上。朱棣轻轻把虫子抖落地下，随从们上来就要踩死，朱棣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们一眼，命他们把这条虫子再放回书上，并且教训道：“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和尚们忙念起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真是菩萨心肠，猜测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萨转世。
这种无聊的尬演当然只是一时兴致所至，朱棣笼络人心（知识份子）的大手笔是编修《永乐大典》和扩大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
知识份子们似乎忘了朱棣对待方孝孺的残暴血腥，在一声声千秋万世颂太平中夯实了朱棣的皇帝宝座。
朱棣虽然坐稳了位仔，但并不意味着就没人看他不爽了。
该怎么办呢？
马基雅维利说：“君主应该自己施恩，让别人代为受过”。
朱棣笑眯眯地看着马基雅维利说：“你小子，还真他娘的天才！”
毕竟已经做了皇帝，再也不能干那种和方孝孺在朝堂上对骂及施虐的事了，像方孝孺这种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杀是杀了，可自己真正赢了吗？更何况不是所有的敌人都适合亲自动手。
梅殷是明太祖的驸马，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时，梅殷是托孤大臣之一。虽然勉强投降了朱棣，但内心并不服气，时时口出怨言。永乐元年（1403）十月的一天，梅殷上早朝的时候，居然被人挤落水中淹死了。朱棣派人严查，要处死两位故意挤撞驸马的锦衣卫。两名锦衣卫大喊：“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朱棣令护卫击碎二人牙齿，推出斩首，然后厚葬梅殷。满朝大臣表情悲痛，与朱棣保持着默契。
在这个思维方针的指导下，朱棣大力发展特务系统，同时重用大批酷吏。这才是高效的组合拳。
无孔不入的特务帮助他发现敌人，而不择手段的酷吏则帮助他清除敌人。
当这些酷吏作恶太甚，朱棣则及时出现，广大臣民欢呼感动，皇帝真是圣明啊！
朱棣强悍、仁慈的形象就这样被树立得牢不可摧，接下来他要追求比肩唐宗宋祖的荣耀。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皇帝之一，也是最能折腾的皇帝之一。编修《永乐大典》只是其一，他建造北京城，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气象豪迈，远超朱元璋的小家子气。即位不久，朱棣便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蒙古。他四面出击，向东，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向西，穆斯林与他建立了朝贡关系；向北，成吉思汗的子孙始终被压制；向南，他把南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并派八十万大军攻打安南，一度把安南并入中国。
这些举措大部分没什么实用，即便包括远征蒙古，也并非是次次必要，出兵安南更是得不偿失，至于七下西洋，更是后人猜不透目的的谜题。
如此的铺张奢华或许有另一层动机，《商君书》里有类似说法，马基雅维利则是说得更通透。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应该如何作为以赢得崇敬”一章中开门见山地说：“能使君主赢得高度评价的莫过于伟大事业和非凡举动。”正如七下西洋之举前无古人，“惊人之举出声望。”马基雅维利说：伟大的君主“总是这样，干完一件大事便又筹划另一件大事，让臣民应接不暇，不知所终，每当看到结果则又目瞪口呆。这些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此一行动和下一行动之间不留一点空隙，人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用来反对他”。在《商君书》里，这招叫做“弱民”、“疲民”。
朱棣接手了朱元璋打下的家底，其劳模精神完全不输给那位敏感暴躁的老爹。明朝耀眼的功绩几乎都是出自他手，永乐时期，成为中国专制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也是一个和马基雅维利主义遥相致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