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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日,韩国国立首尔大学资深教授李根(Keun Lee)应邀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未来论坛“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发表线上演讲,题为《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根教授在讲座中表示,中国要想在未来十年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需要注重技术创新并增强企业竞争力,与此同时还要减少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发展不平等和收入不平衡。

他指出,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全球价值链将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近年来增强了本土生产,减少了对外部中间产品的依赖。在未来的半导体竞争中,中国需要出台更多出海政策并构建起更好的半导体价值链管理政策。

中国的经济成就与挑战

过去4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尽管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GDP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趋势依然向好。

在发展过程当中,中国需要避免两个陷阱,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 先前的北京共识曾提出,中国不需要完全遵循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可以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因此,当前的重点在于如何帮助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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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Keun Lee)教授在演讲中分析中国经济与技术发展现状

中等收入陷阱(MIT)是指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最终出现经济停滞;这种现象通常在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到美国人均GDP的20%-40%时出现。

许多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已经陷入这一困境。最新数据显示,韩国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日本,而中国则相对较低。然而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每年都有0.1%的上升,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将在下一个十年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但要中国确保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还需要注重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并减少不平等。

中国的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力

通过对比研发支出占GDP总量的百分比可以发现,中国在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支出很高,但略低于韩国。从2021年各国获得美国专利的数量来看,中国共取得25794个专利,这表明了中国强劲的创新能力。

目前,中国在技术赶超方面的努力与韩国类似,研发周期比巴西和南非更短。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发展更加多元化,但在自主创新和知识传播方面还有待提高,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多的使用本土自主的资源和信息而不是从国外学习引进。

此外,中国在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的表现非常亮眼,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拥有越来越多的世界级企业。这表明中国的国家实力在不断增强。然而,尽管中国的技术专利数量迅速增加,由此带来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根据基尼系数,中国的不平等现象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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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又142家中国公司上榜 图源:《财富》官网

现在中国开始关注并控制不平等,控制财富分配不均、控制技术所带来的不平等。到2020年,中国有效抑制了由于技术发展或者是专利增长所带来的不平等现象。

总之,中国非常重视创新,在科技创新方面表现的非常令人瞩目。目前,中国在逐步采取措施去减少由于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平等。

中美经济关系与全球影响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2021年,中国在全球GDP的占比达到峰值,为21.6%,在这之后开始出现下滑,直到最近才开始企稳。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这意味着如果下滑趋势不能逆转,中国可能在60年内都无法超越美国。G7和金砖国家之间的GDP差异也很巨大,因此需要研究哪些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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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G7国家的总GDP约为45.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43%。相比之下,BRICS国家的总GDP约为30.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9% 图源:新华社

通过比较中美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曾非常明显,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在全球占比中一度雄踞一方。但是近年来中国出口占比在逐步缩减,中国在贸易顺差方面的优势没有那么稳固了。

中国在IT领域的研究实力仍然不容忽视。在IT领域的学术文章发表前20位的国家中,中国排位仍然比较靠前。

从其他方面看,中国经济规模非常大,预计在2030年会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80%左右,这意味着全球格局将从过去的G7变成G2,两极分化的趋势在未来会愈加明显。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脱钩对全球GDP的影响值得关注。一方面,脱钩会导致全球GDP增速下滑或放缓。另一方面,需要关注脱钩映射的逆全球化趋势诸如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第三,需要关注阵营对抗,尤其是以中美为代表的两大阵营在科技领域的对抗。

最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将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总出口中的外国附加值(Foreign origin Value Added, FVA)也是衡量国家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的GVC会在某些层面去影响国家的全球实力,中国的GVC反映了,越来越多曾经要从外国进口的零部件变成国内生产,并且开始取代一些国内产品的外部中间件,即进口中间件的占比逐渐减少。

亚洲GVC变化的因素

亚洲GVC变化有四大决定因素。

第一是中美贸易冲突,这使得有些制造基地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例如印度、东盟国家。

第二是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使得有些外企离开了中国。例如,由于中国本土手机市场竞争激烈,三星将手机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

第三是数字化发展,数字化赋能了一些企业新赛道、新竞争力形成。

最后是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但现在更多被转移到东南亚等国家,所以中国已经不再是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

目前,韩国对华出口在减少,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则越来越集中。从退出企业来看,三星将手机业务退出了中国,目前只有内存、电动汽车电池和MLCC留在中国进行制造,其余制造基地则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在高科技领域,电动汽车、5G、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和半导体的竞争也日益白热化。美国尝试阻止中国半导体的崛起并限制中国的GVC,这对韩国等国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韩国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另一方面,韩国也需要美国的技术。

此外,贸易保护主义也越来越严重。例如,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一些企业遭遇了产量和销量的下滑。在半导体领域,一些韩国芯片企业已经无法出口到中国。

总结

中国在GDP和技术赶超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半导体竞争领域,中国需要出台更好的出海政策并对半导体价值链构建更好的管理策略。 在GDP追赶尤其是人均GDP方面,尽管短期内美国压制中国发展的意图可能取得成功,但从长期来看,中国有望通过技术创新来赶超美国。目前,中国需要构建更加稳定的GVC网络,以应对中美关系对相关产业带来的影响。

*本文为IPP新媒体团队根据李根教授讲座内容整理,内文略有删节。

文稿整理:张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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