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正式向外界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为“难产”了20余年的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
根据报告给出的结论，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夏都斟鄩，并给出了一系列的论证过程。其中在引用文献记载时，分别用了《逸周书》“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国语》“昔伊洛竭而夏亡”以及《战国策》“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卢、峄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而二里头遗址的地理位置刚好在上述史书记载的范围之内，所以得出了二里头地理位置与文献所载的斟鄩地望相符合的结论。
不过，报告自身却存在几处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
首先，报告中还引用了古本《竹书纪年》“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的记载，并称斟鄩曾经是夏代早期（太康和仲康两世）和夏代末年（夏桀之世）的都邑，而二里头遗址同时具有一至四期的遗存，表明该遗址延续时间长。但下文却又说二里头一期文化上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夏始年在公元前2070年。
但众所周知，二里头文化一期的绝对年代上限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离夏始年差了320年，而太康从大禹时代算起，也充其量只是第三代君主，所以，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和二里头考古发现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或者是《竹书纪年》记载错了，太康的斟鄩不在二里头，亦或者二里头考古结论错了，二里头不是夏朝中晚期都邑，而是整个夏朝的都邑。
其次，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所引用的《逸周书》《国语》等的记载，只能表明夏朝与伊洛河有关，但未明确夏都所在。反倒是没有被引用的《左传》明确记载了“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成王就把叔虞分封到了山西，建立了唐国，后改称晋国）。”。另外一本没有被引用的重磅级史书《尚书》也明确记载了“桀都于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一带）”。
夏墟，意思是夏朝的废墟，也即夏朝都城的废墟。跟后来的殷墟叫法如出一辙。殷墟是在1928年才开始考古发掘的，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楚汉时期，古人就知道殷墟是在洹水南，《史记》曾载“章邯使人见项羽……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
所以，单纯从文献记载的字面意思来看，古人对夏都的地理位置，是分别有晋南和豫西两种说法的，但工程报告却完全忽视了《左传》《尚书》，并且没有解释为何没有引用夏都在晋南的记载，给世人造成了一种夏都在伊洛是古人的共识的假象。
第三，古人对夏都地望虽有争议，但对于商汤暴力灭夏却是有着共识的。比如《吕氏春秋》记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於郕，桀既奔走”，《史记》记载“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墨子》还特别提到了商汤在攻城前，“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
但二里头遗址从一期到四期呈现出了连续性，没有发现任何外部势力暴力革命的痕迹。而二里头的地理位置，也与商汤伐夏时的行进路线“汤升道从陑、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不符。
所以，二里头的考古发现至少证明了一点：夏商的决战地点并不在二里头一带。
难道二里头并不是夏都斟鄩吗？
就现有考古发现而言，晋南地区并没有发现一处能与二里头文化影响力相匹敌的同时期文化遗址，同样，二里头的文化面貌以及出土人骨的线粒体DNA研究也显示，二里头与近在咫尺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之间，并无继承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在早商文化之前，二里头的确属于一处广域王权的政治中心。
虽然我们得出了二里头文化早于商文化的结论，也知道商朝之前存在一个夏朝，但如何把二里头和夏朝之间建立联系，还缺少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出土文字。
或许有朋友会质疑，难道没有文字，就不能证明夏朝存在了？
事实上，我国的国家文明起源远不止于夏朝，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距今4000年的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都已经建立了由一个中心聚落和多个二三级卫星聚落组成的国家文明雏形，并且在早于二里头的多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我们都发现了文字，比如著名的陶寺朱书扁壶上就发现了醒目的朱书汉字“文”，与当代汉字“文”相比，无论字形还是结构都完全一致。
所以，二里头无论是否有文字发现，都不影响它被我们叫做“夏”，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在明显有证据缺环的情况下，却依然将其定性为夏都的原因所在。
但是，截至目前，“夏朝”这个叫法，依然只能算是它称，而无法证明这是自称。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
商、周两个朝代的名字没有争议，是因为除了周人称呼前一个朝代为商、秦人称呼前一个朝代为周外，我们还发现了甲骨文中商朝人自称为“大邑商”“天邑商”，周人的文献中称呼自己为“小邦周”“成周”的准确证据。
但关于“夏”这个名字，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时期。由于没有出土文字，我们无法证明我们所称呼的“夏”是不是他们的自称。
事实上，类似的名字乌龙事件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比如著名的曾随之谜。后世史书中记载湖北随州一带存在一个随国，颇具影响力。但却不见随国铜器出土，直到1978年考古发现了曾侯乙墓，人们才恍然大悟，随国人的自称是“曾国”。
那么夏朝有没有可能也是类似“曾随”一样的乌龙称呼呢？目前来看，可能性很大。
首先，《尚书·太甲》及《清华简·尹至》，都有“西邑夏”的叫法，根据上下文所描述的伊尹参与商汤的颠覆行动来看，被商汤灭掉的政权被叫做“西邑夏”，这种叫法符合“大邑商”以及“中商”等古汉语语境。
同时，甲骨文中也的确找到了多处关于“西邑”的卜辞，表明“西邑”的与西周史书提到的“西邑夏”是同一个地方。不过问题在于，我们依然不能根据商朝有“西邑”的叫法来判定“西邑夏”是自称。
事实上，甲骨文虽然有“夏”这个字，但却从未和被燎祭的对象以及某个政权产生过关联，甲骨文中的“夏”字构成均有一个“日”在上，表示的是夏日灼人之意。此外，甲骨卜辞记载了当时大量的“方国”，但方国之中并没有以“夏”为名号的。
所以，商朝人并不会称呼前一个朝代及其遗民为“夏”。
其次，首次将“夏”与某个政权产生关联的，还是周以后。但周人口中的“夏”，只表达一个意思：西。
比如《逸周书》在记载陶唐氏征伐某个政权时，曾提到“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唐氏伐之……西夏以亡”。这里的夏，显然不可能是夏朝。
《尚书》中关于周人自称有夏时，频频与“西”产生联系，比如“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管子》“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都误以为周人自称夏，是打出夏后裔的旗号来为自己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合法性，但事实上，结合周武王《泰誓》的战前动员内容，“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周人所称的“夏”，所表达的语境是要建立西土国家联盟共同对抗殷商，而不是表达“我是夏朝后裔”的意思。
无独有偶，战国时期，不同诸侯国的文字系统虽然存在差异，但对于“夏”的构字组成，却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日止”、“日女”等偏旁部首，表达的是日落西方，同样只有“西”的含义。甚至到西汉时，出使西域的张骞还将吐火罗翻译成“大夏”。
这说明，在秦汉以前，“夏”字表达的都是“西”的意思。
如果“夏”本身是是一个方位词，那么自视为中原之主的“夏朝”统治者，又怎么会自称为“西方之国”呢？正如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绝不会自称“西蜀”，而东吴也只会自称“吴”，而绝不会自称为“东吴”一样。
所以，在朝代前加方位词，明显属于“他称”。我们按照“他称”去找出土文字，自然是找不到的。
那么，夏朝的本名究竟叫什么呢？
现有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早于二里头的所谓“夏”文化，并未进入王朝阶段，换言之，“夏”本身就是一个笼统的部落联盟的称谓，只是周人在追忆时统一将那个伟大时代概述为一个叫“夏”的政权罢了。
结合清华简中“夏后”带有“日它”结构，战国时期出土青铜器上对夏王朝的“夏”字构造普遍带有“日、西、虫”等偏旁部首，以及夏朝历史传说普遍都与龙蛇虫产生关联来看，商朝之前的政权，是一个位于商都以西，流行龙蛇崇拜的政权。
如此看来，出土有龙蛇之物的晋南和豫西二里头遗址，其实都符合这一特征描述。只不过晋南“夏墟”称谓中的“夏”应指代的是被陶唐氏灭掉的西边某个方国—“西夏”，而非大禹的夏。
山西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陶壶上发现的两个文字，考古学家何驽先生判定为“文尧”，如果“尧”既是创始者名讳，同时又是时代称谓的话，那么政权结构与尧时代并无二致的夏王朝，其真实称谓也有可能叫做“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