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 正
1921年底，上海北河南路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
同事们看着一封封来信，窃窃私语：又是沈先生？又是钟小姐？
一段时间以来，编辑部三天两头总会收到寄给主编沈雁冰的来信，信封上都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
这位“钟英小姐”是谁？为什么给她的信都要寄给沈雁冰先生转？
有同事猜测，这位“钟英小姐”可能是沈先生的女友。有同事摇头说，沈先生已有家室，这位钟英小姐大概是亲戚。有好事者，干脆直接问沈雁冰：这位“钟英小姐”是您什么人？
沈雁冰呢，总是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对发问笑而不答。
一天，好奇了很久的郑振铎忍不住了，想逗逗沈雁冰，一探这些来信之究竟，便“公然”拆开了一封“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的来信，展开一看，不禁一惊，里面竟是福州地委上呈中共中央的报告。
郑振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钟英”是“中央”的谐音代号啊。
不错，时任《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正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1927年，沈雁冰发表小说《幻灭》，署名“茅盾”。
一
水必有源，木必有本。历史的剧情往往如此，看似有些即兴、随机，实则必有发端。
沈雁冰年幼时，父亲经常勉励他的话就是：“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12岁参加童生会考，沈雁冰作文《试论富国强兵之道》，结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阅卷先生兴奋批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北大毕业后，沈雁冰供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翻译、编稿之余，发表《学生与社会》《一九一八之学生》等文，与《新青年》交相呼应，为思想启蒙疾呼呐喊。
“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他纵论时政，抨击军阀独裁卖国、相互间明争暗斗，致使民无宁日，国家权利受到极大损失。他忧国心切，手中的笔和着那个觉醒年代的激昂节奏，像一曲云起雪飞的协奏，与《新青年》响遏行云的主旋律交响。
如何拯救垂危的祖国？沈雁冰的目光紧紧眺望着前方，苦苦求索着心中的那条路。直到1920年初，上海渔阳里2号，一位四十来岁，中等身材，头顶微秃，说话和气的男人笑呵呵地站在他面前。此人，正是怀揣着建党大计的陈独秀。
“我和大钊主张《新青年》谈政治，而胡适和他的追随者却主张不谈政治，并且要《新青年》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把《新青年》办成单纯研究文、史、哲的学术性刊物，这样《新青年》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顿了顿，陈独秀接着说，“我一气之下和胡适闹翻了。”继而，他目光炯炯，面带微笑：“在上海就要仰仗在座的诸位了！”
“在座的诸位”，有陈道望、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
于是，《游俄之感想》《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一封公开的信给〈自由人〉月刊记者》《西门的爸爸》《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匈牙利文学》《海青赫佛》……移沪后的《新青年》，自第二期起，密集地刊发沈雁冰的译作。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12月，李汉俊接替陈独秀任发起组负责人。
李汉俊对沈雁冰的博学多识和对新文学的执着格外赏识，在他盛邀下，沈雁冰激情满怀地为发起组秘密发行的月刊《共产党》翻译文章，介绍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
《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的出发点》《国家与革命》等文章相继刊发，给无数颗迷失的心送去一束光，点燃一团火。而沈雁冰自己，也在这光的照耀与火的燃烧中，懂得了共产主义，了解了共产党，自幼萌发的民主主义思想渐渐纳入到共产主义思想的轨道。
从这光与火中，沈雁冰看到了未来的“天下”，看清了今后的“己任”。他的心里是明亮的，他的目光是执着的，他的脚步是坚定的，不曾有过丝毫矛盾。
1921年二三月间，经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成员不足20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转为正式党员。其时，中共身处“非法”“隐蔽”的地下状态，党员人数仅有50多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引路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引路人。
1921年底，中央与地方、组织与党员、党员与党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集，开辟党的秘密交通，确保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的安全成为当务之急，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沈雁冰和他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了历史的选择。
中央局决定，委任沈雁冰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利用其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的掩护身份，专司中央与地方的秘密交通联络。沈雁冰遂走入隐秘战线，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专职秘密交通联络员，而《小说月报》则成了最早的隐蔽斗争掩护平台。
于是，在引领文学革新的同时，沈雁冰也参加了早期的隐蔽斗争，而且一步就站到了最前沿。
当他的双脚由《小说月报》编辑部迈出，一路翰墨一路刀锋铿锵向前的时候，他大概不曾想到，他踏出的这第一串脚印，将成为一个隐秘而伟大的起始。
二
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游乐场散发他自己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痛骂段祺瑞政府祸国殃民，要求枪毙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被京师警察厅关押入狱，《新青年》编辑部被查抄。
经各界人士营救，陈独秀于3个月后获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秘密离开北京转至上海。后又于1921年10月、1922年8月、1932年10月三次被上海法租界、国民政府逮捕关押审判。
1920年2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禁令，查禁了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等83种“过激印刷物”。
1921年7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住处召开成立大会的中共，险些在初生之日就遭“一网打尽”。会场闯入一个“找错了地方”的不速之客，所幸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隐蔽斗争经验丰富，当即提出休会转移，才使得随后前来抓捕的租界巡捕扑了个空。
1922年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刚刚在上海成都路上挂出招牌，便遭英租界搜查、封禁。同年10月，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发行了4期后就被租界巡捕房查禁，被迫由上海迁往北京，又因北洋政府镇压革命难以立足，于次年迁回上海，随后上海局势恶化，又被迫迁往广州。
“地下党”这个词，如今频繁出现在文学影视作品当中，专指隐蔽战线。殊不知，中共成立伊始，全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下党”，组织被取缔，成员遭迫害，刊物被查禁。一个在刀锋上隐秘而行的“地下党”，其“生”多么地艰难，其“存”多么地凶险。
与生俱来的地下状态，造就了与生俱来的地下斗争意识。
建党伊始，中央与地方党团组织之间的绝大部分信函来往，抬头和落款就开始使用代号和化名了。中共中央化名“大兄”“钟英”，团中央化名“宗菊”“曾延”，全国代表大会代号“大考”，会议代表代号“考生”。1923年3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施存统，抬头称对方的化名“光亮”，落款则用了自己早年读书时曾经使用的笔名，化名“子任”。
陈独秀常以打麻将掩护会议。一次很晚散会，他送向警予等人出弄堂，一面走，一面故作惋惜：“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是不出来……”直到弄堂的看门人为向警予等人开门放行，他才不谈打牌的事了。
建党以后，地方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而“非法”“隐蔽”的生存状态，却时刻威胁着中央与武汉、长沙、广州、天津、北京等各地方党组织之间越来越密集的人员联络和文件传递。
并非先知先觉，血与火使然。内外反动势力的刺刀与镣铐，逼出了“秘密交通”，党的第一位专职秘密联络员应时而生。沈雁冰，携着满身的文学风雅，平淡不惊地走上了暗战的刀锋。
三
文学始终是沈雁冰的梦想与追求。儿时在乌镇高等小学所写《文课》两册37篇作文，论史、述人、议政、谈科学、颂山水，显露出高于一般小学生的知识面和写作天赋，国文老师赞叹有加，断言他“将来会是了不起的文学家”。中学老师在他模仿《庄子》所写的一篇寓言上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北大预科三年学习，成为他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的加油站，而外语、外国文学、世界史等课程，则拓宽了他的文学视野与胸怀。
沈雁冰不曾意料，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会成为他走向文学巅峰的出发点。他在《学生杂志》《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上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开始践行用文学启蒙思想的初心。
当五四运动的劲风从外滩登陆时，《新青年》的呐喊传入编译所，沈雁冰的文学观受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滋养而升华，“新文学要拿新思潮作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作宣传”。他的思想插上了文学翅膀，他的文学找到了政治依托。
不久，沈雁冰对《小说月报》的革新变得水到渠成，这份刊物一改原有的“鸳鸯蝴蝶派”面貌，成为批判游戏消遣的文学观、倡导和传播新文学的崭新园地。
站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的讲堂上，沈雁冰将学生时代中国古典文学的积淀，与编译工作中对外国文学理论与创作的研究融会贯通，从容自如地向他的学生们传播着文学的火种。在孜孜以求的课堂中，坐着年轻的丁玲等人，沈雁冰的“谆谆课读”培养着他们对文学的兴趣。
手捧火种的人，不仅能点燃自我，也必然照亮他人。
笔耕不辍、弦歌不辍的文雅背后，隐秘而忙碌的脚步不曾停留。已婚三年的沈雁冰，微笑着行走于同事们的议论与猜测之中，照旧大大方方地为“钟英小姐”接转信件，不解释，不应答。对每位前来上海联络中央的外地同志，沈雁冰都要亲自前往接头，对暗号，辨明身份，安排住处，帮忙联系中央。来信是否会被人告密、被敌人察觉，来者是否被敌人跟踪、是否假冒、是否叛徒，这些秘密交通自带的风险，需要沈雁冰日复一日地承担。时常，自己的家也成为各种碰头或召开会议的地方。忙而不乱，沈雁冰顺利完成着每项任务，无错情，无险情，从容缜密地行走刀锋。
除了忙碌、危险，还少不了委曲求全。《小说月报》的革新招致“礼拜六派”攻击。王云五出任编译所所长后，要求沈雁冰登报道歉，遭到严词拒绝，便暗中审查排发的稿件。沈雁冰发现后，坚决要求辞去主编一职离开编译所。王云五只得让郑振铎接任主编，但挽留沈雁冰做别的工作。沈雁冰不愿与王云五之流为伍，去意坚决。陈独秀得知后，劝沈雁冰继续留在《小说月报》，否则中央联络员就得换人，而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
既然是党的需要，组织的信任，沈雁冰便毫不犹豫选择留下。
“党中央因为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就派我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暂时我就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外地有人来上海找中央，也先来找我，对过暗号后，我问明来人住什么旅馆，就叫他回去静候，我则将来人姓名住址报告中央。因此，我就必须每日都到商务印书馆办公，为的是怕外地有人来找我时两不相值。”
60余年后回忆这段密战岁月，沈雁冰的笔下不见风起云涌，唯有风轻云淡。面对密战的风轻云淡，是蔑视，是胆识，是能力，更是境界。
一路翰墨，挑战旧文学，传播新文学；一路刀锋，任凭黑暗、崎岖与凶险，沈雁冰不曾矛盾。
四
1927年，不曾矛盾的沈雁冰矛盾了。
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善变”的一年。
这一年，南京、武汉、北京出现了三个并存的政权。蒋介石操纵的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张作霖把持的北京北洋政府，均以中央政府自诩。宁汉先是对立，后又合流。
这一年，武汉、上海宣告了两场胜利。国共合作的北伐终获胜利，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成立了共产党及工人阶级参与的临时市政府。随后，上海、武汉上演了两场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清共”，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叫嚣“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两场胜利果实均遭窃取。
这一年，革命力量损失严重。但是，南昌城头、湘赣边界、羊城脚下接连传来振奋人心的枪声，打响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战斗。遗憾，三场起义均告失败。
1927年把太多的世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而太多的世变，注定带来太多的叹问，太多的迷茫，太多的矛盾。
胸有家国，方生矛盾。
是年中秋，上海华界东横浜路景云里11号半三楼，沈雁冰日复一日俯在妻子病榻旁一张很小的桌上，执笔千思，万绪萦绕，失望，迷惑，苦闷，挥之不去。
过去大半年波涛汹涌的生活，在眼前浮现，在脑中发酵，“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个人物扑面而来”。痛心、悲观于大革命的失败，一声叹问，禁不住从笔端涌出，革命究竟向何处去？
两个星期后，一部小说的前半部成稿，沈雁冰为其取名《幻灭》，从此，开启了通向中国现代文学之巅的笔墨人生。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开始创作了。” 几十年后，沈雁冰如是坦言。
创作《幻灭》之前，沈雁冰已被蒋介石通缉，不能用此前的笔名，需要新的笔名作为掩护。取什么笔名呢？
深深的迷茫、沉沉的惆怅不禁而生，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终落笔头，把眉头心头笔头的苦闷都堆积在一起，在稿纸上一笔一画，重重写出两个字来：矛盾！
大革命失败，让沈雁冰看到了太多的矛盾：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自然，也看到了自己生活上、思想中的矛盾。取“矛盾”二字为笔名，绝非信手拈来，而是思想深处的重重矛盾外溢于笔端的真实与真诚表露。
“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叶圣陶看过《幻灭》前半部后说，“但这个笔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姓茅的人甚多，不会引起注意。”
于是，《幻灭》的书名下面，落上了“茅盾”二字。
怀时代于心间，遣家国于笔端。自此，“茅盾”这两个字，从躲避国民党追查的化名，逐渐固化成正式笔名，进而演进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
《幻灭》一经刊发，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读者纷纷猜测起茅盾其人。其实，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真实地反映现实，真诚地吐露心声，这些文学特质已让茅盾的作品有了很高的辨识度，茅盾之庐山面目，在文学界已无密可保。
鲁迅亲自登门看望茅盾来了。谈及大革命失败，鲁迅痛惜革命滑落低谷，不解“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关心茅盾今后的打算。茅盾回应说，要再写一部正面反映大革命的小说，至于今后，已做好长期蛰居地下以卖文为生的准备。
现实主义的写法，真实地反映现实，真诚地吐露心声，给茅盾的作品及其本人带来了不少误解。对于《幻灭》，批评者虽少，却甚为严厉，认为调子太过低沉，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茅盾只是对大革命失败感到悲观消沉，不知今后应走怎样的路，并非认为革命就此完结了。但他不作解释，反称“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这部小说，曾建议修改其中某些部分，茅盾又一次陷入了矛盾：“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谬种流传’呢，改呢，那就失去了本来面目，那就不是1927—1928年我的作品，而成为1954年我的‘新作’了。”最终，一生追求的现实与真诚的文学态度，为作家作出了选择：“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而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不动。”
五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1981年3月14日，重病卧床的茅盾，气息虚弱地口述了这封信。
当口述到“在这最后的时刻”，茅盾气喘骤然加剧，“我的心向着你们……”老人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此刻，或许他的思绪正在倒流，飞向50多年前那段峥嵘岁月，遗憾、无悔、热望交织在一起。
1928年7月，茅盾在陈望道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开始了一段漂泊岛国的时光。
《从牯岭到东京》是茅盾到达东京后写的一篇长文，暴露出他当时世界观、文艺观上的缺陷，“留下了他那时期政治上苦闷、思想上迷离探索的印迹。他离开了党所领导的疾风暴雨般的群众革命斗争，便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小资产阶级上面”。他强调革命文艺的第一要务是“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植立了脚跟”，“要质朴有力地抓住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核心描写” 。
《从牯岭到东京》招致太阳社、创造社的朋友们对茅盾的围攻，他们异口同声批判他是小资产阶级代言人，要树立小资产阶级文艺。
“自从我到日本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我猜想，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以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
1931年瞿秋白曾在茅盾家避难，其时茅盾正创作《子夜》。他把大纲和已经写好的几章拿给瞿秋白看，征求他的意见。一两周时间里，两人天天谈《子夜》。
瞿秋白认真细致地阅读，一边读一边发表意见。
瞿秋白建议将原稿吴荪甫与赵伯韬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败一胜，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便有了吴荪甫败给赵伯韬，众叛亲离，彻底破产的结局。
瞿秋白还指出，写农民暴动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工人罢工由赵伯韬挑起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他向茅盾详细讲解了中共的政策，介绍了红军和苏区的发展情况，建议茅盾据此修改原稿。瞿秋白这些意见，茅盾也都欣然采纳了。
这期间，茅盾不掩心中苦闷，郑重向瞿秋白谈了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经过，希望能恢复组织生活。瞿秋白后来反馈说，上级组织没有答复，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
1940年，茅盾遵照中共中央安排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工作，临行前向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籍的请求：“我请求党中央研究一下我的党籍问题，如能恢复党籍，一则了却我十年来的心愿，二则到了重庆也能在党的直接指挥下工作。”
张闻天几天后回复说，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他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对于中央的决定，茅盾无条件服从。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长期追随中共的知识分子入了党，茅盾却有了与众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自己虽与党步调一致，但毕竟身处党外。现在革命胜利了，党执政了，他不该去分享这份荣誉。慎重三思后，他决定继续留在党外，追随于党的左右。
1980年五六月间，茅盾因病入院。前来探视的不少人谈到，有些年轻人经历了十年“文革”后，对党、对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对社会主义制度不那么信仰了，甚至有人不愿入党了。
茅盾听了十分痛心：“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了找党，找马列主义，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连命都可以不要。”
他觉得，自己应该在这个时候站到党的队列里面，表明一位饱经风霜的文学老战士对党始终不渝的追求。
1981年3月14日，自知生命正走向最后时刻，茅盾再也无法将这桩一生都难以释怀的大愿深藏心底了。
口述完给中央的信后，他对儿子说：“我这是在向党表示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至死不变，我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愿至死不变。我死了，如果被追认为党员，也不存在分享荣誉的问题了。”
随后，茅盾又口述了第二封信。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两份口述，一份革命告白，一份文学遗愿，字字千钧。
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遵照他“这两份遗嘱在我身后才交给组织”的交代，家人这时才将这两封信件转呈中央和作协。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但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1981年10月，中国作协设立茅盾文学奖。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77年至1981年）揭晓：《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东方》、《将军吟》、《李自成》第二卷、《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
60年前写成《幻灭》前半部的那个“矛盾”，走过文学与革命交织的一生，真诚坦荡地面对矛盾，不断从矛盾中挣脱前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向“茅盾”的终极转身。
深沉内敛的政治追求可能不显热烈，真实诚恳的文学态度可能遭受误解，两者相加，可能会失去一时，却注定会赢得永恒。
1921年，沈雁冰（左）、张闻天、沈泽民（右） 于上海合影
六
沿着茅盾从《小说月报》编辑部迈出的第一串脚印，一批批、一代代后来人，紧跟了上来，第二串脚印，第三串脚印……由此延展出小路，黑暗，崎岖，凶险。进而，小路拓出了大道，光明，平坦，宏远。
1924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第一次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组织部设置交通岗位。
中共四大后，中央组织部设立交通处，党有了第一个专职秘密交通机构。1925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第28号通告，第一次把秘密交通工作上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
1927年八七会议通过《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要求：“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
1928年底，全国交通网初步建成，其中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有上海至北平、天津的北方线，上海至汉口的长江线，上海至广州的南方线。
1930年11月中央交通局成立后，仅用三个月，就打通了上海至中央苏区的多条秘密交通线。后根据敌情几经调整，最终固定为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上杭—长汀—瑞金，全程大约3000公里。这便是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那条“红色血脉”。
茅盾当年踏出的第一串脚印，此时已拓展成一条秘密交通线，从平原、河流到山地，征服各种地形，克服各种天气，战胜随时可能被堵截、被盘查、被追踪、被出卖等各种危情，自1930年底打通安全运行长达近4年，直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瑞金。
今天的人们常常赞叹这条红色交通线“从未中断”，却不知“从未中断”这寥寥四个字，是多少交通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在上海被捕。为及时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内埠交通科科长张宝泉不顾个人安危，穿梭于上海街头，不幸被捕。敌人使用酷刑打断他两条腿后，把他拖到院子里，毒打200军棍，又朝他连开七枪，用三把刺刀挑起他的尸体，扔到了龙华监狱围墙外。
秘密交通员龚增祥在上海被捕后，敌人对他施以“剃头”的酷刑，即用剃刀将他的头皮一片片割下来，但他宁死不招。敌人假放他出狱，企图诱捕与他联络的人。龚增祥识破敌人诡计，毅然乞讨露宿街头，用棍子打走有意营救他的同志，终被敌人枪杀。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伯公凹村，曾经是上海至瑞金“红色交通线”从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该村下凹邹氏家族的地下党员邹作仁，动员全族30多人参加了红色交通工作，最终13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有的被砍头，有的被焚尸，有的被挖心。土地革命时期，仅江西一省牺牲的交通员，就达1780多人。
回望身后这条鲜血铺就的小路，茅盾的心里或许会有悲壮，但更多的，必是光荣与自豪。因为，从血泊中蹚出来的，是一条回家之路、一条胜利之路。
翻看开国元勋、将帅们的传记和回忆录，读着他们经秘密交通线初入苏区那一刻的描述，那种冲破黑暗、走向光明的豁亮和暖意，像一股惠风扑面而来。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对周恩来都是那样新鲜，使他十分兴奋。”周恩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兴地写道，“汀州（长汀）的繁盛，简直是全国苏区之冠。”
“一向性格深沉含蓄的陈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笑着大声说道：‘总算到家了！’”
聂荣臻回忆说：“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叶剑英一到苏区，就感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鲜的。”
伍修权深情地写道:“交通员大喊：‘到啦，同志们，到家啦！’……家，就是苏区，就是我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我深深地吸了几口苏区的新鲜空气，只觉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香甜。”
进入苏区，看到一面有镰刀斧头标志的红旗，病倒在担架上的李克农“猛然从担架上坐起，庄重地向红旗行了个军礼，心里在喃喃自语：‘我李克农回到家了，回到家了！’”
1930年至1933年，共有260多名党政军领导和骨干经这条“红色血脉”进入苏区，其中有开国元勋、将帅，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
还有大量的紧缺物资，每年价值600万法币的布匹、价值900万法币的食盐，以及数以百吨计的西药、纸张、报刊、图书、无线电器材、印刷工具、军械修理器材等。
1940年6月，中央交通局在延安重建，对外掩护名称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简称“农委”）。
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各根据地团以上主要干部数千人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红色交通”迎来了一场规模空前、难度空前、持续时间空前的重大考验。
时值中共最为困难时期，日军抽调其在华北90%以上的兵力“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接连发起两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在延安周围布下50万大军，构建了5道包围圈，筑起1.8万多个碉堡，粮食、药品、纸张甚至火柴都进不了延安，逼得共产党人不得不发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农委”在1941年至1943年长达两年时间里，冲破日伪、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成功护送全国几千名团以上干部，往返于华北、华东、华中直至海南岛等各根据地与延安之间，参加了整风运动。
想想在拥有一切现代化手段的今天开展类似活动可能面临的重重困难，不知人们对延安时期的“红色交通”作何感想。
抗战时期，“红色交通”成功将茅盾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800多位民主进步人士从日军的铁蹄下救出，护送到大后方。
“我们走的路线是九龙—东江—老隆线，是第一批从这条路线撤退的人。后来有千把文化人，在香港地下工作者的安排下和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陆续沿这条路线逃离香港，平安到达了内地。这是抗战以来共产党组织的最伟大的一次抢救工作。”
解放战争后期，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指挥下，“红色交通”展开了持续一年之久的“北上！北上！”行动。通过6条交通线，分大小20多批，“红色交通”秘密护送了茅盾、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马寅初等1000余名民主进步人士从香港北上，协商共建新中国。
“我和德沚是第三批，与李济深同行，乘的是直航大连的苏联船。”“我们于1948年除夕秘密上船，在北行的船上迎来了新的一年。”
“1949年1月7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张闻天颀长的身影，他正挥舞着双手在向我们致意！”
当茅盾回忆两次香港获救的情形时，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这两次“伟大的营救”，正是秘密交通战线完成的，而他，曾于初升的晨光下，漆黑的子夜里，毅然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列。
“自从选择了你，人生就有了前进的方向。目光坚定，脚步有力，没有什么艰难险阻可以抵挡……”建党百年之际，电视连续剧《绝密使命》在中央电视台热播，把聚光灯投向当年连接上海与瑞金的那条“红色小路”。
极目远眺，人们的目光在这小路的尽头搜寻到了一串脚印，清晰如初，闪闪发光。
是的！正是茅盾1921年底从《小说月报》编辑部踏出的这串脚印，在黑暗、崎岖、凶险中开辟出一条“红色血脉”，历经百年，成就了“红色交通”隐秘而伟大的绝密使命。
百年后的今天，“红色交通”的首位专职交通员茅盾已经远去了，那些追随茅盾前仆后继走刀锋的无名身影已经远去了，可百年前《小说月报》编辑部踏出的那第一串脚印，却始终闪耀于我们的眼前，铿锵于我们的耳畔，巍然于我们的心间。
无论再过多少个百年，那串脚印也不会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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