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在北京郊外的丰台区大葆台村，几名穿着沾满泥土的工人正在进行地质钻探。突然，钻头从土壤中带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大量木炭和木头残渣。
这样的发现在平静的工地上引发了一阵骚动。难道这些木炭的出现仅仅是偶然吗？或者它们预示着深埋地下的某种未知的秘密？
发现的序幕：1974年北京大葆台的奇异发现
1974年6月8日，在丰台区大葆台村的一次地质钻探中，北京地质地形勘测处的工人们在一座沙土丘下，不经意间钻进了一层厚厚的木炭层和疏松的土壤。随着钻探机的深入，大量的木头残渣和碎片随着钻头被带到地面上。
这种情况在通常的地质勘探中较为罕见，因此立即引起了在场工人的注意。这些木炭和木头残渣的存在，使得经验丰富的工人们开始怀疑这下面可能藏着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他们知道，类似这样的有机物质堆积往往不是自然形成的，这可能是一个人工挖掘的地点，如古代墓葬之类的遗址。考虑到中国北方地区丰富的历史遗存，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周边，古墓的可能性极大。
在发现后，工人们停止了进一步的机械操作，以免破坏潜在的遗迹。他们中的一名队长立即使用现场的无线电，联系了他们的直属上级，并简要报告了发现的情况。
上级听闻此消息后，感到既惊讶又兴奋，他迅速指示队长保护好现场，并尽快安排专业的考古团队前来查看。
确认与准备：成立发掘办公室
不久，考古专家和文物局的官员便抵达了发现地点。他们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并决定进行更详细的手工挖掘，以确定这一发现的性质和重要性。在北京大葆台的地下6.5米处，首先发现了一层厚达50厘米的木板，这种异常的厚度立即引起了专家的关注。
紧接着，这层木板下面是40厘米厚的木炭层和20厘米的白膏泥层，这样的结构在自然形成的地质层中极为罕见，很可能是人为设置的防腐层或密封层。这些迹象坚定了考古专家们的猜测：此处很可能是一座尚未被发现的古代墓葬。
在这一发现之后，北京市文物部门迅速行动，成立了“北京市大葆台古墓发掘办公室”，由时任市委书记黄作珍担任主任，表明了政府对此次发掘工作的高度重视。办公室成立之初，主任黄作珍立即召开了一次筹备会议，确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准备工作。
首先，为了保障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现场秩序，黄作珍协调了北京卫戍区4561部队的工兵连参与发掘工作。工兵连的任务是进行大规模的土方移动和加固发掘现场的安全措施，他们的参与大大提高了发掘工作的效率和安全性。
同时，黄作珍通过文物部门向广州、河南的考古研究机构发送了邀请，请求他们派遣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前来北京，参与指导大葆台古墓的发掘工作。这些专家不仅带来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还带来了一些先进的考古工具和设备，为发掘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
鉴于可能出土古尸的情况，黄作珍还特别协调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团队，以确保一旦发现古尸，能够立即进行科学的保存和分析。这个措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出土文物和遗体的科学价值，避免因处理不当而导致不可逆的损失。
为了资助这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黄作珍向市计委申请了10万元的发掘费用。这笔资金用于购置所需的各种物资，如工具、机械设备以及用于文物运输的专用车辆。这些物资的及时到位，确保了发掘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同时也保障了工作人员和文物的安全。
最后，为了记录这次重要的考古发掘，黄作珍请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制队，准备对整个发掘过程进行摄影拍摄。这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也增加了这次发掘工作的公众关注度，提升了社会对文物保护意识的认知。
发掘过程：揭开古墓的面纱
发掘工作在北京大葆台古墓发掘办公室的严格监督和指导下正式开始。伴随着挖掘机械的轰鸣和工人们的忙碌身影，一层层土壤被小心翼翼地移除。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个隐藏已久的古代墓室渐渐露出了真面目。
在深入挖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发现了多处明显的烧痕和炭化的木材。这些木材原本是构成墓室的主要材料，如今只剩下黑色的焦炭和扭曲的形态。此外，一些扁平的立木也被发现，它们同样带有烧焦的痕迹。
这种情况在未遭受人为破坏的古墓中极为罕见，因此专家们推断，这座墓室在很久以前就遭到了盗掘者的蹂躏。在墓室的中央位置，考古队更是发现了一些异常的证据：一段残留的绳索。这段绳索部分埋在土中，部分则缠绕在一块半烧毁的木料上。
考古专家们通过对绳索的观察和分析，推测这可能是盗墓者在盗墓过程中使用的。他们可能用这绳索拖拽了尸体，试图找寻和掠夺随葬的珍贵物品。这种推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因为在墓室的一端，发现了一些散落的随葬品碎片，如破碎的陶器和金属物品的残余。
这些发现证实了墓室不仅被盗，还遭受了有意的破坏行为，如焚烧，很可能是为了销毁盗墓行为的证据。这种做法在古代盗墓者中并不罕见，他们经常通过焚烧来尝试抹去自己的痕迹，防止被追究法律责任或诅咒。
随着发掘的进一步深入，考古队在墓室的另一侧发现了墓主的棺木残骸。棺木同样被火焰严重破坏，只剩下部分木框架和被炭化的木板。在棺木附近的土层中，专家们还小心翼翼地挖掘出了一些小型的文物，如玉石饰品和铜质装饰品，这些都是墓主生前可能使用过的物品。
在发掘现场，每一次新的发现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且所有的文物都被仔细分类和保护。考古队员们使用刷子和小铲进行精细的挖掘工作，确保即使是最微小的遗物也能被妥善保存。
墓葬主人：揭秘西汉燕王
随着更多细节的揭露，专家们逐渐聚焦于两座墓葬的主人身份的研究。通过对墓室和出土遗物的系统性分析，确定一号墓的主人是一名年约四十岁的男性，而二号墓的主人则是一名年约二十五岁的女性。
这两座墓葬的布局和随葬品的性质表明它们可能属于同一时期，且按照西汉早期的习俗，这种男女合葬的形式多见于夫妻或亲密关系者之间的同坟异藏。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专家们根据墓中出土的物品，如陶器、铜器和其他文物的风格，推测这些墓葬可能属于汉武帝刘彻的长子燕王刘旦或其子刘建。
特别是出土的一些铜器装饰风格和铭文，以及玉石雕刻的技法，均显示出西汉中晚期的典型特征，与已知的燕王刘建时代的物品相符。
考古团队特别注意到一些特殊的陶俑和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铭文虽然因长时间埋藏而略显模糊，但经过清理和专家的仔细辨认，显示出与刘建时期相符的特定字样和风格。
此外，一些细小的金属饰品和玉器上的符号，也与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出土的类似物品具有高度一致性。尽管如此，这种推断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和争议。
由于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有限，对于燕王的详细生平及其家族成员的信息描述不够全面，使得这种身份的确认存在不确定性。此外，由于墓葬曾经遭受盗掘，一些关键的文物和信息可能已经丢失，这进一步增加了鉴定的难度。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推断，考古团队决定使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辅助分析。他们收集了墓葬中的有机物样本，进行碳十四测年，以确定墓葬的确切年代。
同时，还采用了光谱分析技术来详细分析陶器和金属器物的成分，希望通过这些科学方法来补充传统的考古学分析，为判断墓主的身份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出土文物与学术价值
在大葆台古墓发掘过程中，尽管两座墓葬都曾遭到早年的盗掘，但仍然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总计超过400件。这些文物涵盖了陶器、铜器、铁器、玉器、玛瑙、漆器以及丝织品等多种类型，为研究西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和物质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陶器是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包括各种生活用具和陶俑。这些陶器的造型精美，装饰繁复，从简单的日常用品到复杂的礼器，各式各样的陶器体现了西汉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
其中，一些陶器上的彩绘和浮雕描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狩猎场景以及宴乐活动，为研究西汉时期的民俗提供了直接的视觉证据。铜器和铁器的出土也同样重要。这些金属制品多为日常用具、武器和仪式用品，如铜镜、铁剑以及各种铜钱。
铜器上常见的铭文和纹饰提供了研究当时金属工艺技术和社会结构的线索。铁器的出现则反映了西汉时期冶金技术的进步和铁器在军事及农业上的广泛应用。
在玉器和玛瑙方面，出土的装饰品和随葬品展示了极高的工艺水平。这些玉器通常用作装饰或仪式用途，如玉佩、玉璧和各种玉雕小件。它们的形制和纹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象征意义，体现了古代人对美和仪式的追求。
漆器的发现则揭示了西汉时期的漆工艺技术。这些漆器多为餐具和储物器具，表面绘有精美的图案和文字，不仅展现了漆艺的高超技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食文化和审美偏好。
丝织品的出土尤为珍贵，因为这些物品通常易于腐朽，能够保存至今证明了墓葬的密封条件非常好。丝织品的纹样和编织技术为研究西汉的纺织工艺和服饰文化提供了直接材料。
参考资料：
来自 文裁缝编著. 绝版王陵[M].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