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它学习。”
新中国成立之初，因国际形势变化，我国采用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不仅在外交上倒向苏联，在军队建设方面，也完全效仿苏军，出现了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情况。
好在1956年，国家和军队及时的对学习中的偏差作出纠正，号召活学活用，反对“教条主义”。
两年后，“反教条主义”盛行，而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却身陷其中。
此时，彭德怀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不留情面的批评他：“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和刘伯承同为开国元勋，但性格迥异。
彭老总与刘帅之间的误会
1956年8月25日，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少将学员的匿名信。
大体内容是一堂课连续上六个小时，中间不吃饭，照搬苏联的教学制度，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课堂上，不论是教员还是学员，都劳累不堪，肚子饿的咕咕叫。
考试的形式，类似“三堂会审”，太紧张、太严格。每逢考试，主考官、陪考官、监考官面对一位学员，要求他们当场抽签答题，有个别学员抽到不会答的考题紧张得当场晕倒。
“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
向来爱兵如子的彭德怀，深知对外国军事制度照单全收的弊端，他立刻给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写信，反映这一情况。
中国曾长期奉行“一边倒”的方针，一些事情不是刘伯承能左右的。
好在，当时中央已经发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5个文件，要求“克服它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所以，刘伯承立即指示学院党委，对存在的“教条主义”进行检讨和改正。
刘伯承在征询了广大学员的建议后，改进了课业制度（课间休息时加一餐点心）和考试制
度，对某些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也着手进行改革。
正当他准备从根上剔除“教条主义”时，自己却再次累病了。
头痛、牙痛、眼痛，根本无法工作。
刘伯承不得不向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陈伯钧、钟期光分别代理院长、政委。
1957年，彭德怀前往军事学院调查，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文件后，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住院。
得知消息后，他立刻给中央军委写信，表明态度：虽然不同意彭德怀在报告中对军事学院工作的评价，但还是指示学院党委认真学习贯彻报告精神。
刘伯承指示，学院停课一周，大张旗鼓地反“教条主义”。
次年5月，中央专门为了反“教条主义”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此时，刘伯承已经身陷囹圄。
彭德怀发言时，毫不留情的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口中的“革命同志”，指的是余天云。
不过，这里面其实存在误会。
毛主席：余天云还是个娃娃！
1936年4月，红军即将走出草地，红四方面军红30军军长余天云，却溺毙在了滚滚大金川中。
这位年轻的高级将领，公认的“游击天才”，就此永远的闭上了双眼。
然而，余天云的牺牲，与刘伯承并无关系。
彭德怀对刘伯承的误会，还要从1935年说起。
当年11月，红四方面军将已是军长的余天云调到了红军大学学习。担任校长兼总教官的，正是刘伯承。
余天云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很难适应学校的环境。
曾在红军大学当教员的郭天民上将回忆，某天，他去给高级系上课，余天云就坐在讲台旁边。
余天云问郭天民道：“教员，今天讲什么内容？”
“防空。”郭天民回答道。
“这个不用你废话，我们都认识飞机，不过如此而已。”余天云说完，郭天民拂袖而去。
另一位开国上将彭绍辉，也当过余天云的教员。
彭绍辉回忆，余天云曾在课堂上对他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
彭绍辉跟余天云理论，结果余天云的警卫人员也呼呼啦啦地冲进课堂。
身为校长的刘伯承出面制止，余天云并不买帐，夹枪带棒地话让刘伯承很生气，当场下了余天云和警卫员的枪。
此外，余天云还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何畏，发生过矛盾。
余天云是红军大学里的学员，而何畏是政委。
有一次挨了何畏的批评，余天云当晚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师、团长请来喝酒。
几个人凑在一起越说越气，仗着酒劲，嚷着要打何畏，何畏听说此事后吓得到处躲。
身为校长的刘伯承，有责任、有义务纠正余天云的错误。
1935年12月，刘伯承在红四方面军的刊物《红炉》上刊文批评余天云，并称他为“山大王”式领导。
文章一出，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余天云掏出枪来，要和刘伯承拼命，并不断谩骂刘伯承。
就连何畏都看不下去了，便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
余天云不服，仍然在刘伯承面前大喊大叫，口出狂言，惹得刘伯承大怒，表示“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
事情闹到了红四方面军首长那里，领导决定，把余天云关进禁闭室反省。
红四方面军号召，同志们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地学习正规战术，大家都要向刘伯承学习。
余天云脾气火爆，可又不得不服从命令。
所以，彭德怀说余天云因刘伯承而死，其实是误会。
而且就连毛主席都说：“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刘伯承逼死余天云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作为校长的刘伯承批评余天云的行为是正常的。
而余天云的真正死因，与他妻子刘伯新有关。
刘伯新是安徽六安人，约生于1912年，家里非常贫穷，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红军，曾经在军医院工作过。
1934年，刘伯新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期间与身为军长的余天云结婚。
余天云跟刘伯新感情深厚，相濡以沫。
在红军过草地，路过藏区时，刘伯新去世。
刘伯新的死，让余天云感到生活无望，对他造成了很大打击。
因此，在 1936 年4月部队行至大金川时，有一个铁索桥，战士们抬他走到桥心，余天云坠入大金川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
彭老总：不关心人民生活，就不是人民军队！
彭德怀性格直爽，不吐不快，误会解开了，二人就还是好战友。
彭德怀曾与刘伯承并肩战斗，出生入死，有着深厚的战友情。
其中，最令两人难忘的当是1943年。
1943年秋，中央决定在年底召开中共七大。
应中央召唤，时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和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离开山西太行前线，在太谷县维垴村汇合，一同前往延安。
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要穿越棋布星陈的敌占区堡垒群，和日伪军设置的同蒲铁路、汾河、太汾公路和白石沟公路等多道封锁线。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逯村，这里地处三角地带，安全起见，护送的队伍进行了三次侦察，并安排可靠群众作隐蔽岗哨，精心准备村西头地下党员梁先印家大院和村北半华里处龙天庙两个宿营点，反复推演各种可能出现的敌情和转移方向。
彭德怀、刘伯承趁着夜色，来到了年久失修的龙王庙。
彭德怀背着双手，面壁而立，欣赏粉壁墙上残存的字画。
刘伯承席地而坐，和支队战士们亲切交谈。
他仔细询问敌占区群众的生活状况，当王立岗回答对有些情况掌握不够清楚时。
彭德怀立刻转身，义正词严地说道：“要关心人民的生活，不关心人民生活，就不是人民军队。”
正说着，外面传来了轰隆的枪炮声，彭、刘二人此刻表现得异常冷静。
刘伯承立即说道：“同志们不要慌！”
彭德怀极其沉着地问：“这是哪里打枪？”
王立岗答：“白天敌人经常打枪。”
听罢，彭德怀胸有成竹地说：“敌人如果发现了我们，肯定是不会打枪的。”
很快，村里的群众骨干报告说，是东阳敌人在村边打野兔，现在已向开白村去了。
彭德怀听后点点头，继续给大家讲起了抗日形势。
彭、刘九死一生，历经了无数次的惊心动魄后，终于顺利抵达延安。
总结而言，彭德怀、刘伯承都是血气方刚的军人，而军人都有自己的突出个性。
虽然双方存在一些误会，但话说开了，误会消除了，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参考文献：
杨海明.1943年彭德怀刘伯承赴延安的惊险行程[J].党史博采(上),2023,(11):44-46.
魏碧海.新中国成立后的刘伯承元帅[J].党史博览,2015,(01):15-19.
李意根.红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余天云之死[J].党史纵横,2010,(03):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