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又是毛主席之后的第二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几十年来，他追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到了70年代末，像他这样的井冈山的老同志是凤毛麟角。
所以，1978年毛主席85周年诞辰之际，《红旗》杂志社才会请谭震林来写回忆录。
回忆录写完之后，《红旗》却在刊登与不刊登之间陷入两难,还引发了谭震林与汪东兴的分歧。
汪东兴从延安时期，就肩负起保卫毛主席的重担，兢兢业业30余年。
毛主席将汪东兴视作“汉朝周勃”一般的人物，是领袖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汪东兴看完谭震林给毛主席写的回忆录后，对文中提到的“真理”有了歧义。
汪东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后，还让谭震林“重新做人”。
谭震林刚直的脾气，众所周知，连周总理都说他是“铁一般的坚固，火一般的声威”。
谭震林当然不会受这份委屈，回怼道，我已经70多了，怎么重新做人！
毛主席有多信任汪东兴？
“（汪东兴）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这是毛主席对汪东兴的最高评价。
汪东兴虽然早在1929就参加了革命，可是直到1947年才调入陕北中央。
蒋介石发起内战，派兵包围延安后，汪东兴开始在毛主席面前，崭露头角。
当时，中央要从延安撤退，转战陕北，负责保卫中央安全的汪东兴，问叶子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打算怎么走法？是坐车走，还是骑马走？”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准备坐车走。前面路上安全如何？”叶子龙问道。
汪东兴回答道：“如果坐汽车走，先要派人去机场联系，那里现在正在挖壕沟，要通知他们留出一条汽车通道”。
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汪东兴的细心之处，他总能考虑到其他人没有想到的问题。
转战陕北时，汪东兴主要负责中央机关外围警戒任务，毛主席对他非常信任。
1947年6月，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转移到了王家湾。
准备撤离时，毛主席却说，他要留下来，看到敌人后再走。
任弼时急了，请毛主席立刻转移。
但毛主席有他自己的坚持，周总理想了个折中的方案：“主席，你看是不是可以派一个 同志替你看到敌人再走？”
“这个主意不错！”毛主席转头看向身后的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汪东兴果断回答：“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
毛主席很喜欢汪东兴身上的这股虎劲，表示给他留下个加强连。
汪东兴摆摆手：“一个加强排，足矣！”
“就给你一个加强排，加上五个骑兵，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毛主席欣然同意。
中央转移后，汪东兴连夜冒雨带着加强排在王家湾的山上设下埋伏。
汪东兴瞅准时机，袭击刘戡前来追剿的部队。
他部署得当，只用一人轻伤的代价，三次打退敌人，使敌人不敢轻进，汪东兴则带队伍趁雨夜安全撤退。
汪东兴后来回忆道：“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比预定“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 12 个小时，为中央机关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毛泽东称赞道“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利用这一点，以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一直让汪东兴负责自己的安保以及中南海的保卫工作。
毛主席首次出访苏联、1963年考察黄河，1965 年重上井冈山，1966 年在武汉游长江，都有汪东兴默默保护的身影。
在毛主席晚年，其子女都不得随意进入菊香书屋之际，汪东兴却能来去如常。
而且，汪东兴还时常扮演毛主席的“密使”，受毛主席之托，与陶铸、谭震林等人单线联络。
毛主席派出的“谭老板”
“你就是谭震林，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好年轻!”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第一次见到了谭震林，并向他发出邀约：“和我们一起上井冈山去，做个‘震山虎’吧！”
自此，谭震林开启了与毛主席并肩作战的革命生涯。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谭震林始终坚定地与毛主席站在一起。毛主席感慨道：“你是第一个支持‘枪杆子里出政权’的。”
1940年谭震林接到任务，去江苏组织新四军的军政会。
考虑到路途遥远，危机四伏，谭震林特地进行了番乔装打扮，换上白衬衣、毛料背带西裤，外穿哗叽长衫，头戴黑色礼帽，俨然一副大老板派头。
同行的战友们，都称他为“谭老板”。
到达驻地不久，新四军中就开始流传“上级派来了个老板！”
由此，“谭老板”的称呼悄悄传开。毛主席知道后，也称他为“谭老板”。
谭老板的威名，迅速在江浙一带传开。
在他的动员下，常熟、苏州万余群众一夜之间彻底破坏锡沪公路30余公里，拆毁桥梁9座，致使日军公路运输陷于瘫痪。
谭震林又命令抗日游击武装，以苏常地区为基地，东出昆（昆山）嘉（嘉定）太（太仓），西入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两部）。
6月5日，战于茜泾、牌楼市、老闸，毙敌60余人。
7日，大败日伪于昆山吴港。11日，夜袭湘城日寇据点。
18日，与400余日军血战大风湾。
不论是面对日寇，还是面对反动派，谭震林都很有“老板”的派头。
有次，国民党盘踞在无锡甘露镇的地方武装首领杨筱南，邀请谭震林赴宴。
身边人都认为这市场“鸿门宴”，可谭震林却坚持前往。
席间，杨筱南突然放下酒杯，厉声道：“贵军，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
说罢，杨筱南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拍在八仙桌上。
谭震林临危不惧，大怒道：“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
谭震林强大的气场，浇灭了杨筱南嚣张的气焰。
接着，谭震林又不紧不慢的问：“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装，是为哪般？”
“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
“难道我们要做自相残杀的蠢事？”谭震林说得入情入理，杨筱南暗暗感佩“谭老板”临危不俱且言之凿凿。
针尖对麦芒，“官司”打到了中央
“不过，我不能光写回忆录，我要通过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9日，谭震林对前来家中邀请他撰写“毛主席诞辰85周年回忆录”的《红旗》杂志主编熊复说道。
10月下旬，谭震林写出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文章。
在回顾了毛主席从井冈山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光辉历史后，谭震林不禁问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谭震林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以及对毛主席思想的了解，一针见血的指出：“毛主席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
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存在不同看法。
所以，汪东兴认为，《红旗》杂志，不应该全文刊登谭震林的文章，而应该删去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的部分。
一旦全文刊登了，就代表了《红旗》表了态。
所以，《红旗》杂志希望谭震林能就“真理标准”部分，作出删减。
谭震林性格刚直，只作了部分修改，就又给《红旗》送了去。
谭震林说：“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
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显然，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
谭震林与《红旗》的“官司”打到了中央，汪东兴回溯了60年代的事情，让谭震林作出反思，重新做人。
谭震林的火噌一下就钻到了头顶，直言，自己已经70岁了，怎么“重新做人”。
最后，李先念给出了意见：“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
在其他中央领导都同意发表的情况下，汪东兴最终同意发表。
谭震林与汪东兴之间的矛盾，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就“真理”存在歧义。
汪、谭之间私交甚笃，汪东兴还当过毛主席与谭震林之间的密使。
所以，他们“针尖对麦芒”，只是个人观点相左而已，彼此并无隔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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