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曾志还清楚记得被她杀死的那个人临死时的喘息声和呻吟声，这是曾志平生唯一一次杀人。她的丈夫刚刚被那些人杀害，她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仇恨，眼睛里喷射出悲愤的火焰，身体里迸发出一种奇特的力量。彻骨之痛必然带来成长和力量。
1928年3月，在共产党领导的湘南暴动中，原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长、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牺牲了，年仅21岁。他的死，让革命队伍失去了一个年轻的优秀的领导干部，让他的新婚妻子曾志失去了丈夫，让他的家庭增加了一个革命烈士，不久之后他的哥哥夏明翰也壮烈牺牲了。也让后人为他感到痛惜，为他感到遗憾。
夏明震
夏明翰
最让人感到痛心和遗憾的是，他的牺牲是实际上无谓的牺牲，甚至一定程度上是不值得同情的牺牲。他是当时党组织错误决策的牺牲品，很大程度上他是被革命群众自己人杀死的，所以对他的牺牲，后人还不方便用“壮烈”、“英勇”来形容，实际上是十分窝囊的牺牲。他的死应当是后来的政策制定者应当记取的教训和鉴戒。
盲目信任上级领导人，顺从了错误决策
1928年1月份，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队伍中保存下来的800余人和沿途新扩充的士兵共计1260多人，在宜章县农会主席杨子达的配合下由粤北进入宜章杨家寨。1月12日，智取宜章县城，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2月2日，工农革命军攻克坪石后，立即挥师北上，锋芒直指郴州城，城防守敌弃城逃窜。2月4日，朱德、陈毅率部进入郴州城。在朱德、陈毅帮助下，中共郴县县委召开党代会，夏明震出任县委书记，曾志任县委常委、秘书长。2月10日朱德率军挥师北上，接连攻克永兴、耒阳等县城，至此湘南暴动的战果达到鼎盛阶段，引起了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恐惧。他调集湘粤军阀几个师的兵力夹击湘南。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正在郴县县委指导工作的湖南省委特派员、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席克思（原名尹澍涛，他改名席克思，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的信仰和崇拜）、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曾志回忆录中用这个怪怪的名字，有资料称其为“朱舍我”。“何舍鹅”后来的情况在曾志回忆录及相关文献之外的资料中均无踪迹，“朱舍我”则有记载，后来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牺牲。曾志还记载何舍鹅制止了郴州一些热血青年的极端行为。当时这些男女学生白天工作，晚上回来又唱又闹，夜间男女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对此何舍鹅大发雷霆：“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儿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吓得这些年轻学生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提出了一个所谓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主张把从宜章至耒阳一线400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5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他们认为敌人从宜章到衡阳要走好几天，这样就可以让进犯之敌无寸草御寒、无粒米果腹，不战而自垮。席克思特派员充满自信地说：“到那时就等着去捡枪吧！”
这两个特派员让夏明震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了他们的“焦土政策”。夏明震等人立即表示反对这个政策，席克思以党的纪律压下来: “县委必须服从特委的领导，决不允许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他宣布一个月之内特委接管县委，等于是免去了夏明震的县委书记职务。当时共产党组织尚处于幼年，在大敌当前之时，夏明震、曾志等人即使不赞成他们的主张也无法阻止他们，所以明确表态服从上级领导的决定。夏明震虽然官至县委书记，毕竟才21岁，曾志才17岁，当时还不具备挺身而出抵制上级领导人错误决策的政治经验和能力。
执行这一政策自然遇到了重重阻力，群众不理解，积极分子将信将疑，党员干部内心也是不赞成的。而隐蔽下来的以崔廷彦、崔廷弼兄弟为首的地主豪绅、反动分子趁机煽风点火，在郴州策动反革命叛乱。他们说：“鸟还得有一个窝呢，把房子烧了无家可归，让我们吃什么、住什么？”这话听起来并没有错，所以他们在背地里鼓动和组织群众反水，得到了许多群众的响应，特别是郊区周围十几里的农民，更是坚决反对烧掉他们祖祖辈辈苦心营造的家。
干部群众的情绪和意见，反动分子的活动情况，都曾多次反映到领导者那里，而包括夏明震在内的决策层听不进干部群众的意见。他们说：“我们的力量这么强大，一小撮反动分子在那里秘密活动翻不了天。”他们满不在乎，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党的领导机关决定在郴州城隍庙广场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原定开会时间是10点，不知为什么，那天曾志9点多就来到会场，见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八九百人，郊区的农民们手上都拿着家伙，有锄头、扁担、镰刀，还有枪、梭镖和大刀，他们个个紧绷着脸，表情阴沉沉的，有的人还怒气冲冲。而党员干部和骨干分子站在另一边，非常孤立。曾志看在眼里，感觉情况明显不对，她急忙离开会场，想到领导干部住地阻止他们过来。但已晚了一步，夏明震和几个领导干部已经从另一个方向来到会场。曾志重新赶到会场时，整个会场已经一片混乱，有人告诉她，夏明震等一批干部已经被人乱刀砍死了！
许多人在逃离，曾志也往回跑。曾志看到纷乱中有个妇联主任被反叛的农民发现抓住，她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但没有人能救她，曾志一个人也无法救她，曾志目睹了她在河边被杀害。曾志躲到了山上，从上午10点一直熬到天快黑时，才听到山下有人在喊：“山上有人吗？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教导队的，赶快下来和我们一起走。”看到他们身穿灰军服，知道是自己人，曾志才放心地下山，跟着部队返回教导队的驻地。
曾志看到情形不对就从会场上跑出来，以致于免于一死，如果她留在会场上必死无疑。而这支工农革命军队伍仿佛是专门来保护她的。这是她晚年写回忆录时称自己是“幸存者”的一个原因。
大约是晚上8时许，哨兵进来报告，有一大群反叛的农民往这里冲来，他们是想来抢部队的枪的，战士们眼看着他们要冲过桥了，才被迫朝天打枪。教导队的战士都是训练有素的，使的都是清一色的匣子枪，一梭子子弹打过去，就把农民吓跑了。有个领头的被抓住了。
此人十分顽固，被捆起来后还破口大骂共产党，说共产党放火杀人。当时曾志被激怒了，大喊道：“你们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对！宰了他！”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曾志猛扑过去，一刀将其杀死，他倒在地上，发出呼呼的喘气声和嗯嗯的呻吟声……多年以后曾志还清楚记得被她杀死的那个人临死时的喘息声和呻吟声，这是曾志平生唯一一次杀人。
由于局势混乱，敌情不明，孤立无援的教导队决定暂时离开郴州，与主力部队会合，曾志跟随教导队向永兴撤退。他们经过一个较大的村落时，只听得村里传来阵阵锣声。随后，一大群手举扁担、锄头、梭镖的农民，冲出村口追赶部队。教导队朝天开了几枪，便把他们镇住了，但他们嘴里仍喊着：“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沿途经过三四个村，都受到同样的“礼遇”。部队一路打一路撤，大约走了三四十里地，到了一个小镇上，刚坐下休息正准备吃饭时，就听到不远处的戏台下有人喊着：“来人啊，救命啊！”他们跑过去一看，发现有人被五花大绑，关在戏台下的小屋子里。他说他是当地农会干部，被还乡的大地主抓了起来，准备杀头，后来听说共产党的队伍要来了，就丢下他跑了。他说：“还有两个农会干部，刚刚给活埋了，也不知是死是活。”战士们急忙跑去挖开土一看，已经没气了，只好又重新把他们埋了。
可怕的“焦土政策”害死了多少人，又多么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
到了晚上，教导队抵达永兴县城。在那里曾志很快找到了湘南特委负责人周鲁，把实行“焦土政策”、开会动员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向他作了汇报，并强烈要求，快派队伍打回郴州去！周鲁听完汇报，连夜就去找工农革命军领导人请求派兵，工农革命军当即作出决定，派出一营兵力，急行军打回郴州去，平息叛乱。
部队了解到，一批反动地方武装和受蒙蔽的反水群众，见部队进城便逃到郴州附近的南塔岭。部队马上攻打南塔岭，消灭了在那里的地方反动武装，当场击毙了反动豪绅崔廷弼。仅仅时隔两天，当曾志再次看到郴州城，城中心大街已经是一片残垣断壁。不是还没来得及烧房子吗，怎么还是满目焦土了呢？原来，当反水的农民四处追杀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时，一些人死里逃生，跑到50里以外的良田镇，当地党政组织惊悉郴州发生叛乱，马上召集5000多农民，连夜开进郴州，同地方反动武装及反水的农民激战，从当晚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在混战中，反水的农民还是把整条街的房子给烧了。
曾志四下打听夏明震等的下落，有人告诉她被杀死的干部都在河边。曾志和几个战士急忙赶到河边，一眼看过去，曾志受到了电击般的震撼！她看到了最惨烈的景象，河滩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九具尸体！最可怕的正是夏明震！他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这是她亲密的爱人啊！
夏明震的死，深深地震撼了曾志。他才21岁！那么优秀的革命青年，人生刚刚开始就匆匆而去。或许本来他们也是可以成为一对恩爱夫妻的，但在他们的生命之花刚刚绽放的时候，婚姻突然结束了，离去的人很无辜，留下的人很无奈。生命短暂，人生无常，这是多么令人悲伤，又是多么令人愤怒。夏明震不应该死啊！
陈毅代表党组织承认“焦土政策”错误
郴州特委极“左”的“焦土政策”，愚蠢至极、罪孽深重，损害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当地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形象，糟蹋了郴州地区的大好革命形势，使胜利果实和大好局面毁于一旦，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损失了一大批党的干部，挫伤了群众的感情和积极性。当地农民群众抵制“焦土政策”，反对烧房子，甚至因此与党反目成仇，反动派恰恰利用了群众的抵触情绪和反抗心理，秘密策动、暗中唆使，挑起一场反对革命的叛乱，借农民群众之手向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大打出手，以致酿成了这场亲者痛、仇者快的互相残杀的悲剧，殃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农会干部、赤卫队员以及无辜的群众，至少有1000人在那场残杀中丧生，而真正的反动分子却藏在暗处，煽风点火，死得并不多。多么沉痛的教训啊！领导者的任何决策都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标准，如果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不但不能成功，也必然导致决策者自身的失败。多年以后，曾志回忆往事，在她的语言文字中，仍然浸透了对背离人民群众利益的极“左”错误的愤恨。
工农革命军打回郴州后，重新组建了中共郴州县委，由陈毅任代理书记。3月18日，陈毅主持召开郴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干部会议，他发表讲话指出：“眼下这种局势再也盲动不得！除了杀害夏明震等10余人的直接凶手以及罪特别大的豪绅地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外，其余的人一个不杀。对于受到蒙蔽和胁迫参与暴乱的民众，一律既往不咎，不受惩处，不写悔过书，是农会会员的仍然留在农协，是积极分子的还当积极分子使用。”随后，县苏维埃政府贴出布告，明示不准烧房子，不准乱搬家，发现造谣惑众或起哄生事者，予以严惩。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全县的革命秩序得以恢复正常。
但坚持盲动冒险的席克思等人，并不甘心他们这次极左政策的失败，他们还要将极“左”冒险进行到底，以致于彻底葬送了整个湘南特委机关。1928年3月下旬，南北夹攻湘南起义区域的湘粤敌军5个师的前锋，已进入了宜章境内及耒阳边界。面对这种敌众我寡的严重局面，朱德、陈毅等主张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井冈山红军会师。实际上，这时候毛泽东已经率部进入湘南接应朱德的队伍。也可以说，“朱毛会师”是国民党反革命军队对革命力量疯狂压制逼出来的，却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起点。从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起，中国人民真正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有了引领和推动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
但席克思和湘南特委负责人杨载福等人却不赞成上井冈山，他们认为“湘南暴动的革命成果来之不易，不可丧失”，提出“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与敌人战斗到底，坚决保卫湘南。”这种与敌硬拼、盲目冒险的主张，自然受到朱德、陈毅等人反对，但最终没有说服他们，他们坚持要往回走。
随后，湘南特委机关50多人与朱德的队伍分手，除曾志经杨载福同意上井冈山外，其余的人都跟着往回走。几天后，湘南特委机关在安仁、耒阳边界的一个山冲被敌人包围，50多人全部牺牲或落入敌手，牺牲者中席克思首当其冲。曾志因离开了湘南特委机关的队伍再次得以“幸存”。
或许是夏明震的死让曾志对湘南特委领导的极左错误有了切身感受和深刻认识，才会决心离开他们上井岗山，也或许是因为从夏明震遇害那天起，曾志与工农革命军已经有了密切联系、有了“缘份”，很可能这时候已经有领导人考虑了她的工作安排，因为稍后曾志就被安排在工农革命军第7师党委办公室工作。而由此而来，她个人的感情生活也因为遇到第7师党代表蔡协民而在夏明震牺牲不久之后很快就有了新的寄托。当然，曾志个人感情生活中还有许多曲折在等着她，就像党和党领导的军队还将经历挫折一样。
以席克思为代表的深受极左思想毒害的革命者，他们最后留在革命同志记忆中的，还是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论。他们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看上去他们革命立场十分执着、充满革命激情，实际上是愚蠢至极。他们的主张严重脱离实际，他们的思维方式扭曲而又顽固，他们一害自己，二害他人，三害革命事业。他们存在于革命队伍之中，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力量。但也可以说，也正是席克思以及后来更大的极“左”代表人物王明、博古等人的极“左”错误，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提供了教训和鉴戒，革命军队才逐步成长能够战胜一切敌人的伟大军队，中国革命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参考文献：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刘晓农：《湘南暴动中的“反白事件”》，《文史精华》2005年第2期。
李庆慧：《血的教训——记郴州事变》，《湘潮》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