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签署过很多重要文件，如奠定现代国际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捍卫个人权利的《人权宣言》、形成全球环保共识的《巴黎协定》等等。但就对人类文明史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215年6月15日，几十名贵族和主教逼迫英王约翰，签署的一份名为《大宪章》的政治文件。
这份文件的伟大，不仅在于她改变了英国800多年历史进程；奠定了美国制宪会议的制度设计；更在于它确立了全新的政治原则，开启人类文明新篇章，以至于美国大法官斯卡利亚所说，“《大宪章》每天都与我们同在”。
《大宪章》共63条协议，全文只有数千字，但现代文明的四大理念基石，已经全部包含其中。
“保卫自由”的政治理念
从协议第一条开始，《大宪章》就规定，君主应尊重教会自由与贵族权利——“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第十三条又承认伦敦等城市，“拥有自由与自由习俗”。第六十三条还强调“英国臣民及其子孙后代”，“充分而全然享受《大宪章》所述的各项自由、权利与特权”。
这些条款试图在国王与教会之间、国王与贵族之间划定权利的边界，防止国王根据自己的私人利益或个人好恶，来处置教会、贵族和自由民的利益与财产。
这实际上蕴含了现代政治最核心的理念——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民的人权、财产等自由权利，而不是其它。正缘于此，《大宪章》也被称为“自由大宪章”。
“王在法下”的有限政府原则
《大宪章》中的第六十一条，规定由二十五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权力，来否决国王的命令；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
这意味着，贵族们可以合法地使用暴力手段，来纠正国王的违法行为。这一原则到了詹姆斯一世时，被爱德华·柯克总结为“王在法下”——国王高于所有臣民，但必须服从于上帝与法律。
▲詹姆斯一世
尽管在欧洲中古时期有这种惯例，但是以政治契约的形式加之于一国君主，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法治——“the Rule of Law”的限政原则，就此诞生。所以有人说，《大宪章》是人类宪法之母。
“无代表，不纳税”的代议制民主
有限政府的一个基本要件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需要来自经过议会批准，是法定税收，以此防止国王和政府随心所欲征税。此所谓“无代表不纳税”。
这一原则也是出自《大宪章》。《大宪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条款都清楚写明：“未经国民一致同意”，国王不可以任意征税。
为了落实《大宪章》的“民主议税”原则，1258年的《大宪章》的附件《牛津条约》又写明，设立一个以男爵为主体的“15人会议”代表国民，给国王的财政决定“提供建议”——这就是现代议会制度的起源。
自此，人类诞生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体制——代议制民主。所以，《大宪章》8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主席、罗伯特·伍斯特爵士说，《大宪章》不仅是“自由的基石”，而且是“民主的基石”。
“程序正义”的司法原则
历数《大宪章》的各项条款，至今被引用和赞誉最多的，是第三十九条：“任何自由人，如果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程序正义原则，如罪刑法定、正当程序审判等等。
该原则一方面明确了“统治者不能以个人意志代替司法判决”的原则；另一方面，它成了后来“人身保护令”的起源。所以，这一条款又被世人誉为“一切暴政和司法不公的天敌”、“现代司法文明的基因性条款”。
《大宪章》在刚刚诞生之时，并没有形成真正约束，但在历史进程中被反复提及，直到光荣革命被完全接受，随后影响了后世所有政治里程碑事件。如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和制宪会议、法国乃至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其核心理念都可以追溯到《大宪章》。
可以说，是《大宪章》塑造了现代政治的“格林威治时间”——人类历史从此汇入了同一条时间之流。
800年来，《大宪章》所奠定的法治精神与政治秩序，已成为现代文明的“公理”：捍卫人权与自由、约束国家暴力机器，屈从于法治而非统治者的专断意志。
时至今日，所有发达国家都把《大宪章》倡导的原则与精神，列为政治常识和制度底线；但在某些地区，《大宪章》倡导的政治目标——“驯服统治者”，仍然是任重道远。
因此，审视《大宪章》的真相、原则及其深远意义，依然值得全人类去探索、借鉴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