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60年至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阶段。
从1958年中苏“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两起事件开始，苏联又在1959年停止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生产原子弹的技术材料，随后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公然偏袒印度，中苏分歧也因此公诸于世。
直到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之间的专家合同，此后不久，1390名在华苏联专家被相继撤回，标志着中苏两国在冷战时期“派遣和聘请专家”的合作模式宣告破产。
时至今日，世人还都习惯于将苏联专家突然撤退这件事归结为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标志及结果。
如此论断乍看起来无可厚非，如若站在事件本质的角度上才会发现，与其说苏联当年想要与中国在践行社会主义道路上分道扬镳，不如说我党带领下的新中国引发了赫鲁晓夫及苏联政权深深的忌惮，甚至到了“得不到就毁掉”的地步。
由此，跳出审视历史的固有框架再来看苏联专家突然撤退这件事，只怕真相就有些令国人心惊胆寒了，且看昔日“社会主义老大哥”在追求国家利益方面有多么的不择手段。
先来看中苏“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两起事件，表面上是苏联联合中国加强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实则是在堂而皇之地侵犯中国主权，正如毛主席当年极为抵触的态度。
“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显而易见，两起事件的背后，足以说明当年苏联政权并未将新中国置于与其平等的合作地位，当然，在后续事件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还可以勉强将其解释为这是苏联一贯的“大家长”作风。
即便中国对此严肃拒绝，也不会影响到中苏之间的社会主义盟友关系，身为“老大哥”的苏联在此之后应该吸取教训并重新寻找更加公平合理的两国合作方式，可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足以说明，苏联最初对新中国的友好态度已然渐渐变了味道。
标志性事件就是中苏在毫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公开分歧，令我党及全体国人极为失望的是，苏联在得知真相及中方态度的情况下，不但宣布中立态度，还声称这起冲突是“可悲的”，随后向印度提供巨额贷款，让我党及新中国饱尝了“背刺”的滋味。
至此，中苏矛盾已然超出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问题范畴，两国关系也不再是“不和睦的盟友”那样简单，苏联专家突然撤退这件事恰恰就是在此时发生的，可想而知，这件事的真相恰恰涉及到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根源问题。
了解中苏关系发展历程的人们都知道，真正为两国关系埋下隐患的恰恰是斯大林，源于我党通过革命实践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新中国革命道路，并未如东欧国家那般对苏联有着过度的依赖，如此一来，从斯大林开始，苏联政权在内心深处就对新中国保持着轻视与不信任。
虽说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来了一场彻底否定，可他之后的种种举措依旧希望苏联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足够的尊重，这其中也包括新中国的臣服，也就是“大家长”心理，从这一点来看，这两位苏联领导人在位期间，对于新中国的忌惮心理都如出一辙。
只可惜，赫鲁晓夫的政治格局与手腕都远不及斯大林，人格魅力也更加比不过“新中国的红太阳”——毛主席，再加上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党及新中国越发受到国际关注，自身国力也在突飞猛进，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政权看来，长此以往，自封“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地位必将岌岌可危。
虽说当年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方面都有着与日俱增的威望，可毛主席从来都认为承认苏联的至高地位极有必要，偏偏赫鲁晓夫的狭隘终究促成了苏联专家撤退这件事，也几乎成了中苏关系破裂过程中“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经的苏联的确有心帮助羸弱的新中国实现经济发展计划，而我国也想要更好地完成“一五”计划建设目标，从1954年开始，苏联大量增派技术顾问及专家来华工作，旨在帮助新中国快速摆脱一贫如洗、国力落后的窘境，如此才能真正成为苏联的最佳盟友。
正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苏联政权在处理中苏关系方面的格局因为新中国的日益强大而变得越发心胸狭窄，无论毛主席及其他新中国领导人展现出多么诚心诚意、包容的态度，苏联对此总是视而不见，生出“得不到就毁掉”的心理也就很好理解了。
其一，以这种方式给新中国发展以沉重打击，至少达到延缓新中国发展脚步的效果，以此保住苏联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与威望。
其二，以这种方式加上其他国际政治举措来深度限制新中国发展，以此达到新中国不得不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般长期对苏联俯首称臣的效果。
所谓的“得不到就毁掉”，“毁掉”指的是新中国的前途尽毁，如此，苏联才能一直踩在我国肩膀上做着“社会主义老大哥”的美梦。
所以说，苏联当年对新中国的所有帮扶都建立在“自身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前提下，苏联专家撤退的真相与根源，必然是苏联自知无力掌控新中国发展之下的“狗急跳墙”，只可惜，那些珍贵异常的专家们成了这场纷争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