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是中国共产党女性高级干部中的著名美女，她写了一本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第一版），称自己是“幸存者”。毛泽东也说过这个意思。1962年1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巴西客人时说：“我们这些人留下来，这只是偶然留下来没有被打死的。总有人会取得胜利的，这是必然的，至于什么人领导，是张三还是李四，是带有偶然性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又说：“我打了25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同上352页）毛泽东这样的感慨，应该是亲历战争、九死一生的人都会有的。曾志也是这样的，不仅她身边许多战友牺牲了，而且她三次婚姻中的前两任丈夫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战争留给她的伤痛是格外沉重的。
但曾志回忆录中所记载的“幸存”经历，除了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幸存之外，再就是多次大病、重病也有惊无险。而把曾志从死神手中抢回来的，基本上是她偶然碰到的农村里籍藉无名的土中医。每次都让曾志啧啧称奇，那些中医采用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也实在是匪夷所思，却皆有神效。作为一个革命家、一位成为重要领导干部所作的这些记载，不仅读起来生动感人，对于传播弘扬中医文化也很有意义。
第一次生孩子难产，差一点要了她的命
曾志1912年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她的祖父晚清时当过永新县的把总，解甲归田后是当地驰名的中医，这可能是曾志比较相信中医的一个原因。因为家庭条件好一些，曾志的父亲从长沙法政学院毕业，曾志也能够8岁时到长沙读书。1925年，因回家乡宜章途中偶遇设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顺便带她到校园看看，学校正在招生考试，她就顺便考取了。1926年在校期间听说设在衡阳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就去投考，又一考就考上了。实际上这是共产党人创办的军事院校性质的学校，当年15岁的她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3月，不满16岁的曾志成为衡阳农民协会专职妇女干部。不久，曾志懵懵懂懂地和夏明震结了婚。这个夏明震就是大名鼎鼎的夏明翰的弟弟。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给曾志留下一个遗腹子。那一年11月7日，曾志临产，因为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所以她记住了这个日子。
由于是难产，又是第一胎，足足痛了三天她才将孩子生下来。后方留守处没有人会接生，只好请原宜章农民协会委员长杨子达的爱人来帮忙，因为她在广东学过几天护士，她按着产妇的肚子使劲地揉，结果肚子里的血水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出来，曾志昏死了过去。曾志认为揉肚子的动作可能不对，实际上是专业的。
曾志在回忆录中说：多亏了在场的毛大嫂，找来中药房的医生。毛大嫂是前敌委员会委员毛科文的妻子，她是一个农家少妇，很能吃苦耐劳。她的丈夫是个职业革命者，经常在外活动，她一人默默地承担着全部家务。像犁田、施肥、割稻、堆稻草垛等一类很重的农活，全由她一人干了。不久之后，毛大嫂和毛大哥都被国民党杀害了。
曾志没有记录这位中医的名字。他先用勺子撬开曾志的嘴，用缠着头发的筷子伸到嗓子里搅，用头发刺激喉咙，让她苏醒了过来。然后，医生再用姜汤和乌鸡白凤丸一点点地喂，曾志慢慢恢复过来。但由于下身流血不止，几个小时以后，她又昏死过去了。她们又用老办法让她恢复过来。这样反复折腾了好几次，到第二天才稳定下来。
11月的井冈山，北风呼啸，天气十分寒冷，毛大嫂他们为了让曾志尽量少受风寒，早已经用杉树皮搭了一个棚子，用竹子编了一面墙、一扇门和一张床，在床边搭了一张案板，又做了一张凳子。曾志躺在这用竹墙和竹门围起来的小世界里，虽然屋外北风飕飕，心中却感到一阵阵的温暖。孩子生下来后，曾志的身体十分虚弱。毛大嫂一人要包揽厨房的一切活计，还要替孩子换洗尿布，磨米糊喂孩子。不久曾志又得了“奶疮”（乳腺炎），疼痛难忍，高烧不退。后来用中药“天星子”敷在乳房上，拔了脓头，高烧才退去。
有一次曾志在高烧中，没有奶水，孩子饿得直哭，她勉强爬起来，泡点白糖水喂孩子，结果孩子喝了后哭得更凶，脸色发青。她一尝，原来是把咸盐当成白糖了。那时孩子生下不到一周，喝盐水会把肠胃烧坏的。好在喝得不多，后来重泡了点糖水喂下，孩子总算停止了哭泣。
可是接踵而来的是“产褥热”，持续高烧不退。还是吃了一位中医开的凉药，高烧是压了下来，但身体愈加虚弱，动辄冷汗淋漓，双腿麻木沉重，不能下床行走。
又幸亏一位红军干部邓允庭略通医道，给她开了几贴温补调理的方剂，身体才慢慢地好转。
孩子是生下来了，却无法抚养。当时曾志年仅17岁，加上战争环境那么艰苦残酷，如何带得了孩子？恰好有一天，王佐部队一个姓石的副连长的妻子来看望曾志，曾志请她把这孩子送给当地群众抚养。她看这孩子可爱，便高兴地说：“那就送给我吧。”她三年前生过一个孩子，后来死了，他们也很想有一个孩子。她说：“我嫂子刚生了个孩子，我请嫂子一道喂养。”这个孩子叫石来发，后来一直就在这位石连长的家里。1987年10月，曾志还曾到他的家里看望他一家人。
罹患疟疾
1932年6月，曾志在闽南苏区工作，得了几次疟疾，也差一点要了她的命。
疟疾（打摆子），加上当时曾志再次怀孕，反应强烈，一会儿冷得上下牙直打战，一会儿又烧得迷迷糊糊，甚至流出大量的鼻血。当时国民党正在围剿红军，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同志们将她从村子里撤到一个山洞里养病。狭小的山洞里阴冷潮湿，还有一股地下水流打洞里经过，实在不是“养病”的地方。战友们找来一些干树枝，均匀地垫在没水的地方，上面再铺上一层厚厚的干草。曾志就在山洞里躺了好几天，她的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好不容易弄了一些治疟疾的药派人送来，使病情有所好转，就回到村子里养病。
一天，病情又发作起来，几床破棉被压在身上还冷得直发抖。就在这时，暗哨气喘吁吁地跑回村里说敌人来了。村里的群众闻讯，便各自往后山撤退，曾志也只好硬撑起身子，拖着病体往山上跑，但没跑多远便跌倒了。
幸好一个年纪较大的战士见她倒下，急忙跑过来，背起她迅速往山上奔跑。此时天色已晚，在半山腰上，他把曾志放下来想休息一下。没想到，她的脚刚着地，便失去了知觉。
又幸好那个老战士懂得些医术，用大拇指使劲掐她的人中，把嘴唇都掐破了；同时抠脚两边的筋，抠不动就用嘴咬。接着，又用嘴对着她的嘴做人工呼吸，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醒来之后，曾志还是冷得再次全身发抖，牙齿一点也不听使唤。这时，一位好心的大嫂见敌人的枪声已经停了，便大胆地冒险下山，摸黑回到家里，抱来了一床棉被，提来一壶开水。她用被子紧紧地裹住曾志的身子，又喂她喝下一些热水，才慢慢地暖和起来。因为刚刚过来的敌人只是一股过路的敌人，只是骚扰了一下村子，便离开了此地，曾志才安全回到村里。
后来曾志回忆说：如果不是那位红军老战士舍身相救，她也许就被进村的敌人给抓走了，抓走了可能就会被杀头；如果他不懂得抠掐穴位，那么她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她再一次在生与死的“中转站”里停留片刻后，又转身走了出来。
1934年6月前后，曾志疟疾再次发作，高烧达到40度，烧得晕乎乎的。这种忽冷忽热隔天发作一次，有时突然一股热气从脚板心冒出，接着全身发抖，牙关紧咬，把嘴唇都咬破了。有时双眼突鼓，整个身体抽搐成一团，但意识尚存，只是说不成话了。一时又找不到医生，房东镇定地找来麻油，用麻油把艾叶和姜头炸热，在额头上使劲揉擦，捂上棉被两个小时左右，抽搐才算缓解。就这样，这次疟疾就算好了。
见证战友任铁锋“脚鹤风”被治愈
1934年6月后，23岁的曾志担任福建福霞县委书记。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团长的任铁锋的脚得了一种叫“脚鹤风”的病，膝关节肿得很大，完全不能行走，而且像疟疾那样发冷发热。他离开部队，被担架抬着到福霞根据地后方医疗所来治疗。开始用了很多药，连吃带熏，又洗又敷，都没什么效果。后来一个懂草药的当地老医生，拿来几片两尺多长像大蒜叶那样叫胡蒜的绿色叶子，放在火上烤成半熟，趁热缠在任铁锋的膝盖上，一天换两次，只敷了几天，膝关节红肿便消失了，疼痛也好多了。不到一个月基本上就好了。曾志不由得赞叹说：真是奇迹！
晚年任铁锋
神医老阿婆
有一段时间，曾志总是生病，再加上当时她缺乏医学常识，战友送一盒西洋参，她一次炖了半盒全吃了；又有一次看到医疗所有吗啡针剂，说明书上说主要用途是“安眠止痛”，就让卫生员给她注射了两针，结果无端让自己受了折磨。
不久，任铁锋带着他的挺进队来到福霞山区，见曾志病得很重，就劝她随他们一起到霞浦盐田北面的那一带去，那里是沿海地区，又是赤白交界地区，敌人“围剿”的重点不在那一带，曾志同意与任铁锋他们一起离开。当天晚上，他们找了一张有靠背的竹椅，用两根竹竿扎成一顶轿子。第二天清早，由两个群众抬着她出发了。走了六七十里路，停在一个村旁休息。其中的一位轿夫说，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位老阿婆懂草药、会看病，曾志说：那就去看看吧。
到了老阿婆家，只见那老阿婆70岁左右，身体干瘦，赤着脚，烂眼皮，一脸的皱纹，满手背的青筋，但身子骨硬朗，举止利索。她招呼曾志坐下，没有问病情，便用手扒开曾志的眼皮观察了一番，又要她伸出舌头看了看，然后用手指压在她的指甲上，把指甲逐个看了一遍。然后，她说：你的病是气血两虚，要活血顺气。
她蹲在地上，在草药堆里找了些干树根、干树叶、干花草之类的药材，用柴刀砍碎，再找来几片竹笋壳子，把树根草药包扎好，包了两服药。她交代说：你们住下后，买一只三斤以上的大红公鸡，先把草药熬成三斤多的药汁，然后用药汁熬红公鸡，不放盐，熬成两大碗汤，睡觉前趁热喝下一碗。鸡肉不要吃，喝完汤后就盖上棉被躺下，下半夜前胸会发胀；心口发闷时不要害怕，不要起床，也不要揭被子，最好能出出汗；第二天早晨再将鸡汤煮热喝一碗，胸口可能会冒出很多血红点子，不要紧，这是药力作用。第二服药也是照这方法做好服下。吃了这两服药，你说话的气力就会增加一些，血也会化通一些。然后再吃一些补药，病就会好的。
果真第一服药吃下去，曾志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胸前确实出了许多红点点，说话时底气也足了一些。只可惜，第二服草药因笋壳叶子擦破掉了一部分，因此只吃了一服，但她的病已有很大好转。大概吃了药的第二天半夜，有一股冰凉的液体，从尿道流了出来，腹部胀气好像收缩了很多。接着说话底气足了，话也连贯了，眼睛转动也比较自如了，走路也不很沉重了。
曾志回忆说：一服毫不起眼的草药，一堆叫不上名字的树根、树枝、树叶的神奇组合，竟出乎意料地收到如此好的效果，真神了！
又有一次，曾志住在一个渔民家里，房东大妈见曾志病歪歪的，就清蒸了一条两斤重的活黄花鱼，让她补补身子。因为味道很好，曾志就一口气全吃了。不料没隔多久就呕吐起来。大妈说：不要着急，我有办法。她用茶叶、乌梅和食盐放在锅里炒到发黄变焦，再兑水烧开。曾志喝了一碗，呕吐止住了，第二天又喝了一碗，就完全没事了。曾志称：真是灵丹妙药啊。
在襄樊和宜昌治疗眼疾
1939年4月份，曾志担任湖北荆州、当阳、远安中心区委书记（后称中心县委书记），开展抗日活动。因为过度劳累，加上天气又热，日晒雨淋，她突然害起眼病，眼珠子痛得厉害，日夜不能人眠。她先是在襄樊住了几天医院，天天只滴眼药水，病情却越发严重。后来曾志到离开襄樊四五十里外的一个叫黄龙档的村子住下，那时眼睛已成灰白色，终日钻心地痛，三步以外就看不清人的五官，感觉快要瞎了。
这时有人介绍了一位中医，当即雇人用轿子从50里外把他抬来。他看了看曾志的眼睛，从挂在身上的小铜罐里倒出些药粉，撒在捣碎的葱白上，敷在曾志两眼上方的额头上，又用“太阳膏药”贴在上面加以固定，同时开了剂中药让她口服。只一天时间，眼珠的疼痛就大为减轻，又过五天，眼睛不痛了，视力也恢复了一些，只是模糊不清，一件东西能看出两三件来。然而，医生不能久留，只好把他送走，自己住在村里慢慢养病。
在黄龙档住了半个月，又有人介绍说宜昌有一个眼科门诊不错，曾志就到了宜昌，住在一个可靠的人家里，每天到眼科门诊做治疗。治疗的方法很奇特。一个小砚池，一块拇指大的药石，一根玻璃棒，用药石蘸水在砚池中磨，再用玻璃棒蘸上磨出的药浆往眼睛里涂，每天三四次。说来也怪，几天后，眼球的颜色就基本恢复了正常，视力也逐渐好转，让曾志再一次亲身体会到了祖国民间医学的神奇。
西医也曾救了曾志的命
抗日战争后期，曾志到了延安，医疗条件稍好了一些。1945年初，她得了阑尾炎，就做了手术。手术是成功的，但因为术后受了风寒，咳嗽不止，把腹内刀口缝线崩断了一处，当时并不知道，日后经常发炎、疼痛，但她也顾不上管它。1947年2-3月间，曾志在东北西满军区工作，有一次开会，看到也参加会议的西满军区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就请他检查一下延安开刀后的伤口愈合情况,因为时时感到伤口疼痛，腹部经常会鼓出一个包来，工作、生活甚为不便，行军起来尤其痛苦：骑在马上，马鞍一磨，肿块就大起来，有时半边肚子都肿得鼓鼓的，几个月都消不了。
他检查后说：“你的刀口化脓了，现在已经形成了脓肿，非常严重！”
于是曾志跟他去到野战医院，立即上了手术台。吴之理亲自打麻药、亲自开刀。伤口一切开，脓血像喷泉一样喷出，足有一尺高、一大杯的量。吴之理说：“好险啊，只差一层纸那么厚就穿透腹膜了！如果穿透，得了腹膜炎，在这样的战争环境里，生命就难保了！”正是这个脓包，伴着曾志骑马、行军、打仗，历尽了艰险，转战六七个省，算起来已有一年半了。
排脓后，她的肚子上出现了一个鸡蛋大的窟窿，吴之理往里面塞了好大一块纱布，在野战医院住了三天，医院就开拔了，她只好离开。后来她一边工作，一边养伤，很久才愈合。
曾志还亲历一次鼠疫
1947年秋季，东北一些地区鼠疫大流行，据说是腺鼠疫，没有肺鼠疫那么厉害，但发病后几天内也会死人。这次鼠疫流行，单单通辽县就死了几千人。巨大的恐惧像黑云一样迅速笼罩了全辽吉、全东北，一时人心惶惶。到后来，这种恐惧竟发展到人死了谁也不敢抬、不敢埋的地步，任由尸体腐烂，这就更加剧了鼠疫的扩散。
通辽一带有个很坏的风俗：人死后，棺材只埋三分之二，而留一部分在地面上。这样，坟地就成了野狗的聚集地，它们扒开棺材拖出死尸，撕咬争抢，也没人去管。所以在通辽附近的山坡上到处可闻群狗的狂吠声，到处可见横七竖八的尸骨，这不免让过路人感到胆战心惊、毛骨悚然。
在鼠疫流行区，人人随时都有被传染的危险。老百姓对付鼠疫有个办法：拿生鸦片土用水化开，用小竹签当针筒，蘸上鸦片水往肌肉里扎，据说此法也救了一些人。但只能往身上扎，而不能口服，因为生鸦片吃了要死人的。曾志在通辽见过一个妇女，就是用这个办法治好的。曾志看过她脖子和腋下的淋巴腺，一个个被竹签扎得像蜂窝一样，生鸦片水扎进去，黄水慢慢流出来，黄水流干，病也就好了。
后来，从苏联来了一个医疗队，带来了疫苗，许多人都打了疫苗，死亡的威胁才减轻。经过医疗队的治疗和预防，病人死亡率大大降低，疫情也很快被控制住了。
鼠疫是通过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染的，在农村里，跳蚤是随处可见的寻常之物，简直无孔不入，防不胜防，而老鼠在东北又出奇地多。有一天早晨，太阳刚出来，曾志在通辽附近的田野上步行，视野所及，有成千上万只如松鼠般拖个大尾巴的黄灰色老鼠，一律脸朝东方，两只前脚时而举起，时而放下，像是在朝拜太阳。而且太阳将落山时，它们也要再这样演练一次，如此众多的数量，如此统一的举动，真是一大奇观。
目击以中医方法治疗精神病
当时曾志在东北参加群众工作，让苦大仇深的农民揭发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罪恶。有一个雇农在地主家打了十几年的长工，30多岁了还讨不起老婆，大家一致认为，他最适合出来揭发地主。然而，当地主逃跑时，他却为地主藏匿财产，之后又与另两个长工一起为地主看家护院。土改发动阶段，听了许多人的诉苦和揭发，他被深深触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思想斗争很激烈。轮到他诉苦时，他涕泪满面，痛哭不已，但说出来的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众所周知的小事，对地主财产的去向却总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无论别人如何劝说、鼓励，就是不敢说。由于思想压力太大，这个农民后来竟然精神错乱，大哭、大叫、大唱、大笑，手舞足蹈，力大无穷，几个人也按不住他。
幸好土改工作队中有位公安局局长会针灸，而且还是祖传中医。他拿出一根很粗的银针，让别人把这个农民按倒在炕上，对准他大腿弯子一下扎进三寸多深，随后又在他屁上重重踢了两脚，他一惊，一骨碌爬了起来，瞪眼看看扎针的公安局局长，一会儿便倒在炕上睡着了。醒来后，他就正常了！
之后，大家仍精心照顾他，嘘寒问暖，他头一次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令他万分感动。他像换了一个人，把自己知道的地主家的底细全部揭发了出来，把他替地主分散埋藏财产的地点一一说了出来，并领着大家去挖，真正成了运动的骨干。
曾志亲身经历的这些中医治病的医案，不仅在当时是救了人的，而且有的仍然是后人可以仿效的成功案例，相信中医专家阅读此文应该会受到启发，而对不相信中医的人来说，至少要对中国人强大的生存智慧由衷感到钦佩吧。（本文曾志亲历故事辑录自《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一书，笔者对部分文字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