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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御史流芳
编辑｜御史流芳
<<——【·前言·】——>>
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皆出现在正史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是首例。
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司马相如的人生经历、他与卓文君对婚姻的选择可反映西汉士人社会流动的一些实情及特点。
<<——【·司马相如的社会活动轨迹·】——>>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家世不详。
《史记》本传云:“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亲人皆称他为“犬子”，他有了一定的学识后，因倾慕蔺相如的为人遂改名相如。
按先秦两汉惯常的“四民”社会阶层划分标准，此标准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明确指出“士、农、商”为国之基石，学以致用，居于职位者称为士；开垦土地，种植五谷者称为农；创造工具，制作器物者称为工；流通财货，买卖物品者称为商。
“既学”的司马相如属于“士”，身份介于武士与文士之间，察其积极求学并改名相如的行为，更倾向于文士身份。
之后，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汉书·司马相如传》作“以訾为郎”，颜师古注:“訾读与赀同，赀，财也。以家财多得拜为郎也。”司马相如拜为郎，跟随汉景帝，做其近卫侍从，身份已由“士”变成“官”。
“武骑常侍”是郎官的一种，属武官，据史书，司马相如并不喜欢这个官职。后来，梁孝王带领邹阳、枚乘、庄忌等文士来朝，司马相如遂称病辞官，客游梁国，得以入梁孝王府，与门客共居作赋。其身份由“官”重新变为“士”，是为游士。
司马相如居梁国数年，作《子虚赋》以显名。然其后，梁孝王卒，司马相如回归成都。应临邛县令王吉之邀，他居住于临邛城郭下的都亭。
王吉对他极为敬重，频频拜访。在赴卓王孙的宴会上，他巧妙地以琴调情，使得卓文君心动，二人更进而私奔，直至携手返回成都。那时，司马相如始终以“士”的身份出现，展现出他闲雅、俊逸而又孤傲、骄矜的一面。
当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重返临邛，他们尽数卖掉车马，购置酒舍，卓文君亲自在店内卖酒，而司马相如则身着“犊鼻裈”，在市集清洗酒器。
后来，卓王孙无奈之下，给予卓文君百名僮仆、百万钱财以及她出嫁时的财物。在此之后，司马相如、卓文君再度回到成都，购置田宅，成为真正的富人。，而在此过程中司马相如也回归了“士”的阶层。
之后，汉武帝读《子虚赋》，大为赞赏。
司马相如经同乡狗监杨得意引荐得以晋见汉武帝，并呈上《天子游猎赋》。汉武帝因其才，任命司马相如为郎官。
此后，司马相如在讨论开通西南夷的事宜上被委以重任，拜为中郎将。然而，有人上书指责他接受了他人财物，因此他被罢官。一年后，他再度被召回，担任孝文园令之职，直至因病而免官。
自见汉武帝，司马相如基本在各官职辗转，这一阶段虽“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但本质上确已为“官”。
<<——【·西汉士人的上行流动·】——>>
社会流动，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地位向另一地位的移动。其中，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上下流动被称之为垂直流动，包括上行流动和下行流动。
司马相如“以訾为官”具体指量财赏官、纳财买官还是以“訾算”技能为官，目前学界并无定论，然3种授官方式在汉代均存在。量财选官指汉代“訾选”制度。
据应劭注，家财10万者可得以为官，有市籍的商贾不得做官，无家财者不得为官，而廉士家财4万便可为官。纳财买官在汉代并不鲜见，尤其武帝以后，设“武功爵”赏官。
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被天子召见，又作《天子游猎赋》而拜为郎。“赋奏”为郎成为士人上行流动的一种方式。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设五经博士，并为博士设立弟子员，这些博士弟子通一艺以上，通过年度“课选”便可以补吏，高者可为郎中。
司马相如初以“訾选为郎”，汉景帝不好辞赋，故辞官入梁。至汉武帝好赋，以“赋奏”为郎。可见，随着五经博士的设立，士人入仕的渠道拓宽了。
司马相如“訾选为郎”得益于汉初的“訾选”制度，“赋奏”为郎则与五经博士制度下帝王对辞赋的喜好有关。
司马相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方式并非全然符合一般社会制度，但对应了当时士人上行为官的3种主要途径:“訾选”、察举、博士弟子课试。
除以上3种选官制度之外，西汉还有征辟制，是为察举制的补充。征为征召，指皇帝派专人聘任德高望重者为官;辟举指中央或地方长官聘所辖地区有名望者入幕府为吏。
汉高祖时便有征辟之行，汉武帝之后渐成惯例。汉武帝曾以安车蒲轮征枚乘，汉宣帝7次征召人才。公府、州郡辟举更为常见。征召、辟举是西汉士人上行流动的又一途径。
<<——【·西汉士人的下行流动·】——>>
与上行流动相对，司马相如因病免官、市肆卖酒、“受金”失官属于下行流动。
司马相如两次因病免官:1)梁孝王来朝，携邹阳、枚乘等，司马相如悦之，因病免去武骑常侍，随梁孝王而去;2)奏《大人赋》之后，因病免去孝文园令，家居茂陵。司马相如第2次免官时病重，汉武帝令所忠到司马相如家取书时，司马相如已死。司马相如两次因病免官可能是主动选择。免官为平民，对士人来讲，属于下行流动。
禁止商人仕宦做官，汉惠帝、高后时，规定“市井子孙亦不得宦为吏”。其次，禁止商贾占有土地，汉武帝时，“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再次，编入“市籍”是对商贾的奴役和惩罚，入市籍者常是征兵役戍边的对象。西汉时，尤其是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司马相如立市涤器、卖酒，由“士”而“商”，是下行流动，这也是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的原因。
司马相如因人告发出使西南时“受金”而失官。司马迁未记载原因，但被罢去中郎将复为平民为事实。这次由官为民属于被动的下行流动。
因病免官、市肆卖酒、“受金”失官，司马相如人生几个阶段社会阶层的短暂转变恰可对应西汉士人下行流动的方向。西汉士人下行流动，一是由官而民，二是由“士”转向其他阶层。
官员被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下行流动。士人转入其他阶层的下行流动主要是指士人选择经商。士人经商且被编入“市籍”便会失去为官的机会。西汉士人，上可为官，下可为民，进可为吏，退可为师，在“四民”社会中较为自由，起沟通和联系各社会阶层的作用。
<<——【·以婚姻实现社会流动·】——>>
汉代士人还可通过婚姻实现阶层跨越或走向仕宦之道，进而实现社会流动。
秦末汉初，男性通过婚姻，借助女方家族力量改变自身地位的现象很普遍。
司马相如迎娶卓文君有所不同。首先，司马相如有“以琴心挑之”的行为。按史书，卓文君新寡，好音，临邛令王吉和司马相如尽知，卓王孙宴上，司马相如奏琴取悦卓文君。
其次，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是主动选择，与父辈看中士人才能、品行而嫁女不同。最后，司马相如、卓文君私奔时尚未凭借婚姻得到财物资助，司马相如转为小商人。
西汉对女性婚姻的规约并不严苛，可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等级、尊卑、亲疏划分在汉代是广泛存在的，从而在婚姻关系上必然要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等级性的印记。
即便是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西汉，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社会威望仍是男女婚嫁的择取标准，偶有特例。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自缔结婚姻后丧失原有的阶层身份是一种主动的下行流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