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在整个王国和欧洲大陆，还有成百上千个镀金的项坠出现在坟墓、纪念铜器和彩绘玻璃上，都对王权形象的加强产生了有利的氛围。
它们是王权及其尊严扩展的有形提示，自然会吸引当时人们的注意。项坠本身的构成形式也为王权的去人格化（depersonify）预留了足够的空间：由于项坠上没有国王的肖像，这在把国王的权威带入社会的同时，也使国王失去了作为个人的人格化；
因此，王权一直在眼前，而国王却只是在远处。尽管兰开斯特式和约克式项坠都会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但由于缺乏便于接触到的国王肖像，可能使项坠在提升王权（crown）或至少是王朝（dynasty）的权威方面有所增强，而不是仅仅加强某一个统治者的个人效忠。
这即是非言语交际形式在表达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意义：仪式、手势或视觉暗示都可以表达与他人的联系。视觉形象的本质目的是产生反应（response），观众被鼓励思考为什么这个形象在那里，它的目的是什么。
因此，项坠绝非是一时兴起的时尚且华丽的配饰，它被放置在身体最显眼的部位（挂在脖子上，领主的徽章垂在心脏上）这是一个特别合适的象征性位置，它就是为了吸引眼球而被设计出来的。
虽然不同扈从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佩戴项坠的认识不同，但总的来说，可以说这是一种选择。项坠作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制服项坠的分析与评价，有助于我们理解视觉与物质文化的作用以及中古晚期英格兰民族认同的建构与表达。
经过以上分析，在玫瑰战争动荡的背景下，人们意识到纷争和动荡无益于自身发展，只有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有秩序的共同体（整个英格兰）中，社会才能有所进步。
面对这样一种需求，社会上层通过项坠、制服、徽章等符号工具深化了地区层次上（贵族集团）的群体认同，使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与此同时，由于项坠形象的“模糊性”，使得这样一种区域认同与对王权的认同成为了一个同体的发展过程，即区域性认同加强的同时，对王权的认同（整个英格兰）也得到了加强。
在那个时期，项坠经常被认为是唯一重要的政治情感表达形式，这对处于萌芽状态的英格兰民族意识起到了推进作用。
政治机构的发展
现代国家要素中，迦纳提到的“有组织的政府”，指的是社会的权力机构。而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state）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两个不同的解释对象却得到了相似的解释，原因在于韦伯使用的是狭义上的国家定义，即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
此类用法在社会学、政治学中较为普遍，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即把狭义上的“国家建构”作为政治机构的发展来论述，这种“国家”就是狭义上的“政治国家”（politicalstate）。
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的学者也喜好用此定义，如巴林顿·摩尔、西达·斯考切波、查尔斯·蒂利等；广义上的国家就比较笼统了，通常指一定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根据学科和领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
为了避免引起歧义和误解，本文选用广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以避免“现代国家”还包含狭义上的“政治国家”（politicalstate）这种易使人迷惑的表达。因此，本文国家要素中“有组织的政府”特指政治机构，而非“政治国家”。
中世纪的英格兰的政治机构相比大陆各国有一定优势，但也显得颇为原始和弱小。这种特征最明显体现在英格兰国王的统治形式是所谓“马背巡游”。国王更像是分散的封建秩序中伙伴的老大；政府与王室没有严格的区分；政府由于弱小也不需要一个固定的首都。
在货币缺乏以及道路不顺的情况下，各封臣把实物贡赋（谷物、蜂蜜、织物、牛羊家禽等）运到固定一处的运费成本可能比贡赋本身都要高数倍。国王选择从一个封地到另一个封地进行统治和消费，“这是宣告权力和保持联系的唯一方法。”
在社会共同体（这里指民族）有所发展之后，“随着社会成员不断增多，结构日趋复杂，活动越发多样化，想要建立并维系一个高水平的共同体就更需依赖于政治机构。”
在玫瑰战争中，政治机构的发展集中体现于两点：议会地位和权能的提升以及国家权力开始集中于以宫廷为代表的中央机构，为日后形成更加成熟的代议机构和完备的中央决策机构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与中世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爱德华四世时期（1461-1483年）伦敦已成为英格兰永久的行政中心，“马背巡游”已成为历史，这是政治机构发展最好的说明。
议会地位大幅提升
玫瑰战争时期，议会的地位可以说是有了飞跃性的提升，这其中的原因与玫瑰战争期间各派系对议会的利用是密不可分的。“15世纪每个国王在夺取和维持王权时，除论证其合法性外，还颇为重视议会的配合。”
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王权式微，大贵族势力膨胀，议会在继承前一世纪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在曲折复杂的贵族纷争中跃上了中世纪的巅峰。
下院开始具有民族代表性
中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普通人是谈不上什么民族性的；教士们同意温切尔西大主教的看法，即他们对教皇的忠诚先于他们对国王的忠诚；一般来说，男爵们对自己的等级比教皇或国王更忠诚；普通的城市或乡绅更看重他们的地方亲缘关系，而不是国家纽带；
对村民来说，教区就是他的世界，他的“国家”由他的邻居组成，其他人都是“外国人”。现代英国人与中世纪英国人的爱国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在中世纪，地方先于国家，正是通过议会，这种秩序才得以逆转。
中世纪英格兰的议会（Parliament）跟同时期大陆各王国的等级会议（Estates-General）相比有相似之处，但更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议会的重要性在于它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自爱德华一世以来，每一届议会都有别于所有大陆等级会议制度的重要意义，即它不仅是一个会晤的场所（parliament源于法语，意为会晤、交谈、商议），而且是法院和代议集会，也是一个司法、立法、请愿机构，还是一个与征税有密切关系的具有复合功能的实体。
如果议会仅仅只有一个单一功能，如征集税收，那么地方主义者可能会坚持要求成立地方议会，在那里人们可以不必费事地前往威斯敏斯特就可以赋税。对英格兰来说，幸运的是，它的代表制度是在它的行政统一之后实现的，所以才能赋予议会这样一种统一性。
否则就会像法兰西那样，各公国内存在着地方三级会议，与其说是“地方的”，不如说是与中央并列的、成为各公爵们的私人工具（如布列塔尼、阿基坦、勃艮第）。在英格兰，郡被看做一个共同体，而议会被视作共同体的共同体。
这也许是议会团结的最基本因素，但另一个因素对议会的民族性也同样重要，那就是议会所代表的范围十分全面，它涉及每一个等级。因为上述原因，每个郡的英格兰人每年都聚在一起一次或多次，通常是在威斯敏斯特。
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对共同的目标进行共同的审议。由于阶层之间的分裂对民族团结危害不亚于省与省之间的分裂，所以社会的一致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可以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的撕裂对比来看。
当各等级之间不能一起行动时，公共意见是不可能形成的；必然的结果是各等级拥有一个共同的专制权威，它来充当一个话事人，当这个专制权威在革命之前倒下时，唯一的制约就从阶级仇恨中消除了，而阶级仇恨是由于缺乏合作而产生的，反过来滋生怀疑和不信任。
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的每一个阶层都乐于相信自己被出卖了，其他阶层都被收买了，因为法国的所有阶级彼此都是陌生人。类似的指控，即使提出了，在英国也很少被相信，因为所有阶层都了解彼此的一些事情；
而这些了解来自地方和国家政府中不同阶层之间数百年的合作。尽管在早期的议会中，法案是在所谓的上议院得到国王同意后制定的，但议长和一些下议院的出席（这一直是必须的）仍然是所有等级共同行动的证据。
正是在议会中，地方和等级情绪的差异必须得到调和，并形成民族的决心（nationaldetermination）；这种决心在近代以后越来越多地受到相互交换意见的影响，越来越少地受到上级权威的任意摆布。
当然，议会不过是将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综合起来的工具，它与语言和文学的民族化没有直接关系。但毫无疑问，在威斯敏斯特的共同讨论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采用了共同的讲话标准和共同的思维习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