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鼻子又开始发酸,他掏出手帕,狠狠擤了擤鼻子,后脊梁还是感到丝丝发凉。

半小时前,戴笠向蒋介石汇报汪精卫被刺调查结果:实际上,这次暗杀的原定目标是蒋介石,阴差阳错之下,汪精卫替他挨了子弹。

“策划这次行动的是,王亚樵。”

“又是伊,庐山杀我是伊,上海杀宋子文是伊,这一次,杀汪精卫又是伊。”蒋介石越说越来气:“娘希匹。我看,国民政府给他统统杀一遍好啦,革命勿要搞了,委员长也让他来做。”

这话戴笠哪敢去接,只是笔挺着身子,口观鼻,鼻观嘴。

蒋介石余怒未消:“雨农,侬要好自为之。”

成河道9号,王亚樵在香港的住所。

最近一段时间,戴笠疯子般在全国各地搜捕他的手下,要说以前的诏安,戴笠还留着一丁点结拜兄弟情,现在的他完全是想置王亚樵的死地。

手下得力助手余立奎刚在香港遭逮捕,港警显然受到南京方面的压力,之前送钱贿赂放人的老规矩,现在不行了,港警只保证不会为难余立奎,放人绝不可能。

英国佬越来越靠不住,王亚樵在香港有几十号人马,想要不搞出动静而安全撤离,现在看来困难不小。

王亚樵看着身前的郑抱真:“关照下去,最近大家小心一点,南京方面眼下在香港还不敢有大动作,抓紧这段时间,搞些动静出来分散戴笠注意力。”

“好主意,这样一来,南京刺杀汪精卫小组的撤退行动也可以减少些压力。”

王亚樵看着周围几个,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找个机会,处理掉这个家伙。”

郑抱真接过相片,看了一眼后将照片传给了余亚农、许志远和蔡蹈和等人,这些人也不多话,打了招呼各自分头准备。

“戴笠。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王亚樵看着兄弟们离开,不由心中感叹:“当年,我可真是小看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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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兴业路均益里,刚到上海不久的许志远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很准时,掐着点敲响了房门。

“我是肖佩韦。”来人一身长衫,笔挺的站姿一看就是军营里滚打出来的。

肖佩韦,原十九路军的连长,一手好枪法,以前是余立奎的手下,后在上海成立了“锄奸团”。

许志远指了指对面椅子,“坐。”说着话拿出一张相片给他:“唐有壬,外交部次长,老蒋的红人,最近几年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九哥(王亚樵江湖称号)的意思,干掉他。”

肖佩韦咧开嘴笑道:“听说过这人,一•二八之后躲在川岛芳子床上不敢出门的就是这个家伙。”

“唐有壬在南京有老婆,是欧阳予倩的妹妹。不过,他在上海和黄碧云搞得火热,每个礼拜都会从南京来上海会她。这是唐公馆的电话和地址。目前手上掌握的就这些,剩下就靠你们了。”许志远说完,拿起身边的包,“钱,弟兄们分了吧,办完事情,马上撤离到广州,九哥为你们安排好了退路。”

唐家公馆位于法租界甘世东路上的一栋四层别墅,唐家人出入都要通过直达二楼的水泥梯,一楼则是车库。

前段时间,肖佩韦重金租下唐公馆隔壁的小楼,悄悄做起了唐有壬的邻居,他和手下裘积玉、陈有光(化名杨又生)、刘镇南等人组成的“锄奸团”就在这小楼中等待时机下手。

1935年12月23日,南京传来消息:唐有壬已经回上海。

第二天上午,唐有壬果然回到上海的家里,并在下午乘车外出,为慎重起见,肖佩韦还是拨响了唐家电话,确定刚才车里坐的是唐本人。“锄奸团”迅速按预定方案展开行动,考虑到唐家附近有警察巡逻,特意安排人员负责阻击,又去租来一辆汽车为撤退做准备。

下午5点过后,唐有壬从汪精卫处返回自己住宅,双脚刚踏上回家的台阶。

这时,身穿中装、外罩黑色夹大衣的“锄奸团”成员刘镇南和裘积玉,手持短枪从藏身的唐家隔壁小楼冲了出去,一言不发,手底毫不犹豫扣响了扳机,枪声过后,唐有壬扑倒在寓所石阶上,身中三枪,当场毙命。

这次行动非常顺利,在巡警赶来之前,全员安全撤退 。

汪精卫听到唐有壬被刺身亡的消息,神情沮丧,“作为外交部次长直接负责的同志唐有壬在上海毙于凶杀的枪弹,听到这消息我感到前景黯淡,中日邦交的调整已告结束。”

王亚樵再开杀戒,同样使得蒋介石大发雷霆,再次将悬赏金额提高到100万,这可能是民国时期最昂贵的人头。

唐有壬在上海被刺,打乱了戴笠的部署。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目标重新回到香港,这一次,戴笠要亲自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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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樵电影形象

1936年3月,戴笠从南京乘机到达福州,转走海路去到九龙,随后又租了游艇,赶往中西区3号码头,打算密捕王亚樵。

王亚樵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的西南朋友将戴笠来港情报告诉了香港警务处 ,并提供了他的准确行程。香港和南京关系始终谈不上融洽,香港警务处和军统更是互相看不上眼。

有竹杠不敲,枉为大英人。戴笠一下码头,就被香港警务处长请去喝茶,理由是私带枪支入境。

戴笠有苦难言,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连续三天,他喝茶喝到吐,交了数十万茶钱后,灰溜溜的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戴笠被闹得灰头土脸时,王亚樵整天忙着和西南派的老朋友商议如何撤离香港,在蔡廷锴、李济深和胡汉民等一干故友协助下,王亚樵带着二十多人的队伍趁乱离开香港去到广西梧州。

广西是桂系李宗仁的地盘,而梧州则是李济深的老家,王亚樵一行就是安顿在李济深庄园(李家圩子)里,天高皇帝远,戴笠的手一时还伸不到这里。

李家圩子位于梧州市苍梧县的山谷间,庄园内外树木苍翠,莲池飘香,这里修建了高墙炮楼,以及军械库和电报房,常驻有李济深的私人卫队,没有几百人还真攻不进去。

王亚樵在这里难得过上一段清静时光。白天,一些西南军政大佬陪着下棋,喝酒,聊聊现下的时政格局,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

太平生活没过多久,西南政局波澜再起,

1936年,腾出手来的蒋介石,对半独立状态的两广地区起了削藩念头。

面对咄咄逼人的蒋介石,陈济棠找到李宗仁商量对策,决定:举起抗日大旗,讨伐蒋介石。

几天后,两人向南京呈文请求准予抗日,军队改名抗日救国军,合兵30万进入湖南,

两广事变爆发。

陈济棠搞经济是一把好手,学习苏联模式,发展计划经济,推出了三年发展计划刚要。在他执政期间,仅凭一省财力养活了20万军队,百姓生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八年,老广州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陈济棠经济内行,政治上却不那么敏感,经济挂帅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被策反。

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为一己私利借抗日名义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

但真正的原因还是在戴笠身上,戴笠在粤军内部经营多年,包括广东二号势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很多高级将领,有些甚至还未开打,就投靠了南京政府。

这仗打得赢才怪,声势浩大的两广联军浪花没掀几朵,就悄无声息地没了,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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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

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也没了,李宗仁和白崇禧只好扭扭捏捏表示认输。

至此,“两广事变”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解决。

两广事败之后,王亚樵变得更加沉默,李家圩子从外人看来里面每天都在喝酒打牌,实际上,暗潮涌动。

难道一直要窝在这个山坳子里不成?王亚樵面临选择,在他的面前有四条路:一,重归江湖,但是江湖已不是以前的江湖,在戴笠的军统追杀下,能容下王亚樵的空间几乎不存在。二,向南京认怂,这是条死路,蒋介石眼下虽有可能不计较,照着老蒋的秉性,秋后算总账是难免的。三,继续窝在西南,但现在李、白嗯嗯与南京眉来眼去,王亚樵在李宗仁这位老朋友的心里分量实在不好估摸。

当然,还有最后一条路,去延安。

王亚樵和延安领导李立三、李克农有几面之交,彼此也互相有过照应。得知王亚樵有意前往延安,李济深特意亲笔给老朋友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把王亚樵介绍给他。

拿到信件后的当天晚上,王亚樵叫来余亚农和张献廷,让两人跑一趟延安,再三关照一路小心,决不可让白崇禧发现。

可是,事情还是传到了白崇禧耳边。

戴笠日后在梧州能成功追杀王亚樵,应该是得到了桂系的默许,桂系的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因为王亚樵的投共举动,毕竟白崇禧是出了名的反共右派。

送走了余亚农和张献廷,王亚樵不由感叹,这些年,斗来斗去为谁忙,结果只是便宜了日本人。

1936年9月的一天,被军统逮捕的余立奎小妾余婉君突然来到梧州,传话给王亚樵,因生活困难,请求收留。

余立奎是王亚樵得力干将,被捕后誓死不和军统合作,但是余婉君在丈夫被捕之后,被特务陈亦川用财色收买,答应诱杀王亚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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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立奎

1936年10月20日。王亚樵在白崇禧老师李任仁家吃过饭,随便坐了一会,他想起前些日子余婉君说过手头紧,左右没事,顺道去梧州大东街余婉君住处,给她送些家用。

门没锁,王亚樵走入屋内,结果再也没能走出这房间。原来,军统在此埋伏多日,只等王亚樵出现,一通乱枪,王亚樵当场身亡。

王亚樵在那个黑色年代是独有的存在,单打独斗,靠着手中的枪和炸弹,对内抵制强权,对外坚决抗日,在民族大义和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

王亚樵,这位民国传奇人物终于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步,就在他死后不到两个月,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再次达成共识,王亚樵期盼的全面抗战局面终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