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坛--开天小名家常建（中）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01
常建是典型的诗红人不红。
自开元至天宝四十年间，诗人辈出。丹阳人殷璠选录了这一时期24位知名诗人的234首诗歌，编辑而成《河岳英灵集》。殷璠选诗标举风骨、兴象，提出了“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等重要文学理论观点，标准严苛，评论中肯，在现存唐人选唐诗中最受重视，影响也最为深远。
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是，这一本选集中，居首位的居然是后世名不见经传的常建，他共有入选诗歌14首，数量上也位列第三，仅次于16首的王昌龄和15首的王维。要知道常建共有存诗仅58首，而王昌龄诗艺，被称“七绝圣手”，诗佛王维更是有“天下文宗”之誉。
到清代蘅塘退士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的时候，常建也有两首诗：《宿王昌龄隐居》和《题破山寺后禅院》，从数万首唐人诗歌中脱颖而出，得以入选。
02
大家耳熟能详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中学生的必背古诗词之一。全诗笔调古朴，语言简洁明净，但兴象深微，意境浑融，独具艺术感染力，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
尤其是一句“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宛若神来之笔，深受历代诗评家好评，被誉为“清境幻思，千古不磨”。
破山寺就是今天的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市西北虞山上，乃是南朝齐邑人郴州刺史倪德光捐宅所建，到常建游览之时已建寺数百年。
《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诗人起了个大早，进入古寺之时，太阳刚刚升起。起句的“高林”一语双关，既指寺院外茂密的山林，也有称颂禅院之意（佛家称僧徒聚集的处所为丛林）。古寺曲径通幽，花木森森禅房若隐若现，他一路寻幽到达后禅院。只见后山在朗日映照下别有光彩，鸟儿们在期间自由自在地飞鸣欢唱；清清水潭空旷清澈，唯见天地和自己的身影在水中湛然空明。
所以他说“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魏耕原教授说他这是“从小处见出大景，从微处渗透心脾，至于听觉与视觉、物象与主观都溶化其中，所以兴象深微，处处超然。从入寺至此，可称得上神来、兴来、情来，古寺的一片清净，物物可见，处处可感。”
03
写空幽，孟浩然和王维都很拿手。孟浩然孤舟夜泊，却能以一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唱出永恒的孤独之美；王维独坐深林，在“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清寂之境中，做到物我两忘。
他们的此类诗作往往都是短小精悍的五绝，篇幅有限容量却巨大，将无穷的意蕴折叠于简朴的文字当中，从而达到“无言而有画意”的巧妙禅境。
常建却另辟蹊径，用五律完成这非同寻常的探幽之旅。
他笔下的文字就像是一帧又一帧空镜头，不动声色间就带着我们入境，而后共会旨趣。正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所说：“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
常建的这股”幽深“之趣，最被后世诗评家称道。
04
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首名篇《宿王昌龄隐居》。
《宿王昌龄隐居》
清溪深不测，隐处唯孤云。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茅亭宿花影，药院滋苔纹。
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
王昌龄这一生曾数度短暂隐居，青年时代的嵩山学道，而立之年的蓝田县苦读，以及辞去校书郎之后再度隐居备考。而常建在727年与王昌龄同科进士及第后，去向不明，只知道天宝年间曾经在江苏盱眙做过几年县尉，之后便辞官归隐于武昌樊山（即西山）。因而从诗歌尾句“余亦谢时去，西山鸾鹤群“来看，此诗大概率是写于辞官归隐之前。
诗歌起句便是一番清幽之貌，密林之间一道清溪深有莫测，视线的尽头唯见白云悠悠。抬头望，明月在枝头若隐若现，为君洒下一片清光。一架茅亭掩映在影影绰绰的花树之间，小院里遍植药草，长势茂密，落下苔痕斑斑。
与其说这是常建对王昌龄隐居地的记录和向往，倒不如说是他对未来隐居生活的憧憬和描摹。
善画葡萄的明代书画家周珽在《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对此诗的评价就很有意思：征君诗神气清朗，如此篇与《题破山寺》意趣俱到，可谓吃着丹头。地水火风皆可助我变化者，是天然学问人。
因为常建辞官隐居，所以周珽尊称他一声“征君”，并赞他是天然学问人。说白了就是说他写诗信手拈来却又意蕴无穷。老先生话语神神叨叨，却比“字字超凡”之类的评语精妙有趣得多。
05
无论是《题破山寺后禅院》还是《宿王昌龄隐居》，常建诗歌中的那股沉冥之气始终无法让人忽视。所以清代词人贺裳将他定位为“盛唐之音的别调”。他在《载酒园诗话》中就曾说：“吾读盛唐诸家，虽浅深浓淡，奇正疏密，各自不同，咸有昌明之象。独常盱眙如去大梁、吴蜀而入黔蜀，触目举足，皆危崖深菁，其间幽泉怪石，良非中洲所有，然亦阴森之气逼人“。
这一点也是常建有别于同时代诗人的最典型的风格，亦即诗评家们所谓的“野径”。丝毫不怀疑常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他的诗作中多有盛唐诗人们所不常见的幽怨和悲凉。
在《古意三首》中，他替二妃哀唱“远道隔江汉，孤舟无岁年”；牧马经过古道，但见古墓森森，不禁悲叹“富贵安可常，归来保贞素”；夜宿白湖寺，他见到的是“松阴澄初夜，曙色分远目”；唐人的赠别多半是意气飞扬的宽慰与祝福，到了常建这里，却是“海头近初月，碛里多愁阴”的哀伤。
同在盛唐，一贬再贬的王昌龄生命里始终“青山明月不曾空”；“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是李白式的清新阔朗；即便是沉郁顿挫的杜甫，也不乏“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般的明艳；就连温吞公子王维也曾唱出“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的豪壮大气。
他们都是盛世大唐的忠实信徒，用自己的热情和热血，一笔又一笔地为他们的时代涂抹上最亮丽的色彩，是天真而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唯有常建，在富贵盛世描摹出了别样的色调。它冷清、静幽而又深邃，既不夺目也不讨喜，像极了一个固执的现实主义者的冷酷手笔。
有人说现实主义者注定要走向虚无，理想主义者注定得接收痛苦。这句话放在盛唐的诗人们身上，倒是再妥帖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