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有太多的网红，他们犹如彗星一般，在网上红极一时，却又转瞬即逝。
但没多少人知道，作为二战犯罪国家的日本不承认罪行时，有一个人仅靠一己之力就扭转了局面。
她就是王选，一个伟大而又默默无闻的人，从外语老师到731受害者原告团团长。
她究竟做了什么？
为何有人认为王选能让日本沉没？
那么，她又对日本的认罪有什么贡献？
一切要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01
1995年，43岁的王选原本只是一个外语老师，而她在留学日本后回到了浙江工作，成为贸易公司的海外特派员，年薪达到50万，可谓生活事业双丰收。
直到她偶尔在新闻中看到了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
早年的王选，曾作为知识青年来到义乌的崇山村插队，再加上这里是她父亲的故乡，小时候王选经常听父亲讲崇山村发生的故事，因此对于这个小村子，她是很有感情的。
而在这个研讨会中，两个日本人报告了他们去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大流行的事情。
三名证人年事已高，因为当年的细菌战而留下了严重后遗症，连正常走路都办不到，在为这段历史感到悲痛的同时，王选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王选父亲的弟弟在13岁时被鼠疫夺去生命，每当父亲回忆起这件往事时，都会露出一种痛苦而恐惧的表情。
鼠疫的可怕、细菌战的可怕，在此时冲击着王选的心。
“我能为这些受害人做些什么？”
带着这个疑问，王选放弃了原本的美国留学计划，辞去了前途大好的高薪工作，走上了这条在大多数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路。
想要为受害人讨回公道，必须得调查取证，于是王选带着在研讨会中发言的那两位日本学者前往义乌崇山村，挨家挨户的询问那些当年受害村民的后人。
一开始只是崇山村，但很快王选意识到，一个村子的力量还不够，接着他们转向宁波继续调查，得知江西和湖南也遭受了细菌战危害，王选等人再次前往当地调查。
那可是上世纪90年代，想要调查一件事情，不像今天这么简单，更何况那段痛苦而屈辱的过去，也不是人人都会配合着进行回答。
02
将近四年的时间，王选都在坚持调查，在此期间，她也被大家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团长。
成为团长之后，王选相当于代表国家出战。
虽然并不是官方组织，自己身后也仅有180位受到细菌战危害的老人家，这些老人却让她更加坚定，自己在做一件漫长而正确的事情。
如果说过去的王选仅靠一腔热血进行调查，现在她身上则多了一种责任感。
数年如一日地坚持调查，随着证据越来越多，王选的愤怒到达极致，反而变得冷静起来。
那是1940年的夏天，一架日军飞机从义乌崇山村飞过，此后就不断有村民身上出现大面积的溃烂，这种现象就是鼠疫的症状。
在那个年代，为了避免鼠疫传播，人们只能把患病的人全部集中封锁起来，让他们自生自灭，哪怕生病的就是亲人，也不得不忍痛做出选择，一个小小的崇山村就有400多人死亡。
没过多久，侵华日军又假扮成防疫部队进入崇山村烧杀抢掠，强行带走一些村民进行活体试验，甚至将那些患鼠疫还没死去的村民抓进实验室，提取患者体内传染性更强的鼠疫细菌。
无论凶手再怎么狡辩，事情真相都无法改变。
2002年8月27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诉讼索赔案在日本东京进行一审判决，法院虽然承认了细菌战的发生，却驳回了道歉和赔偿的要求。
可承认事实就够了吗？
王选和团队都认为，这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取得道歉和赔偿，他们展开更深层次的调查。
这次的调查比之前顺利一些，因为2003年2月14日，王选成为“2002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更多人认识了这个替国出战的女子，懂得调查的重大意义，但事情进展依旧很慢。
03
从1940年到1949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导致浙江地区将近50万人受到细菌侵害，其中最少有6万人因此死亡。
这一切，过去没多少人知道，是因为义乌当地的方言和日语形成的鸿沟，没人能同时跟义乌当地人和日本人进行沟通。
过去没有，现在有了，王选正好精通日语和义乌方言，在这一刻，王选就是天选。
来到义乌，王选是调查员，前往日本，王选是首席律师，20多年的抗争，她投入了超过百万的家产，与日本打了41场国际官司，但日本政府依旧不赔偿不道歉。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选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
如果一件冤案有99%的可能无法讨回公道，难道就不该被受害者发声了吗？
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如果就连正义也有可能缺席，那么王选会将正义请到现场。
王选是孤独的，就连家人也无法完全理解她，但她不该孤独。
王选是无名的，做着伟大的事情，却没多少中国人知道她的付出。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曾这样评价她：“只要有两个王选，就能让日本沉没。”
在和平年代，她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7年，让日军恨之入骨，成为了日军最大的死敌。
现在的王选，依旧在为这起众所周知的国际犯罪案件奔走，我们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也许我们无法让日本道歉和认罪，但是最起码可以让更多人正视这段历史，也记住这个能让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这位当代的抗日巾帼英雄。
作者｜鱼籽酱·青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