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个不起眼的急救包突然被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桌上，毛主席望着急救包里面拿出来的急救药品突然大怒，并指着急救药一顿怒斥：“如此奸商，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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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之所以会这么生气，是因为几天前彭老总从朝鲜战场前线送回来了一批急救药品，周总理拿了其中一个急救包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室，打开急救包后，一个个严重变质的药品映入眼帘，里面的医用纱布甚至还在散发着霉味。
这种急救包是当时上海药商统一为志愿军定制的，原本是为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救命服务的，但毛主席打开后看到的却都是变质的药品，里面不仅有带菌的烂棉花，就连青霉素都是用自来水勾兑而成，见此情况，毛主席怎能忍住不动怒。
急救包内物品
而更让毛主席气愤的是，彭老总在寄回这批急救包的同时，还寄来了一叠伤亡报告，报告中显示，有两万余名志愿军战士因为这批变质的急救包伤口感染，很多战士因发炎、溃烂等情况久治不愈，最后壮烈牺牲。
面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当即发了一份电报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要求陈毅立即着手调查，务必将幕后奸商揪出来正法，而随着陈毅的调查越来越深入，一位名叫王康年的药行老板浮出了水面，陈毅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王康年的身份着实不简单。
王康年
1951年11月，由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了几场大战，消耗巨大，很多战士需要救治，前线急需医疗用品，所以后勤人员当即到上海各大药房采购药物，但当时正处战争年代，急救药品供不应求，再加上被限制进口，很多药房都没有志愿军所需要的药品，直到后勤人员进了“大康西药房”才终于找到了药品。
受伤的志愿军战士
“大康西药房”的老板正是王康年，听到志愿军急需急救药，而且需求量巨大，王康年当即表示自己可以联系到进口，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将药品送到朝鲜前线，这让后勤人员喜出望外，当即预定了几十万个急救包，并支付给王康年3亿元（旧币）订金。
王康年之所以会这么爽快的为志愿军寻找药品，其实并不是出于对志愿军战士的敬重，想要为祖国的战士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是因为这笔订单利润丰厚，王康年可以从中获取巨额收益，实际上当时王康年手上没有药品，但他还是答应了志愿军后勤人员，准备“空手套白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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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当到了约定的时间，志愿军后勤人员即将过来取药时，王康年仍没有凑齐药品，只能以货源紧张为由先发了一部分废旧医疗器械和辅助药物，剩下的急救包全部拖到了3个月后，但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王康年送到前线的药品也只有预定的一半。
这时候店员开始着急了，不断地提醒王康年志愿军在前线直面枪林弹雨保家卫国，作为同胞不能光拿钱不给药，要抓紧时间把药送到朝鲜前线去。
然而，王康年这个民族败类听后却一脸无所谓的说：“朝鲜路程遥远，没关系，这事我拿得稳的。”
大康西药房
后来王康年确实想办法了，也确实把药如数送到了朝鲜前线，但这些药都是假药，为了凑齐药品，王康年放弃了和专业药企订货，转而自行配置，他一边四处以低价收购临期或过期药品，一边回收废旧纱布和棉布，在未经任何消毒措施的情况下，塞进了“急救包”中，就这样东拼西凑将志愿军预定的几十万个急救包送到了朝鲜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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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是因为这些严重变质的药品，导致大批受伤的志愿军伤口感染、恶化，久治不愈后壮烈牺牲，面对这些倒在自己同胞手里的志愿军战士，彭老总心痛不已，忍无可忍的彭老总最终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毛主席。
那么，王康年不过是一个卖药的商人，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敢卖假药卖给志愿军呢？陈毅经过一番详细调查后才发现，王康年的身份并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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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王康年出生于浙江杭州，自幼家境殷实，所以长大后王康年在家人的介绍之下顺利进入了上海大亚电台当报告员，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但好在是铁饭碗，王康年如果能老老实实的做下去，生活也能吃喝不愁。
在上海大亚电台工作的那段时间，王康年每天都要向观众播报一些商品行情或金融讯息，在耳濡目染之下，王康年逐渐发现了很多致富的“捷径”，他也做起了美梦，梦想着有朝一日一夜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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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康年就辞去了电台的工作，在岳父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叫“大康行”的杂货店，靠着倒卖“雪花膏”和“万金油”赚了一点小钱，但这远远满足不了王康年的胃口，王康年是有一定的经商头脑的，当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康年又迅速将主营项目改为“西药进口”，其店铺也改名为“大康西药房”。
战争年代，药品本就是抢手的东西，所以王康年靠着卖药赚到了不少利润，但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王康年面临的难题也越来越多，其中最让王康年头疼的便是进货渠道和资金，当时因为被限制进口，王康年没有稳定的进货渠道，其手上也没有充足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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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康年不想就这么放弃这么大一块“肥肉”，为了挤进去分一杯羹，王康年对前来买药的客人许诺自己有药，但因为货源紧张，需要先交定金等上几日，在收到对方的货款后，他便开始四处搜罗药品。
只不过这样的方法刚开始还有点效果，但久而久之，周围的人都知道了“大康西药房”根本没有药，王康年也因此臭名远播，因为找不到药，王康年还经常明目张胆的赖账，期间王康年还多次被告上了法庭。
当时王康年的名声臭到什么地步呢？就连《解放日报》都在报纸上提醒百姓避开“大康西药房”，因为这家药店没有药，也没有资本，在重重危机下，“大康西药房”最终宣布资金亏空，破产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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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王康年很幸运，破产没多久，上海就解放了，陈毅接管上海后，对上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并鼓励各行各业一起努力恢复上海的经济，在此期间，政府还给了很多企业无条件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倒闭的“大康西药房”有了翻身的机会，在政府的担保下，王康年又重新开了药店，为了让各行各业快速复苏，政府给予了很多支持，王康年也从政府手里接到了不少医疗订单，短短几年的时间，“大康西药房”就从负债变为盈利百亿元（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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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时，为了不打扰上海市民，战士们席地而睡
然而，此时的王康年不仅没有对政府感恩戴德，反而还想着各种投机取巧的办法降低成本，以增加自己的利润，“大康西药房”的仓库中堆积了很多临期或过期的药品、假药，以及大量劣质医疗器械。
后来胆子越来越大的王康年又盯上了志愿军的急救包，在收到志愿军后勤人员的购药款后，王康年不仅没有按约定的采购单配药，反而将各种堆积的废旧医疗器械和辅助药物送到了朝鲜前线，自来水勾兑的青霉素、发霉变质的医用纱布等卖不出去的药品都交给了志愿军战士，数万志愿军战士就这样被他坑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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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31日，陈毅在调查取证后，坐实了王康年的恶劣罪行，次年2月28日，经上海人民法院判决，王康年这个国家败类终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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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处理完王康年，这件事并没有结束，王康年之所以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做这种危害国民的事情，显然不是他个人的能力，其背后的“保护伞”也需严查，因此在抓捕王康年之后，陈毅又马不停蹄的开始沿着王康年这条线继续追查。
经过盘查后，陈毅发现，与王康年有关系的政府官员非常多，当时为了行事方便，王康年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公关部门，其主要任务就是给客户送礼，陪他们吃喝玩乐，所谓“吃人嘴短”，通过这种方式，王康年拿下了很多政府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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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康年的暗箱操作之下，苏北卫生局、南京卫生部都曾深受其害，苏北卫生局从王康年处购买的显微镜，比市场价高出了数百万元（旧币），南京卫生部从王康年处购买的止血钳都是廉价的次等品，这些内幕当时采购人员都是知晓的，但碍于拿了王康年的东西，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王康年被抓后，工作人员从其家中发现了其“公关”政府工作人员的消费记录，其中仅1951年，王康年就在客户身上花了1.9亿元（旧币），遭到王康年“公关”的机关单位人员人数达85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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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当时除了王康年以外，还有很多奸商榨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和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在给志愿军战士做牛肉罐头时，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黄牛肉，甚至还用臭牛肉以次充好。
这些原本可以救命的牛肉罐头被吃了之后，很多志愿军战士出现了中毒、患病的迹象，后来志愿军没有食物，只能在冰天雪地中忍饥挨饿，实在饿极了，就挖积雪解渴，吃点冻土豆果腹。
同样的还有济南盛昌蛋厂经理奸商刘云生、厂长奸商安景远，在给志愿军做蛋粉时，把7600多斤变坏了的臭蛋掺进去，在遭到店员的阻止后，两人还没有丝毫愧疚感的说：“你们不要管，由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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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利欲熏心的奸商不仅坑害了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还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人终究都被正法，那些毫无爱国之心、毫无民族荣誉感，为一己之私、唯利是图、疯狂敛财、毁我长城的奸商资本家，最终也将遭到人民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