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晚，在拉法口岸，埃及士兵和以军发生枪战。一名埃及安全人员死亡，这预示着加沙地带这个火药桶正在引爆。
埃及是文明古国，也是以色列之外唯一和加沙接壤的国家。今年，埃及经济崩溃，创造了货币一夜暴跌40%的记录。雪上加霜的是，随着以色列入侵加沙地带，大量的穆斯林难民涌向埃及边境，让这个国家苦不堪言，
然而在半个世纪前，埃及也曾雄心勃勃的谋求民族复兴，并强悍一时。
1973年，在一代强人萨达特的领导下，埃及对以色列发起第四次中东战争，摧毁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
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也是埃及最接近伊斯兰世界领导者的光辉时刻，整个中东唯埃及马首是瞻，萨达特隐然有盟主之姿。
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让人大跌眼镜，随着战况不利，萨达特开始同以色列议和，并积极靠拢英美。1977年，他在耶路撒冷发表著名演讲：“战争与伤痛成为过去。”
萨达特因此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英美主流世界饱受赞誉的“现代萨拉丁”。然而，埃及在中东众叛亲离，他自己也惨遭刺杀，横死街头。
当埃及和以色列再次擦枪走火之时，我们有必要回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为了重现其中的 精彩、曲折与血腥，左页老师重磅推出1.7万字硬核长文，以 萨达特的传奇一生为线索，掀开中东世界与以色列、西方世界的历史纠葛，揭开背后的权力与利益线索，以及一个文明古国在谋求复兴的道路上，各种启示、陷阱和血的教训。
关于埃及建国史 ，左页老师此前已写过一篇长文，可作为本文前传，点击蓝字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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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断阅兵场
1981年10月6日，埃及开罗胜利广场，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一众国家政要，聚集主席台，兴致勃勃观看中东战争胜利纪念日阅兵仪式。
仪式末尾，6架法式幻影战机拖着彩色烟雾轰鸣而过，引起人群一片惊呼，昂着头仰望天空的萨达特，满眼骄傲和荣光，仿佛国家的前途也如那战机气势如虹。
就在这时，队伍最后的一辆炮兵牵引车突然停了下来，4名身着军装的士兵，手持冲锋枪，跳下车，迅速奔向主席台。
萨达特还以为他们过来致敬，起身迎接，不料其中一名士兵突然向观礼台抛出三枚手雷，与此同时，其他三名同伙也疯狂地开枪扫射，人群纷纷卧倒，主席台一片狼藉。
包括萨达特、武装参谋长在内，一共13人死亡，我国受邀观礼的雷达专家张宝玉，也在这次事件中不幸遇难。
10月10日，萨达特的尸体，被安葬在埃及无名烈士墓旁，包括美国政客、以色列总理贝京等80多名各国要员，出席了葬礼。
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出席。更为过分的，是黎巴嫩、利比亚等国，不少人奔向街道大肆庆祝、欢呼，大喊萨达特为背叛者、罪有应得。
萨达特·班纳
第一次见到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萨达特就被深深地迷倒了。
那是1940年，伊斯兰教先知诞辰日，班纳走进萨达特担任军官的军营，向他的士兵发表了一小段精彩纷呈的演讲。
没多久，萨达特前往班纳办公室拜访，发现来这的所有人，都把班纳当神一样崇拜。有些狂热的崇拜者，甚至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亲吻着大地。
这可把农村娃萨达特吓得不轻。
1918年，萨达特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米努夫省，一个“夕阳下家家户户炊烟缕缕”的乡村。他在村里私塾认字读书，从小背古兰经，听着抗击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英雄的故事长大。
他父亲，陆军医院医务科的书写员，地位不高。 1925年，萨达特一家，搬至开罗定居。他回忆，高中毕业要拍毕业照，他想买一套新衣服，可他父亲却尴尬地说：“你宽限我一两天可以吗？”
萨达特跟埃及的“建国之父”纳赛尔同岁，家世也差不多，同一年即1936，考进开罗皇家军事学院，并做了同班同学。
但两人个性不同，交流也不多。纳赛尔，高中时就跑街上承受枪林弹雨了。而萨达特，喜欢阅读、抽烟斗，崇拜“非暴力合作”的甘地。
甘地1932年取道埃及去英国，据说小萨跑去追星，学甘地穿衣服，将上衣脱下，将下半截身子用一块布遮上，还爬至屋顶学静坐，他爹骂他神经病。
1939年，颇有中二文艺青年气质的萨达特，发起“自由军官”组织，纳赛尔为“联合创始人”，但其实是给他打下手。
当时正值二战初期，英国的北非和阿拉伯防线，被希特勒迅速突破，处于下风。他错判形势，以为大英要完，就想着成立一个组织，跟纳粹合作，推翻英国殖民政府。
现在回想起来，1940年，萨达特和班纳第一次相见，很难说是偶然的。
因为，他们不仅有共同的反殖民志向，关键，也都选择与纳粹合作。而早在1930年代，穆兄会就已经从纳粹驻埃及间谍手里接受资金支持了。
穆兄会的创始人班纳，1906年出生于埃及开罗西北部一个小镇，比萨达特大一轮，从小就是虔诚的逊尼派苏菲主义信徒，1923年接受高等教育，系统学习和研究了苏菲派学理，1927年毕业后，在伊斯梅利亚当小学老师，仅做了一年，就不想干了。
原因无它，只因为他对当时“堕落的”埃及很不满，想用纯正的伊斯兰教义、教法改造埃及。就这样，1928年，他联合苏伊士运河公司6名穆斯林职员，成立了穆兄会。
隔年，美国爆发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波及农工业与英国深度捆绑的埃及，底层佃农和工人暗无天日，占人口比重82%无土地的佃农收入，一夜间跌回1920年前的水平，至1933年，更跌回一战前水平。
班纳冠以慈善之名，为底层穷人提供互助平台，甚至帮助地方发展工业，以替代部分政府功能，穆兄会得以迅速扩张。
1933年，穆兄会迁移至开罗，班纳自任第一届“总训导”。至1930年末，它开始显露出激进的一面，简单来说，不惜使用暴力，也要将伊斯兰教义贯彻到所有世俗生活。
穆兄会的组织结构是科层化的，最高领导者叫“总训导”，最基层组织叫“家”，10人一组，极为保密，入会，要经历少则几月多则数年的考察和思想改造。
1942年，萨达特与两名德国间谍合作，预协助隆美尔入侵埃及，推翻英殖民政权，可两名德国间谍过家家似的，一边从事地下工作，一边跑去开罗夜总会寻欢作乐，结果被一名舞女告发，他们发电报跟隆美尔联系时，被破门而入的英国大兵抓了个正着。
萨达特，坐牢两年多，期间装病，越狱逃了出来。他没有屈服，继续与同伴搞暗杀，期间杀了几个殖民者及其走狗，结果是，1946年，他又被抓进英国人的大牢。
坐牢期间，穆兄会联系到萨达特哥哥，每个月拨给他们家十镑钱，以代他养家。这让小萨感激涕零，多年不忘这份恩情。
相较而言，他的“自由军官”兄弟团，就差点意思了，只在他第一次坐牢期间提供过援助，第二次就完全中断了，这让小萨很寒心，回忆录上写：真主宽恕他们。
更倒霉的，是他坐完牢出来，“自由军官”组织已经“易主”，给他打下手的纳赛尔，反客为主，当了老大。而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跟纳粹那档子事成了笑柄，致使他进一步沦为圈子里的边缘人物。这点，他多多少少是有些不甘和失落的。
夺权
1954年，亚历山大大规模集会，木匠拉迪夫，在几尺开外，向纳赛尔连开6枪。枪声乍起，人群恐慌四散。
可神奇的是，纳赛尔居然一枪未中，并无畏无惧地重新站上讲台，尖声喊道：“请记住，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革命仍将继续。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纳赛尔。”
不出意外，这一嗓子喊下去，老纳封神了。
随着调查深入，幕后黑手确定为穆兄会。而继续深入调查，代理总统纳吉布，居然参与了谋杀，接着，他就被软禁于开罗郊区别墅，自此消失于埃及政治舞台——直到18年后的1972年，被萨达特解禁。
没人知道，拉迪夫枪法为什么那么差？总之结果就是，埃及迎来近代史上最强悍的统治者——纳赛尔，而穆兄会则被宣布为非法恐怖组织，近18000名成员遭逮捕，1965年，再遭清洗，数千人被捕，判死刑的，被绞死的，难以计数，其中包括新上任的“总训导”库特卜。
——注意，此时的穆兄会，已经不是班纳当家，因为1948年，他就被英国殖民傀儡政府的秘密警察杀害了。
直至纳赛尔1970年去世，穆兄会只能从事地下活动。这期间，萨达特也爱莫能助。他被委任为审判长，参与了对库特卜的审判。
直到纳赛尔去世后，他才敢为穆兄会叫屈，亲口承认：“当年审判库特卜，完全是瞎定罪，使用了拷打、侮辱和侵犯人格等暴力手段。”
从这事也能看出，他对纳赛尔虽然表面应承，但内心深处是不服的。所以1970年纳赛尔去世，轮到他掌权后，他憋着的一口气终于忍到头，立马实施了“去纳赛尔化”的骚操作。
当然，因为纳赛尔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所以他也不敢太猛太明显。
话说纳赛尔去世时，埃及人悲痛万分，路上行人欲断魂。但是，埃及人并没有伤心太久，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位“建国之父”的治国能力属实堪忧：
他模仿苏联，实施计划经济，把埃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再回顾他当政时的战争，居然一场没赢过，还丢了西奈半岛。而他指控纳吉布参与谋杀他一事，更是反映了他善于权谋的本性。就连他提前收回苏伊士运河，也有人说，他是用埃及人的血，将自己打造成民族英雄罢了，因为英国租期本就快到了，本无需用武力。当然最令人诟病的是他的“泛阿拉伯主义”，不啻于让埃及打肿脸充胖子。
总之纳赛尔去世后，埃及人虽哭得很惨，但也深埋着诸多的不满。萨达特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民间情绪，只是一直隐忍，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
时机，就出现在1970年。这年，纳赛尔尸骨未寒，一股以“纳赛尔主义”自居的政治势力，公然跳出来，与萨达特争夺总统之位。这股势力，以社盟主席萨布里为首，所以也叫萨布里集团。
当时萨达特是埃及开国领袖中资格最老的，也是唯一硕果仅存的“自由军官”。过去很多年，他被人嘲笑为“纳赛尔的卷毛狗”，但这么多年过去，其他“自由军官”创始成员均已凋零，所以轮也该轮到他了。因此，当有人跳出来争权，他非常愤怒，决定斗争到底。
他的斗争手段非常高明，不直面硬刚，而是“打着纳赛尔旗帜反纳赛尔”。
他首先承认纳赛尔至高无上的地位，发誓说一定继续走他的道路，但实际干的事，却处处反着来。他也不亲自反纳赛尔，而是将他的“敌人”释放出来，代自己反纳赛尔。
他先取消了对私人财产的监管。此举，解放出大量富裕资产阶层、大地主。这些人对纳赛尔“国有化”他们的财富，积攒了一肚子苦水，所以很快成了最积极的“反纳赛尔分子”。 接着，他又以特赦的方式，将被一直压制的穆兄会释放了出来。有了穆兄会和富裕阶层襄助，萨达特不再势单力孤，而一直压抑着的反纳赛尔情绪，也很快挑至明面。
1971年4月，萨达特耍了一招“诱敌深入”。
这天，他郑重其事地跑去见苏联大使，向对方透露，准备把萨布里集团清除出政治队伍。苏联大使闻言，大吃一惊。原来，萨布里集团，跟苏联关系很亲密。所以萨达特说，他这次提前打招呼，是为了给苏联老大哥打预防针，他这么做，并不意味着改变与苏联的传统友谊。
果不其然，鱼儿上钩了。苏联很快就把这一凶险的情报，透露给了萨布里集团。萨布里吓得花容失色，终于按耐不住，决定先发制人，冒险实施了刺杀计划。而萨达特早有准备，正待鱼儿上钩，所以一一识破，并于1971年底，将一众政敌全部抓获，判了死刑。
到这一步，萨达特再无对手，一个新的权力帝国诞生了。
军火商
1954年，年仅25岁的艾尔·法耶德，娶萨米拉·卡舒吉为妻，1955年生下多迪·法耶德，即戴安娜的生前男友。仅两年后，这段婚姻就告吹了，原因不详。提离婚的是女方，法耶德一度气得控诉萨米拉出轨。
萨米拉出生于1935年，文艺女青年一枚，办杂志、写小说，放荡不羁爱自由，一辈子有过三段婚姻。这对当时一般的中东女孩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她确实也不是一般人。
萨米拉的父亲，穆罕默德·卡舒吉，祖籍土耳其，移居阿拉伯麦加后，开了家私人诊所，机缘巧合，成了沙特开国君主伊本·沙特的私人医生。
二战结束后，为给孩子寻摸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致力于鸡娃的卡舒吉，将妻子和六个孩子，打包送去了埃及亚历山大。
这六个孩子，就包括萨米拉，以及长子阿德南·卡舒吉——后来成了世界首富，次子艾哈迈德·卡舒吉——此君生了个儿子，贾迈勒·卡舒吉，2018年遭沙特王室诛杀、尸解，轰动全球。
为什么卡舒吉会把孩子们送去埃及亚历山大呢？这就要说到当地一所名校，亚历山大维多利亚学院。
这所学校非常特别，1902年，由驻守埃及的英国人创办，原名就叫“英国学校”，目的是为阿拉伯贵族、精英提供高级的英式教育。
当时英国人作为殖民者，被一般百姓所憎恨，但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却被精英所向往。许多精英甚至不远千里，送子女去欧洲留学，所以英国人就想着，不如干脆在当地建一座英语学校。
学校甫一成立，便大受欢迎，招生人数，三年涨了三倍，以至于不得不在建校第二年就扩建校舍。埃及以及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王公贵族、商业巨贾，纷纷把子弟送来这里。
比如，约旦王子侯赛因·伊本·塔拉勒，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的女儿法丝亚（曾嫁给伊朗末代皇帝巴列维），保加利亚末代国王西米恩二世，以及伦敦金融城王子吉尔伯特·德·波顿等。
久而久之，这所学校实际成了一所衔接东西方贵族圈的联谊俱乐部。
正是这一机缘，萨米拉被父亲送至亚历山大，然后就给了艾尔·法耶德勾搭他的机会——具体怎么勾上的，已无从可考了。
当时卡舒吉家族，只是沾了沙特王室的光而已，财富并不会太多。真正让家族财富飞上世界富豪榜的，是萨米拉的哥哥，同在亚历山大维多利亚学院求学的阿德南。
阿德南，身材矮胖敦实，一脸姨母笑，早在1970年代，就已坐拥40亿美元财富，名副其实的世界首富。他以极度的奢侈和慷慨著称，人称“中东盖茨比”，上过《时代》周刊封面。
据说他每天花费大约30万美元。其名下产业，多到难以计数，涉及酒店、购物中心、银行、炼油厂、计算机制造工厂、金矿、建筑和球队……拥有的房产遍布全球，开罗、日内瓦、纽约……还有多架私人喷气式飞机、直升机，以及数艘超豪华游艇……
其名下最著名的游艇，当属以他女儿名字命名的纳比拉（Nabila），总造价约8000万美元，电影院、游泳池和纯金水槽浴室，乃至医院，一应俱全，曾被用于“007系列”电影拍摄。
阿德南将纳比拉卖给了文莱苏丹，文莱苏丹又卖给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再转手给约旦第三代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阿德南在亚历山大维多利亚学院的同班同学。
有个小插曲，特朗普接手时，阿德南要求他改下游艇名字，并承诺如果愿意改名，立马给100万美元。一向善于“交易艺术”的特朗普，当然一百万个愿意。得了便宜后，他卖乖地说道：“这大兄弟是伟大的经纪人，也是个糟糕的商人。”
那么，阿德南到底是怎么赚这么多钱的呢？这一切，其实都得感谢他爹当年的鸡娃。因为，正是在亚历山大维多利亚学院，让他结识了日后主政中东各国的几乎所有王公贵族， 加上1960年代后石油美元、中东战争的化学作用，便促成他在西方和中东国家之间牵线搭桥，做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军火商。
1970-1975年，光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支付给他高达1.06亿美元的佣金。他抽成的比例，从2.5%到15%不等。洛克希德·马丁的负责人说他“一个人就是一个营销部门”。而阿德南却说：“赚钱，就是把人聚一块。”
西方公司或政客，与中东各国的任何交易，比如石油、基础设施，他都能负责牵线搭桥，并从中赚取丰厚报酬。尤其每次战争来临，他能赚更多，而中东又恰好是世界火药桶。
具体到埃及，像阿德南这类东西方之间的掮客、军火商，也有不少。比如，他的妹夫，艾尔·法耶德。艾尔·法耶德早年在英国伪装出身，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他跟大舅哥所做的生意极其相似，许多事，说实话也见不得光。
他曾引荐过英国建筑公司，去开发沙特的迪拜港、迪拜贸易中心，然后又在西方和海湾产油国之间牵针引线，并承包了其中的石油运输业务。另外，他也是文莱苏丹的“座上宾”，即那位纳比拉游艇的最早买主。
纳赛尔当政时代，实施“国有化”、私有财产监管制度，包括艾尔·法耶德在内的掮客、军火商遭重创，无法在埃及国内招摇，所以大多去了国外避难、享受。
萨达特当政后，这些人又被利用，重新召唤回埃及，继续吸食着“黑血”。在萨达特政府的“滋养”下，就连素以清明廉洁著称的纳赛尔家族，后来也出了一位吃“黑血”的掮客、军火商，他的女婿，英俊的阿什拉夫·马尔万。
赎罪日之战
夺权后，摆在萨达特眼前最为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收回西奈半岛了。
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损失非常惨重，空军团灭，陆军80%折损，丢失了6.1万平方公里的西奈半岛，以军打到了苏伊士运河东岸，导致运河瘫痪多年，也正是这场战争，让埃及“建国之父”纳赛尔，一蹶不振，郁郁而终。
但是，1970年代的埃及，所面临的局面，更为凶险和复杂，想要收回失地，谈何容易？
1972年5月，尼克松访华三个月后，转头就去了红色苏联，翻开了资社接触的历史一页。这次访问，美苏之间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中一条，涉关中东事务，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冻结现状。具体到西奈半岛，就是著名的“不战不和”，即在以色列占据西奈半岛情况下，美苏却联合声明，反对任何一方发动大规模战争。
当时埃及国内和阿拉伯世界的主流舆论，是催促埃及政府，立即跟以色列决一死战。
可萨达特比谁都明白，多年战争，埃及早已国库空虚，根本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何况现在还有了美苏达成“冻结现状”的协议，真打起来，毫无胜算。
但是，完全不打、光靠嘴巴和谈，当然也不行。很简单，没有胜仗的和谈，都是白扯。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这是萨达特面临的极限难题。我们今天回头看当年那段历史，依然会感慨，这位“自由军官”老炮，不愧为一代枭雄。
一方面，萨达特先顶着“懦夫、胆小鬼”的骂名，麻醉美国、以色列。
1970年纳赛尔葬礼，他第一次跟来访的美国特使理查森说：我们将不遗余力推动和平。1971年初，他又向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放话：准备承认以色列，和平共处。一直到1973年初，他还跟基辛格忽悠，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西奈半岛问题。
这导致以色列严重低估了埃及的战争意志。1973年3月，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自鸣得意地声称：“我们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战争打响前夕，以色列高层开会研究埃及到底有无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结论是，“可能性极低”。
说到这儿，有必要插播一条插曲。
话说1969年，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突然来了一个20来岁的埃及小伙，这人面色慌张、鬼鬼祟祟，自称是纳赛尔的女婿马尔万，并表示，希望能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效力。
以色列这边，当然将信将疑，当时纳赛尔还未过世，哪有女婿谋害老丈人的？可马尔万说，他也不是要出卖祖国，只是希望埃以和平，不要再打下去。
他还说，就因为他这一主张，一直被老丈人纳赛尔鄙视。据说有一次，埃及高层与欧洲各国要人的饭局，他公开表达希望和谈，纳赛尔饭桌上假意表扬女婿大度，可一回去就痛骂他：“你这个蠢货，真让我丢脸。”
以色列情报部门，当然不会轻易相信马尔万，所以私下里仔细考察了他数年，了解到的基本信息是：马尔万，1944年出生于埃及富裕家庭，大学时遇见纳赛尔女儿穆娜，于1966年成为身价不菲的“驸马爷”。大学毕业后，他就职于埃及外交部，掌握丰厚的人脉和关键情报。
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有意利用马尔万的丰厚人脉，给了他情报部长、阿拉伯军工企业公司董事长和安全部队司令三个头衔。而他却悄悄做起了掮客和军火生意，因此也不缺钱，拥有数亿美元身价。
以色列一直不敢启用他，期间数年时间里，马尔万主动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宝贵而真实的情报。1973年10月，马尔万又向以色列透露了一个重大的军事情报：埃及即将进攻西奈半岛。
时任以色列国防军情报负责人艾利·兹伊拉少将，率先得到这一绝密情报。但大概是萨达特太能忽悠了，面对如此重大的情报，包括这位少将在内的一众以色列高层，由于麻痹大意和傲慢，却选择了完全无视。
话说萨达特一边麻痹和忽悠美国、以色列，另一边，则想尽招数刺激苏联提供更多先进武器。
从萨达特个人情感好恶来说，他从没真正诚服过苏联。 但他深知，如果要跟以色列开战，只能从苏联得到武器，因此战争爆发前夕，他一直忍受着苏联指手画脚的嘴脸，同时极力压制埃及内部的反苏情绪，避免公开闹翻。
但我们前面也说了，1972年前后，苏联与美国企图冻结中东现状，搁置双方争议，自然不希望埃及挑事。所以萨达特来要武器，苏联总是敷衍了事，有几次甚至推脱说：太忙，给忘了。萨达特当然知道苏联的心思，但只能隐忍，同时预备了更猛的“药”刺激苏联。
1972年7月8日，也就是尼克松访问苏联两个月后，萨达特突然召见苏联大使，表示既然苏联不肯卖武器，那干脆就把专家撤走，将苏埃关系降格为“一般正常国家关系”。苏联大使，虎躯一震，预感多年经营的苏埃乃至苏阿关系，极可能瞬间付诸东流。
萨达特是玩国际关系的高手，大棒甩过去后，没等苏联做出实质性反应，这年12月，他又主动给了一块胡萝卜，通知苏联说，他准备将向苏联地中海舰队提供海上便利的协定再延长五年。
这一刚一柔，一哭一笑，谁能受得了？果然，1973年2月底，苏埃终于签订了新的武器购买协定，而且是两国建交以来最大的一份。尽管履约过程中，苏联扭扭捏捏，只交付了1/3，但已足够向以色列发动一次大规模战争。
东风已备，时不我待。1973年10月6日，萨达特打响了反攻以色列的第一枪，即第四次中东战争。
这天，是犹太教赎罪日，以色列人过节休假禁食。下午1时许，埃及先派出8架战机，在多架涂满近似以空军图案的幻影战机掩护下，低空高速，飞至以军西奈半岛电子情报站上空，并顺利投下一枚重达2吨的AS-5号导弹，以空军的“战略之眼”就此瘫痪、失明。
与此同时，埃及240架战机，从30个机场同时进攻，最终摧毁了以军西奈半岛90%以上军事设施，陆军2000多门大炮持续喷发，赤色的烈焰、震天的炮声，4000多名埃及陆军乘坐皮划艇，喊着雄壮的口号，成功突破以军苏伊运河东岸精心建立的长170公里、高10米的巴列夫防线。
与此同时，叙利亚数百架飞机，也勇敢加入战斗，迅速抵临以军阵地，一通狂轰乱炸。6个小时后，浮桥组装完毕，8万埃军，已经抵达运河东岸，深入西奈半岛三四公里，坦克也陆续过河。
以军布防于西奈半岛的3个装甲旅、1个步兵旅被全歼，300辆坦克被击毁，另有难以计数的战机折损于万里晴空。
这就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开场，也是阿拉伯与以色列爆发大规模战争以来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一举彻底击碎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尽管战争打到10月中旬后，由于阿拉伯战友一如既往的青铜，加上美国紧急驰援，战局逆转。但在10月23日停战之前，埃空军始终保持强悍的战斗力，打出了“1:2.1”的战损率，以空军一直未能达到“夺取开罗制空权”的战略目标。战火停息之际，以色列精气神被完全打垮。对萨达特而言，其战略目的已然达成。
以色列遭重创后，中东局势为之一变，阿拉伯这边欢欣鼓舞。以色列这边就不好过了，总参谋长、总司令均因为重大军事失误被撤职，军情部负责人艾利·兹伊拉，惨遭调查、停职。
我们前面说过，纳赛尔女婿马尔万，战前已经向他透露过相关情报，所以此人遭调查，一点也不冤。不过1993年，这哥们出了一本书，叫《虚拟与现实：赎罪日战争，失败与教训》，为自己辩护，不点名地揭秘说：
他当时确实接到了马尔万的情报，但他提供的埃军闪击西奈半岛的时间，比真实的埃军攻击时间，整整晚了4个小时。所以他有理由怀疑，马尔万极有可能是双面间谍，故意提供了假情报。
当然，真相是否真如此，只有天知地知他知。不过艾利·兹伊拉这股怨气，并没有终结，后来意外酿造出一起尴尬的诉讼，也把已经定居伦敦的马尔万，送上了黄泉路。
凯旋与背叛
1977年11月9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四年后，萨达特突然宣布：“为了寻求和平，我准确到以色列议会去。”
这决定刚一公布，阿拉伯国家便炸了锅，纷纷表示强烈反对。埃及国内多数民众一开始都不相信，说总统可能一时嘴瓢，总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以色列高层也不相信，警告说，“别中了这家伙的诡计，他只是想掩盖迫在眉睫的进攻”。
但仅仅10天后，萨达特就踏上了耶路撒冷的土地，迎接他的是一众以色列高官，其中一名是前总理拉宾，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直到亲眼看见萨达特走下飞机，他还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埃及难道不是我们的敌人？”
话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国内，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萨达特确立了可堪比当年纳赛尔一般的威望和号召力。沙特国王对埃及人说：“过去我们抬不起头，现在是你们让我们有了尊严。”就连一贯刻薄的基辛格也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是一个二流国家打响的一场一流战争。”
按过去纳赛尔的轨迹，有了巨大的声望，应该重新领导一众阿拉伯兄弟国家，继续武装进攻，直到把以色列彻底击垮。但萨达特并未按常规套路走，而是主张和平谈判。换句话说，战争是他打的，和平却也是他想要的。
这不仅令一众阿拉伯兄弟国家迷惑，更让埃及国内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难以接受，因为赶走以色列人，就是他们数十年来的夙愿，而和平谈判不仅是软弱的表现，更在外交层面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性。
所以萨达特这一抉择，让他从万人敬仰的英雄，瞬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叛徒。
叙利亚，宣布将萨达特抵达以色列的日子设为“全国哀悼日”，并联合一众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成立“拒绝阵线”，宣布冻结同埃及的外交和政治关系。
一贯支持萨达特的穆兄会，感觉到了深深的背刺。苏联也到处挑拨说，萨达特正出卖阿拉伯人。
但萨达特之所以堪称“政治强人”，就在于，他拥有远见和谋略，更有超越流俗的见识和胆魄。当然还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早就将个人荣辱乃至生死置之度外。
他对埃及面临的国际处境非常清醒，光有口号和情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第一，解决中东问题、收回西奈半岛的希望，在美国，不在苏联，所以离苏亲美，是大势所趋，而鉴于以色列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和谈就是唯一途径。
苏联习惯把埃及当小弟看，这已经让萨达特很不舒服。他在回忆录中记载：“苏联大使俨然以当年英国占领埃及时的高级专员自居！”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苏联体制相对美国体制，早就已被证明不行了，能让埃及走向繁荣的，只有欧美。
苏美之间实力之悬殊，单从武器质量就能看出来，萨达特对此尤为痛恨，他曾多次抱怨苏联提供的武器，让埃及至少“落后以色列20年之多”。
第二，经过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落了下风，所以埃及谈判有了筹码。
另外也是从这场战争开始，一众阿拉伯石油国，证明了石油也可以化作武器。战争前后，他们集体将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至11.65美元，每月减少5%的产量，并对美国和一众小弟实施石油禁运。
基辛格抱怨说：“仅仅48小时内，美、加、西欧和日本的石油年支出就增加了400亿美元，收支平衡、经济发展、就业、物价乃至社会团结，均遭惨重打击。”
第三，对以色列而言，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与其搞好关系，也是在一众阿拉伯国家包围的环境里安宁生存下去所必需的。
战争初期的惨败，激起了以色列内部巨大的恐惧。当时以色列国内流行一首歌曲，其中有句歌词唱道：“这是最后一次战争，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战争损耗极大，以色列每小时的战争费用就超过1000万美元，所以仅打了7天，国库即告空虚。战争最初几天，1/4的以色列劳动力都上了战场，大米价格上涨了50%。持续打下去，没有出路，也打不起。
一系列因缘际会，1978年9月17日，踌躇满志的萨达特、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卡特，终于在美国白宫签署了《戴维营协议》。历史上第一次，阿拉伯人以和平方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
但主要是收回了埃及的西奈半岛，至于加沙、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虽然有涉及，但留了尾巴，不够彻底，而叙利亚戈兰高地，就更被忽略了。
这是该协议留下的最大问题，这也就难怪一众阿拉伯国家会感觉到背叛了。此时的萨达特，等于将一众阿拉伯国家辛苦打下来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成果，完全据为己有。
协议签订后，萨达特自美国返回开罗，受到上百万民众凯旋式欢迎，议会也以绝对多数投票赞成了该协议。当然，历史会证明，这都是表象，萨达特不自知的，是他的前方，死神正一步步逼近。
离苏亲美
“非常愚蠢地搬用了苏联模式，让埃及一贫如洗。”
萨达特掌权后，逐渐不加掩饰地反对纳赛尔的亲苏政策。
第四次中东战争，萨达特为了拿到苏联的武器援助，赔了不少笑脸。可当战争一打完，小甜甜就立马变了牛夫人。
进入和谈期间，萨达特极力地避免苏联掺和进来。出钱又出力的苏联高层，气得直跳脚，抓住埃及外交部长，愤怒地质问：“埃、苏是否依然是朋友？”
埃苏正式翻脸，始于1976年。萨达特借口苏联不愿意向埃及提供武器零件，于这年3月宣布，“《埃苏友好合作条约》只不过是一纸空文”。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埃苏彻底断交。
萨达特过河拆桥，当然不是因为他个人道德品德有问题，只是早在纳赛尔时代，他就瞧不上苏联，相信美国才是真正应该讨好、模仿和攀附的高枝。
1965年，他以议长身份去过一次美国。美国人让他坐到国会议长的座椅上体验了一把。他受宠若惊，在回忆录里激动得像个小姑娘。就连纳赛尔也看出了他的小心思，开玩笑地对美国人说：“你们那位朋友萨达特公然亲美。”
1975年，做了总统后，他又去了一次美国，老美很有心，再次让他坐上十年前坐过的议长椅子。这又一次令他的小心脏扑通扑通直跳了。
在这之前的1974年，基辛格与尼克松，已经正式访问过埃及，并发了联合公报。基辛格说，“至少有700万埃及人出来欢迎”。
攀上美国，泼天的好处随之而来。各种援助资金拿到手软，且能无限量购买最先进的武器。
埃美关系不断升温，甚至让以色列也一度紧张起来。到了1980年，美国同意每年给埃及援助35亿美元，这使得埃及成为美国的第二大受援国，仅次于以色列。
那些年，羡慕嫉妒恨埃及的，何止一个以色列？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萨达特为了得到这份宠爱，几乎从里到外把埃及“翻新”了一遍。
其中最为重要的“翻新”，是断了苏联的关系后，他开始实施激烈的市场化改革，取消私人资本监管、鼓励私人投资、引入外资、取消进出口设备限制、资本出入自由、放开外汇管制、设立自由经济区。
为了吸引西方外资，埃及开出了极其诱人的条件，比如开业后免征5到8年的税。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没错，埃及早在1974年，就立刻实施了激进的改革，力度一点不亚于后来俄罗斯实施的“休克疗法”。
效果也是肉眼可见的：
1975-1981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4%。工人月工资，从1971年的5埃镑，增长至1981年的25埃镑。其中，石油、棉花、苏伊士运河收入、旅游收入，都获得了快速增长。
以石油为例，1973-1982年，出口收入从6200万美元增长至32亿美元，自1976年开始，埃及从石油进口国成为石油出口国。而苏伊士运河收入，则从3320万埃镑增长至6.2亿埃镑，增长了17.5倍。
但是，埃及经济数据虽然变好看了，但极速的私有化改革的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
最大的问题，是埃及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能源、旅游、运河、棉花这些传统优势产业上，而最应该发展的工业、制造业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整个中东包括埃及的定位，主要就是能源基地，而把工业制造的需求，放在了东亚和东南亚。
以美国投资为例，截至1981年，美国在埃及的直接投资约15亿美元，其中13亿投资到了石油及其相关产业。
大多数外国资本，更愿意把埃及当做消费、商品倾销市场，所以开罗的豪华宾馆开了一家又一家，街上的小汽车也愈发拥挤，但与面上好看的经济数据相反，埃及经济增长最快的那些年，也是其贸易逆差、外债负担增长最为严重的年份。
由于政府对一些基本商品实施补贴，埃及外汇黑市、官商腐败、走私，也非常普遍。 而经济极速私有化的过程中，变卖国家资产，将公有纳为私有财产的事，也是司空见惯的。
萨达特死亡前7年，埃及百万富豪人数，增长了90倍，但一个毕业生年薪不到400埃镑，穷人一顿午餐只能买两张大饼、一颗大葱。
对于这些富豪，埃及人嗤之以鼻，报纸连篇累牍的抨击，指责他们的财富根本不是生产性的，而是来自走私、黑市交易，以及投机倒把和充当掮客。
严重的贫富对立，触发了社会的动荡。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埃及大幅度削减食品补贴，结果引燃了底层民众的怒火，暴乱分子蜂拥至萨达特住宅高声辱骂，同时歌颂纳赛尔时代。
萨达特也不客气，派出军队暴力镇压，短短两天，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并抓捕了大量被贴上“纳赛尔分子”标签的人。他还觉得不解气，对许多被法院宣布无罪的民众，实施居家监禁，同时设立“道德法”，声称要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改造。
罪与罚
时间来到1981年，萨达特签订《戴维营协议》、亲美亲西方，所引发的不满，越来越多浮出水面。
这年6月，穆斯林与埃及占人口10%的科普特基督徒爆发严重暴力冲突，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为了稳住局面，萨达特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超过1500名“危险分子”被捕入狱。
这次逮捕行动迅猛有力，起到了不小的震慑作用，但一个参与了本次骚乱、名叫哈立德·伊斯兰博利的极端分子，却成漏网之鱼。
哈立德面上的身份，是埃及陆军第333炮兵旅少尉，但他还有一个秘密身份，即“伊斯兰集团”组织成员。
萨达特为了反对“纳赛尔分子”，曾将被纳赛尔压制的穆兄会“释放”出来。所以他当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穆兄会过得还是不错的。
当时电台设立了专门的播放《古兰经》的节目，每天必须中断其他节目准时播放，以召唤人们祷告。萨达特把“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主要来源”确立为永久性的宪法条款。他每次演说，都坚持引用一段《古兰经》经文作为结束语。
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穆兄会得到“宠幸”后，也确实帮助萨达特干了不少事。比如，1972-1973年，左翼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政府头疼不已。萨达特授意组建的伊斯兰委员会，就经常替代政府，冲击左翼学生主持的会场、撕掉他们的墙报，阻止一切反政府活动。
但是，萨达特利用穆兄会，本质是为了剪除异己，加强个人统治，而不是真想与他们分享权力。所以他一方面亲近穆兄会，可另一方面却又不允许他们成立政党参与政治。
可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又怎么可能轻易受控呢？
借着萨达特的“宠幸”，穆兄会在学生会、政府机关大量渗透、发展会员。更麻烦的，是一部分穆兄会激进分子，纷纷独立出去，组建更为激进的极端组织。这些极端组织繁殖速度奇快，政府根本搂不住。
据1982年埃及媒体统计，仅关押在某一监狱的犯人，就分属99个不同的伊斯兰组织。这其中，伊斯兰集团，伊斯兰解放组织，赎罪和迁徙组织，影响力最大。
这些组织，抨击非宗教节日，抨击萨达特向以色列求和，反对他的亲西政策，甚至阻止男女同处一个教室上课，引发了诸多骚乱，而不同派系亦经常发生械斗，死伤人数常常达数百人之巨。
比如，伊斯兰解放组织，1974年就曾冲击学校和政府机构，并扬言逮捕和废黜萨达特，一次暴力行动中，11人被打死、27人受伤、92人被捕。
赎罪和迁徙组织，则绑架政府要员，乃至占领电台，狂妄地要挟政府按照伊斯兰教原则治理社会，遭拒绝后，毫不犹豫地把人质杀害了。
正是鉴于极端组织愈发失控的局面，这才令萨达特1981年6月初下令大规模逮捕极端分子，1500名被捕的“危险分子”中，其中有804名，都是穆兄会成员。至此，萨达特与穆兄会之间的蜜月期，算是彻底终结了，穆兄会对他的恩情，也被他抛向了九霄云外。
这诸多的极端宗教组织中，伊斯兰集团或许是最特殊的。
1970年，该组织迎来一个年轻的领导者，名叫祖赫迪。他出生于上埃及民亚，本事很大。1980年，他奉艾兹哈尔大学教法学院盲人教授、一贯主张暴力革命的拉赫曼为精神领袖，组建了一个新的机构，叫“新圣战组织”。
“新圣战组织”豢养了一堆小喽啰，其中一名叫艾曼·扎瓦希里，多年后，他成了“基地”组织仅次于拉登的二号人物，2022年被拜登击毙。
该组织，另外一个小喽啰，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哈立德。1981年9月23日，作为陆军第333炮兵旅少尉，哈立德接到了参与10月6日阅兵式的通知。通知还说，到时候将会有一个数辆炮车组成的小分队，归他指挥。
他自感，这是刺杀萨达特的绝佳机会，不禁感叹说，“这是天意”。很快，他把该消息向上级祖赫迪做了汇报。而祖赫迪也同意他的看法，立即授意策划刺杀行动。
阅兵式当天，哈立德在队友饭菜中下了泻药，造成多人腹泻，离队就医。借此机会，他再把三名同伙带进营地，谎称三人为替补士兵。
而在前一天，他事先藏匿好了装满实弹的武器，并成功躲过检查，然后就发生了我们开篇所讲到的那场悲剧。杀死萨达特后，哈立德很快就被逮捕了，他对着电视直播喊道：我杀了法老。我不怕死。
结尾：掠夺资本主义
2007年，伦敦，一个来自埃及的亿万富豪，突然死掉了。警方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失足坠楼。这位富豪，不是别人，正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曾给以色列提供过情报的间谍、纳赛尔口中的蠢货女婿，马尔万。
马尔万，是1982年移居伦敦的。他住在白金汉宫附近的豪华公寓里，过着极度奢华而隐秘的生活，据说经常采购大批昂贵的珠宝首饰，还买了一架“费尔康”私人喷气机。
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直到2002年，一个叫布雷格曼的以色列人，依据兹伊拉的著作，顺藤摸瓜确定并公开了他代号“the Angel”的间谍身份。兹伊拉，因此被以色列情报部门告上法庭，说他泄密，并让马尔万的生命陷入巨大的威胁。没想到，一语成谶。
我们前面说过，他老丈人死了以后，萨达特提拔并重用了他。但是，无论再怎么重用，当个官，又怎么会成为亿万富豪呢？
实际上，从他定居伦敦后的交往圈子，就能大致猜个大概。
当时他在伦敦，第一要好的朋友，就数与英国王室联系紧密的百万富翁艾尔·法耶德，除此外，还包括军火商阿德南、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还有切尔西俱乐部前老板肯·贝茨。
很明显，马尔万的发财路子，跟艾尔·法耶德、阿德南是一样的：
利用手中的人脉，外加萨达特上台后给各路权贵、富豪松绑的宽松环境，充当中东、北非政治贵族和西方军火商之间的掮客，当然也有可能卖情报。所以马尔万的另一重身份，正是“军火商”。
萨达特之所以纵容这些亲西方的掮客，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想把这些反纳赛尔势力“释放”出来，巩固权力。
但是，正如他释放出穆兄会，最后被穆兄会反噬，他释放出的掮客、权贵资本家，也导致了埃及不断扩大而板结的贫富差距，最终导致底层民众对他离心离德，引发了社会动荡。
所以萨达特死后，新上任的总统穆巴拉克，除了第一时间处理极端组织外，另外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收拾这些掮客、权贵资本家。这就是为什么，萨达特死后第二年，马尔万就离开了埃及。
但萨达特的弟弟埃斯迈特，就没那么幸运能躲过穆巴拉克的铁拳了。这哥们，1973年还是个汽车司机，靠着哥哥的地位，1974年就变成了亿万富豪，他有31套住房、6处别墅，而当时许多穷人只能栖息在公墓与帐篷里。
1982年，总检察长以涉嫌行贿、徇私和贪污，逮捕了他和三个儿子。判决书上，指名道姓一同参与腐败的官员，包括三位部长以及国务秘书、前部长、前总检察长。
埃斯迈特被捕入狱后，埃及人借此攻击萨达特，抹煞他的过往成就。
这也难怪，据说当时埃及一共1.7万个百万富翁，7000人是因为通货膨胀带来的土地与财产增值而致富的，另外1万人的财富，无一例外，都是非法攫取的。1982年初，光涉嫌逃税的百万富翁就有923个，其中300人受到税务局审查。
事发后，埃斯迈特曾向穆巴拉克求情，但后者说：“你的臭名全国皆知，我也保不了你。”
事实上，萨达特本人的生活，也一直比较奢侈。这点连尼克松也有所了解，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与纳赛尔的庶民作风截然相反，萨达特有10座总统别墅，衣着讲究，抽的是进口烟丝。”
所以与纳赛尔去世时亿万埃及人悲痛欲绝的景象不一样，萨达特去世时，多数埃及人的态度相当冷漠，出殡时，街头送葬的百姓寥寥无几。
萨达特被刺杀之时，当时还是副总统的穆巴拉克就在他的身旁。他接过总统权杖后，立即着手抓捕凶手和幕后组织者。
哈立德毫无疑问被抓了，且很快吃枪子、见了阎王。幕后的组织者祖赫迪，则坐了22年大牢，于2003年重获自由。重见天日之际，他曾经的小喽啰艾曼·扎瓦希里，已是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且策划实施了震惊世界的911。
穆巴拉克上台后，实施了较为温和的宗教政策，放宽了民主尺度。穆兄会借此良机，与其他合法政党合作，参与议会选举，上世纪90年代，一度成为最大的反对派。2011年，借助“阿拉伯之春”，更是将穆巴拉克赶下了台，组建自由正义党，选出了第一位总统，即曾经留学美国的穆尔西。
但好景不长，穆尔西一上台，就开始改宪法，增强总统权限，改组内阁，安插亲信，限制检察机构权力，结果引发了社会骚乱。所以执政不到两年，2013年7月，他被塞西为首的军人集团赶下了台。穆尔西被判了死刑，穆兄会被再次宣布为非法和恐怖组织，塞西则成为了新的埃及总统。
穆兄会实力已经不俗，而军人集团却能把它赶下去，可见其实力更是了得。实际上，这还得感谢萨达特时代确立，并在穆巴拉克时代滥觞的体制：权贵掠夺型资本主义。
穆巴拉克上台后，一度想要将萨达特时代确立的“消费性开放”转变为“生产性开放”，也就是尽量把外资、私人资本引入工业和制造业，发展代工、对外贸易，但是效果极其有限，原因是：
一方面，美西方的工业产能，从来没有想过转移至中东。
西方资本对埃及最为热衷的，是在埃及旅游、消费和挖石油，以及开银行，以吸引不断从国外寄回来的外汇——埃及有占比10%的基督徒即科普特人，他们许多散居海外，每年会给埃及寄回去大量外汇。
另一方面，自萨达特时代开始的市场化、私有化“休克式”改革，让埃及实际上早就形成了一个权贵、商业精英、掮客和外资相互庇护，共同盘剥埃及的既得利益集团。
自上世纪80年代后，穆巴拉克政府机构、议会中的权贵，不降反增，变卖国有资产的步子迈得更大了。比如，2004年，新上任的总理纳齐夫，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当年出售的国有公司资产价值，比前10年总和还多。
这期间，穆巴拉克的儿子贾玛尔·穆巴拉克，更是埃及家喻户晓的“总卖家”，所有进入金融、石油、水泥等行业的大资本家，都要先与贾玛尔发展出裙带关系，于是恩佑、腐败无处不在。截至2010年，政治关联企业，赚取的利润，占企业整体利润，已经超过60%。
这其中，孕育了埃及5位总统中4位的军人集团，自然也是最重要的分肥势力。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埃及的官僚系统、国有企业，均充斥着大量现役或退役军官，并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的经济帝国，管理着数以万计的工厂、酒店、俱乐部和收入丰厚的企业，而且以“军事机密”为由，拒绝接受议会和行政组织监督。
在今天这个时代，任何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不起来，就没有财富源头，如果还加点自由主义的鸡汤，放开汇率和金融管制，那么通货膨胀、汇率失控、财政危机、失业高企、腐败横行，一般就会成为常态，前有阿根廷，后有埃及，概莫例外。
而同样不例外的，是其中的统治者，为了稳住选票和政治地位，要么走民粹主义路子，用巨额债务制造出一埃镑一张的大饼，讨好底层，要么牢牢控制着枪杆子，用坚硬的拳头压制底层。而穆巴拉克的路子，是两者兼而有之，外加民主外衣下的政治操弄，所以他的总统之位，坐享了近30年之久。
2023年8月30日，生命轨迹横跨自纳赛尔至塞西时代的老人艾尔·法耶德，病逝于伦敦，终年94岁。这位亿万富豪，大半辈子都在追寻和向往殖民了祖国整整70年之久的帝国夕阳。
每年8月31日，都是全球粉丝悼念戴安娜王妃的日子。有人说，这一天，人们总是能看见这位耄耋老人独自一人登上儿子与戴安娜生前乘坐的游轮，就那么安静地待一会，以无声的告白，向爱子、向那一夜巴黎桥下撞碎的贵族梦，表达无限的哀思和怀念。
埃及与以色列的历史冲突，是一个寻求伟大复兴的文明古国，向两百年的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并在文明冲突犯下重大错误，由此衰落、崩溃和被宰割的故事。
以色列是刺入中东世界的一颗钉子，也是现代的十字军东征，这是英美常见的手段。然而， 人们能看到明面上的以色列，却很难看到水面之下，更多的犹太人力量。
这正是当前欧美高校爆发运动，Tiktok掀起舆论浪潮的重要起因，也是这两百年来，这个世界的历史缩影和权力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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