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真正生活在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还是说，这一切只是西方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
让我们回顾历史，看看那些规则是如何被制定，又是如何被执行的。
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提出了一个请求，要求在国际联盟的盟约增加一个条款，即：“国家平等乃国际联盟的根本原则，各缔约方承诺将尽快给予联盟成员国的所有外籍人士平等公正的待遇，无论法律或事实上，均不因种族或国籍而有所区分。”
然而，这个要求却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提议，而是对西方长久以来所标榜的“国际秩序”的一次深刻挑战。
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比利·休斯对于“白人澳大利亚”政策的未来忧心忡忡，担心该条款一旦通过，将对其造成冲击。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勋爵虽然认为人人平等的观念颇为有趣，却并不认同，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你几乎不能说中非的人与欧洲人平等。”
因此，当西方以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来说事儿的时候，就显得非常可笑。
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西方国家在遭遇到规则本身的时候，就原形毕露了。
前不久，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汗决定对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及其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因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性攻击而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就在西方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愤怒做出回应，他谴责此举是“荒谬且错误的”，并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将以色列和哈马斯相提并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也呼应以方说法，拜登亲自否认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军事行动是“种族灭绝”，并抨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对以色列领导层申请逮捕令的行为“荒谬”，并承诺对以色列“坚不可摧的”支持。有的国会议员还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出了威胁。
然而，去年3月份，当国际刑事法院于以非法绑架乌克兰儿童的罪名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后，美国总统拜登可是在第一时间就明确表态称，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的逮捕令是合理的。其它西方国家媒体和政府的许多政客，对此也几乎是一边倒，站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一边。
就事论事地来说，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的逮捕令属实有些牵强的，而对内塔尼亚胡做出的裁决却符合大多数人的期待。因为全世界都看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针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疯狂屠杀，无论是学校，医院，就连路上行驶的救护车，以色列军队都不放过，这已经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可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无耻的双标暴露无遗。
因为在历史上，美国及其盟友也认为自己不受国际法的约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战争罪行审判中，只有轴心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罪行受到审判。而盟军做了轴心国被指控的许多同样的事情，却能得到谅解。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前英国国防大臣乔治·罗伯逊曾公开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并不是为西方民主领导人而设的”。
这一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的逮捕令请求颠覆了西方长期以来的免责体系。因此，他们表现得惊恐万分。美国参议员林赛·格拉汉姆宣称：“如果他们对以色列这样做，我们就是下一个。”
西方政客赤裸裸的双标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国际秩序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公正。它只是一个由西方制定规则，维护西方利益的工具。并且，他们在制定规则时，相当然地认为自己享有不受约束的特权。
因此，西方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不是是维护规则本身，而只是想享受他们的特权，维护他们的利益。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此次国际刑事法院向以色列发出的逮捕令是对西方无耻程度的一次测试。当然，也是对国际刑事法院权威性的一次测试。它已经起诉了普京，但将他送上法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内塔尼亚胡也能对起诉置之不理，那么国际刑事法院今后再做出任何判决，也就没有人再当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