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榆林日报刊发神木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宝林题为《赓续红色法治基因 做深做实诉源治理》的文章。
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时期，神府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前哨，成为华北敌后与延安党中央保持联系的通道和纽带，边区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从实际出发、群众路线、依法审判、保障人权”的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已作为当代中国司法制度和司法文化被继承与延续。人民司法中的“依靠群众、多元调解、实质解纷”理念，与当前正在开展的诉源治理工作一脉相承，做深做实诉源治理的“后半篇文章”，就要继承和弘扬红色司法优良传统。
运用好红色法治资源
神木沿用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审判，坚持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坚持实事求是、严禁逼供诱供，坚持群众路线、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坚持依据事实和法律政策公平合理裁判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提倡“马锡五审判方式”。
神木红色法治人物奥海清，他的审判方式“深入民众，调查研究，变‘坐堂式’为‘座谈式’，力求简便诉讼手续”在今天仍值得借鉴。1944年1月，奥海清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表彰为模范司法工作者，并在边区政府工作总结中提倡学习“马锡五、奥海清审判方式”。神木还涌现出毛凤翔、李子川等红色法治、红色革命人物，他们所提倡的司法为民，方便群众诉讼的原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重视实质性化解纠纷的传统，是诉源治理的目标。
基层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更好地坚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站稳人民立场，如何更好地开展诉源治理工作，切实从源头上推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人民司法传统，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通过诉前指导、诉中释明、判后释疑，有效消除当事人的对抗情绪，从根源上成功化解矛盾，使矛盾纠纷化解于诉前和诉讼阶段，减轻当事人诉累，提升司法效率，坚持以更高质量的人民司法，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
发扬好红色法治传统
司法优良传统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邀请人民参与司法，力求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开展诉源治理，必须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诉源治理全过程，集中民智、汇集民力，多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神木市法院根据辖区内涉诉纠纷的分布情况、主要类型及成因，在矛盾纠纷多发易发的城区部分街道和社区设立“法官工作室”，在乡镇挂牌“诉源治理工作站”，会同矛盾纠纷多发的行业和单位设立“多元解纷工作站”。同时，“一室两站”全面对接所在街道、乡镇，协同配合司法所、居委会、派出所等单位，依靠各方力量，共同对苗头性、倾向性、源头性的群众矛盾及时进行排查化解，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矛盾化解机制。
坚持“分调裁审”机制改革与构建专业化团队相衔接，不断充实诉前调解团队，在诉讼服务中心新组建金融借款、民间借贷、交通事故、物业纠纷等8个调解团队，实现源头解纷。认真做好特邀调解组织、选聘、认证工作，将符合条件的调解组织纳入到本院的特邀调解名册中，并在调解平台上予以确认。
强化府院联动机制，对诉讼案件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和分析，发现民间借贷、离婚、劳动争议等事关就业民生和营商环境的纠纷案件量大、矛盾集中，属于诉源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针对上述纠纷类型，专门与神木市司法局、市妇联、市住建局等10家部门建立了联动协同机制，切实推动归口管理，打破信息壁垒，明确各方责任，加快建立类型化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的工作机制。
传承好红色法治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人民司法传统优势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为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贡献力量。
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不断完善诉前调解、司法确认、多元解纷、类型化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等机制。针对诉前调解便捷、高效、成本低等优势，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根据“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由诉前调解团队组织双方进行诉前调解，对诉前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法律确认，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加强专业解纷队伍建设。选派资深法官入驻地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开展诉前调解工作，返聘退休法官入驻诉前调解中心，引入价格争议调解组织，对即将进入诉讼程序的矛盾纠纷进行诉前调解。各基层法庭开设诉前调解室，由经验丰富的人民调解员参与案件调解，高效化解矛盾纠纷，帮助群众实现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推行“一站式”解纷服务。围绕诉讼服务中心诉前调解、诉前鉴定、诉前保全功能，推出“诉前鉴定+诉前保全+诉前调解”解纷新模式，将鉴定、保全、调解、普法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切实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减轻当事人诉累，实现矛盾化解“一站式”服务。
来源：榆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