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6日上午,中办厅从北京给福州军区司令部打去一个电话,说中央派出一架大飞机,给你们派文件来了,必须要派可靠的人到机场去接。虽说1966年开始,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发生过,但需要这样对待的一份“隆重文件”,却是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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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文件被福州军区的人,从飞机上接到司令部会议室时,军区够格的高层们齐聚一堂。负责念文件的军区副司令石一宸,边看边读,声音越读越小,后来甚至变得干涩、嘶哑。

这份文件,措辞极其严厉,一是批评倪南山(福建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政委)、周子韬(福建省军区副司令)等人,二是说福建军区党委、福建省委故意“知情不报”,三是不点名地批评韩先楚。

为什么说是韩先楚,而不是其他人?主要是根据文件中的“长期”和“有些领导人”,当时的军区司令皮定钧,坐上福州军区司令的位置还没到半年;他的前任就是韩先楚,做了16年。几天后的夜里,王洪文又代表中央给福州军区打来电话,明确点出:9号文件是针对韩先楚的,不是对你们,你们要集中火力在韩先楚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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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军区因“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人刚走,大字报也是铺天盖地,但中央却没任何表态,唯独福州军区,收到了中央的9号文件,这明摆着是冲韩先楚来的嘛。当王洪文点出,文件主要是找韩先楚的麻烦后,一些人松了口气,然后上阵“开轰”韩先楚;还有一些人则更担心了,怕老战友、老首长韩先楚遭遇什么不测。

9号文件发到福州军区时,刚上任兰州军区司令的韩先楚,就在到处跑,熟悉战区地形和其他情况,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做好随时迎接战争的准备。他知道这事时,抽着烟,对着这张写了600多字的纸,看了一遍又一遍。整整一盒烟,被他不知不觉,一根接一根地全部吸完了,他心头的焦虑却是一点没少。

在此之前的8年特殊时期里,韩先楚不是没遇到过“打倒事件”。他要么气愤地给中央打去电话,质问凭什么;要么一笑置之,不放在心上。可这次不同,这次是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明这是上面的意思。这种情况,基本上一打一个倒,没有例外。

因为这份文件,韩先楚全家都受到影响。因为兰州自来水有种黄色的浑浊感,所以他们家喝的、用的都是井水。但这份文件一发,井水没得用了,之前每月按时有的各种补助也没了。这些都还好,毕竟苦日子不是没过过,但最让韩先楚最受不了的是,他失去了自由和隐私,一切都被监视,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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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楚身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101。“九·一三”前,他跟101的合影被造反派抄家时翻出,因此逃过一劫;“九·一三”后,这些合影又成了紧跟坏人的铁证,他也由此成了101的死党。

韩先楚的电话还在,也能打通电话,可是他逐一给在京的、过去的一些老首长、老战友打电话,回答总是“首长不在,首长出去了,不知道”。

韩先楚大感不妙,发觉自己这是彻底完蛋了。这时候开始,他噩梦连连,精神状态变得很差。噩梦中频频出现他过去战斗过的敌人,他还经常梦到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的一次战斗。

那场战斗中,韩先楚是232团团长,他渡过黄河一路向前时,发现左前方枪声大作,似乎是我军一部被敌人包围,并压制在路边的沟里。韩先楚身上有别的重要任务,这一情况他可以选择救,也可以选择不救,但不救比较起救,更加稳妥安全。

最终,韩先楚选择了救,他命令部队急行军,然后发动攻击。这场战斗对一生征战无数的他而言,并不算什么,不危险,也不大。但是,敌人被打退后,他发现被敌人围攻的是有毛主席、彭总在的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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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在过去,韩先楚根本没放心上。建国初期他在武汉东湖宾馆贸然开枪,被吵醒的毛主席没责怪他,反倒主动带吃的来看望,当时他没想起这事,只是疑惑毛主席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宽宏大量。

如今即将遭到“灭顶之灾”,韩先楚想起来了,并将这个“救命之恩”,视作唯一的“救命稻草”。他把这事写进信里,为了让毛主席看到,又让自己在京工作的女婿来兰州拿信,回京后找叶帅帮忙递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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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女婿到了,韩先楚纠结了一晚上没睡,最终把信烧了,让女婿好好工作,别管自己的事了。之后,他给中央和毛主席的申述信、求助信里,只字不提当年的“救命往事”。尽管他写了,身上背着的包袱很可能就没了,但是他不想做这样挟恩图报的事,他不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