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下旬的一天，负责贺龙案件的调查人员带着一张鉴定结果找到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
见面之后，办案人员将鉴定结果交到了华国锋手上，并告诉他“李仲公上交的的那两封信是伪造的。”
听到这个结果，华国锋很是高兴，但是办案人员却愤愤不平的说道：
“李仲公用这两封假信害死了贺老总，我看应该以诬陷罪判他的刑！”
华国锋在听到这个建议后，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将鉴定结果报告给了周总理，想询问一下他的意见。
谁知周总理在听到这句话后，不仅没有同意将李仲公判刑，反而还要放过他。
那么，周总理为何要放过李仲公？李仲公又为何要用假信害死贺老总？他和贺老总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水落石出
1969年6月9日，在十年动乱中饱受折磨的贺龙元帅在301医院含冤离世。
在此前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贺龙元帅一直遭到了林彪、江青集团的疯狂迫害，被扣上了“反革命”“叛徒”的大帽子，直至离世。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开始着手为贺龙恢复名誉，但是因为国内的政局动荡，导致调查一直进展缓慢。
直到1973年，毛主席亲自下令要为贺龙平反，进度这才开始加快，周总理在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之后，便将这个重大任务交给了当时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
想要为贺老总恢复名誉，就要先搞清楚他蒙冤的始末，而导致贺老总含冤离世的主要原因就是党外人士李仲公上交的两封信。
这两封信据说是贺老总在1929年写给蒋介石的投诚信，并交给了当时为国民党工作的李仲公，要他转交蒋介石。
正是因为这两封后来被认定为伪造的信件，直接导致了贺老总被扣上了“通蒋”“投降”的反革命帽子，并被迫害致死。
因此，负责贺龙案件的调查小组便围绕着这两封信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在拿到这两封信后，调查人员先是细细的查看了一番。
他们发现这张信是用毛笔所写，上面的落款是1929年，距离当时已有40多年，而所用的纸也确实已经发黄，字迹也也变得暗淡，从表面上看，这就是一张20年代所写的信。
但是调查人员并没有仅凭表面现象就判定这封信一定是贺老总所写，而是采用了科学的手段去对这两封信的纸张，墨汁进行技术鉴定。
公安部门在经过仔细的鉴定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两封信并不是贺老总所写，而是别人伪造的。
经鉴定，这封信所用的纸张是在建国后生产的，与20年代的纸张成分完全不一样，其次，这封信所用的墨汁也是在建国之后才开始生产，里面的许多成分都是建国后才有的。
至此，公安部门可以确定，这两封信确是李仲公伪造。调查人员在拿到鉴定结果后，很快就将它交给了华国锋，并且还十分气愤的向华国锋建议道：
“李仲公伪造这两封信害死贺老总，应该给他定罪判刑！”
华国锋听到这个建议后，并没有立刻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此事关系重大，他也不能擅自做决定，必须要和周总理商量过后才能决定是否给李仲公判刑。
于是，华国锋找到了周总理，将这个调查结果告知他，周总理在得知调查结果后也是十分的高兴，但是在听到调查人员要将李仲公判刑的建议后，周总理先是叹了一口气，然后缓缓的说道：“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了，他都八十多了，这么大年纪，算了吧。”
华国锋听到周总理这样说后，也就按照指示，没有将李仲公定罪判刑。
那么，这个李仲公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何要上交这两封信陷害贺龙元帅？
恩怨始末
李仲公最开始并不是为我党工作，而是为国民党工作，他真正开始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是在建国前后。
李仲公1890年出生在贵州省贵阳市的一个秀才家庭，可以说是出身于书香门第。
良好的教育使得李仲公在18岁考取了官费的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并结识了同样学习政法的李大钊。
李仲公在早年的时候曾经和李大钊先生共同创办过《北京法政学报》，也算得上是个爱国进步青年。
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李大钊就在国民党内担任了中央执行委员。
在他的介绍下，李仲公才加入了国民党，并且在之后的国民大革命中给蒋介石担任文书工作，以此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时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和贺龙，三个人的缘分便从此结下。
李仲公与贺龙最初的交集是在国民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贺龙还尚未加入共产党，还是一位旧军队的将领，出于想要拉拢贺龙的目的，李仲公就向蒋介石建议任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的师长。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仍以“革命者”自居，还尚未露出反动的獠牙，因此，贺龙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命，并对提出这个建议的李仲公很是感激。
但是等到1927年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1927年初，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发生了矛盾，相互之间不合作，史称“宁汉分裂”。
蒋介石与汪精卫
当时两方都在拼命的拉拢人，以壮大实力挤倒另外一方，作为蒋介石亲信的李仲公便想要拉拢贺龙到蒋介石麾下。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开始暴露出他那反动的一面，在私下里开展“清党”活动，企图将共产党的势力清除出国民党。
而贺龙这时已是下定决心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贺龙自然不可能接受李仲公的拉拢，于是他不仅拒绝了李仲公，还将他抓了起来。
但当时，国共两党还尚未完全撕破脸皮，处决李仲公实在是有些不妥，于是，就将他交给了国民党内的左派将领，李仲公也因此逃过一劫。
但是侥幸捡回一条命的李仲公却从此对贺龙心怀怨念。
在之后的岁月里，贺龙加入了共产党，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李仲公则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为蒋介石工作，直到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后期，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也已经是摇摇欲坠。
看出蒋介石大势已去的李仲公这才投向了我党，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此时已经是1949年的8月份了。
按理来说，李仲公在投向了我党之后，就算是自己人了，与贺龙的关系也应该有所缓和，但让人没想到是，李仲公不仅没有与贺龙缓和关系，反而是旧怨未消，又添新仇。
1950年6月，中央准备筹建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李仲公听说之后，便以自己十分熟悉西南军区的情况为由向中央毛遂自荐，想要在军政委员会中担任一定的职务。
由于李仲公在建国初期表现不错，因此，军政委员会在初选时将李仲公也选入其中。
但是这仅仅只是初选，由于军政委员会地位高、权力重，所以对于人员的选择可以说是慎之又慎，除了党组织的初选之外，还向一些民主人士征求了意见。
在向民主人士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大家对李仲公进入军政委员会提出了异议，主要是因为李仲公存在着一些历史问题，不宜担任军政委员会成员。
周总理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并没有立刻将李仲公从初选名单中划掉，而是向时任西南军政主要领导人的贺龙询问情况。
、在得知情况属实后，周总理又给聂荣臻写信询问，再次确定了事实。在确定情况属实后，这才把李仲公的名字从初选名单中划去。
没能进入军政委员会的李仲公便将这个责任算在了贺龙身上，因为贺龙当时恰好是西南地区军政的主要领导人，李仲公便认为是自己和贺龙有怨，所以他才会从中作梗，让自己落选。
但其实，贺龙只是实事求是的反映了情况，并没有故意阻挠他进入军政委员会，这一切都只是李仲公自己的凭空猜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
但李仲公却并不这样认为，他始终觉得是贺龙在故意阻挠他，因此对贺龙的怨恨又多了几分。
如果说这件事情是让李仲公对贺龙的怨恨加深，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彻底的让李仲公怀恨在心。
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扩大统一战线，选拔一些民主人士进入政府担任要职，此时已经是国务院参事的李仲公对自己的职位不满，便找到了周总理，提出要担任贵州省省长。
周总理将这个问题放到了中央讨论，在讨论中，贺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1950年时，李仲公就因为历史问题没能进入军政委员会，现在担任一省之长就更不可能了。
因为省长是地方上的实权干部，所要担负的责任重大，因此在人员选拔上一定要慎重。
贺龙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中央在经过商讨之后，就采纳了贺龙的意见，没让李仲公担任贵州省省长，
与省长之位失之交臂的李仲公从此彻底的对贺龙怀恨在心，想方设法的要报复贺龙。
含冤离世
很快，李仲公就抓到了一个报复贺龙的机会，那就是十年动乱的到来。
在十年浩劫中，无数的元帅、将军被牵连其中，贺龙元帅自然也不例外。
1967年1月，得知贺老总处境的周总理将他安排进了中南海西花厅居住，但是由于形势的恶化，周总理又不得不将贺老总安排到西山实行秘密保护。
这让找不到人的林彪、江青一伙人气急败坏，于是，他们开始想尽办法的收集贺老总的“材料”。这时，李仲公就充分的发挥了他的作用。
1968年初，负责贺龙的“中央专案组”偶然得知李仲公手上有两封贺龙元帅写给蒋介石的信，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李仲公，让他将这两封信交出来，作为整贺龙的“黑材料”。
关于这两封信的前因后果，大概是这样的：1929年的某一天，还在国民党交通部任职的李仲公收到了两封据称是贺老总亲笔的信，信的内容大概是向蒋介石示好之类的，送信的人还坚称自己是贺老总的“亲信”，要李仲公将这两份信交给蒋介石。
但李仲公最后既没有将这两封信交给蒋介石，也没有将它处理掉，而是一直保存了下来，直到建国后。
建国后，李仲公担任了国务院的参事，在一次和同事的闲聊中，李仲公对人说起了贺龙给他写过信这件事，在贺老总受到批判后，这件事情又很快被挖了出来。
得知这个信息的江青一伙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于是，所谓的“贺龙专案组”便找上了李仲公，要他交出这封信。
出于想要报复贺龙的原因，李仲公没有听从家人的建议将这两封信烧掉，而是交了上去，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操纵下，这两封信很快就成为了贺老总“投降”的铁证，贺老总也因此被坐实了“反革命”的罪名，最终含冤离世。
“九一三事件”之后，一批在运动中受到批判的老干部得到了解放，周总理也趁此机会重新调查贺老总的案件，但是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涉，调查的进度十分的缓慢。
直到1973年年末，毛主席亲自下令，要求为贺老总平反，调查工作这才又提上了日程。
之后，周总理就将这一重任交给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在华国锋的指示下，公安部组成了调查小组，对贺龙案件重新做调查，而想要为贺老总洗清冤屈，那两封信就是关键。
调查人员先是找到了李仲公的弟弟，得知了李仲公陷害贺老总的原因是挟私报复，并想要趁机“立功”。
之后调查人员又对这两封信进行了技术鉴定，根据鉴定结果，这两封信所用的纸张和墨水均来自于建国后。
由此可以断定，李仲公所说的“贺龙在20年代派人送信给他，纯粹是子虚乌有”，这两封信确确实实是伪造的。
华国锋将这一消息告知周总理时，周总理很是高兴，但是当他听说公安部的同志建议要将李仲公判刑时，周总理却犹豫了，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说道：
“光是把调查结果给他看，就能吓死他了，李仲公也是八十多岁，将近九十的人了，就算了吧。”
最终，中央碍于其年纪大且生活不能自理的缘故，并没有将李仲公定罪判刑，而是撤销了其国务院参事的职务，每月发给他80元的生活费，交由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至此，贺老总的冤案终于真相大白。
1975年6月9日，在贺老总去世六周年这天，北京八宝山举行了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一天，周总理不顾沉重的病体，赶到了现场。
在贺老总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眼含热泪，向贺老总的骨灰盒连鞠了七个躬，以表达他对没能保护好老友的愧疚之情和深深的怀念。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给予了贺龙彻底的平反，恢复了他应有的名誉。
贺老总是一位传奇式的老革命家，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到开国元帅。
贺老总对党和国家无疑是忠诚的，但是最后却遭到了像李仲公这种人的诬陷，含冤而死。
但好在，党和国家是公正的，历史也是公正的。
最终洗清了他身上的冤屈，给予了他应有的评价与待遇，让后世的人得以瞻仰这位伟大元帅的革命风采，铭记他的革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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