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隆武元年(1645年)十月,就在鲁监国为分地分饷问题困扰得不知所措,他明知分饷分地不均,方国安飞扬跋扈侵占兵饷而义军无饷可得,他一再对领义军大臣表示同情之时,却采取了一个惊人的行动,授方国安为大将。

十一月里的一天,冠山绝顶之上筑起了坛台。这天“旌旗蔽空,车马如织”。鲁监国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拜将封群典礼。拜方国安为大将,总统诸营,统一指挥江上抗清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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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方国安为荆国公,进王之仁为武宁侯。鲁监国本意是举行如此盛大典礼,将激发方国安的忠义之心。结果事与愿违。

1、方国安与马士英、阮大铖合流

方国安,字盘石,贵州贵阳人。崇祯时官至总兵。鲁监国初封为镇东侯,驻严州。本无什么战绩,却能招降纳叛,制造事端。

当南京弘光政权覆亡兵,阁臣马士英挟持太后逃至浙江杭州,欲拥立潞王朱常淓监国,遭到拒绝,并被群臣攻击难以立足。

逃至绍兴谒鲁王朱以海,仍遭严拒,官绅士庶群起而攻之,称其为奸相,必欲杀之。

九江佥事王思任上书请“立斩士英之头,传示各省”,以赎其欺君误国之罪。刘宗周也主张“非斩士英光以收既溃之人心”,他惶惶如丧家之犬,无处容身,最后狼狈逃到严州入同乡方国安军中躲避。

不久方国安又收留了阮大铖。原来阮大铖追随弘光帝出逃至芜湖,弘光帝被俘,他便随朱大典撤退至金华,大典欲留其于军中治事,士民得知后,传檄声讨,称其为逆贼,大典于是将其送至严州。

这样,马、阮成了方国安的座上客。他们共同对所遭不幸愤恨不已,必欲报这种无名之仇。他们投方国安所好,很快勾结在一起。

尽管臣民士庶无一不对马、阮切齿痛恨。方国安却对其十分信任进而上疏请求令马士英入朝,立即遭到反对,张国维“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

而臣下要求遂杀马、阮的呼声仍然不绝,鲁监国却“不能执而诛之。以此赏罚尽失,士气哀沮”。造成恶果,不止如此。他见方国安庇护马、阮二人,不仅不予追究,竟然下令马士英督方国安之军。

除恶不尽,贻患无穷。方国安本来就很少报国之志,马、阮来到后便与其“日议分地分饷”,置国事于不顾。

疯狂地侵夺军饷,致使众多义军无饷可得,逼其遣散不成军,使抗清事业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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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安拜将之后,虽然又组织了大小十余战,但“无败亦无胜”。

因此时清贝勒博洛班师回京尚未返还,清的方针是据守杭州,暂不出击。而蓍积力量,所以此刻方国安军频频出击,不只是虚耗兵力,且潜伏着危机。他本人连同鲁监国对此并不知晓。

鲁监国对暂时的军事相持毫无认真分析以采取积极对策,又重蹈了弘光政权陶醉升平浊乱朝政的覆辙。

2、六奸臣的为恶

鲁监国朱以海宠幸的元妃张氏,是萧山人。

朱以海监国绍兴后,方立为元妃。由于她的受宠,其父张国俊得封伯爵。小人得势的张国俊凭皇亲的关系,“内结阉臣客凤仪、李国辅,外倚悍将方国安、王之仁。颇通贿擅事”。

张国俊等人作威作福,“气倾中外。咫尺大敌,而越城哀衣宽带,歌续宴会如平常”。

他们的所作所为扰乱了朝政。使正直之人寒心,进贤之路堵塞。不久便有客凤仪、李国辅以太监的身份兼制军饷之事发生,又引起朝臣一片反对之声。

鲁监国却不以为然,认为群臣是小题大作不该如此而不予理会。钱肃乐按捺不住心头的义愤,上疏痛揭朝廷存在的严重问题。公开抨击放纵皇亲国戚之失及朝政诸多弊端,且指名道姓。

这是一种勇气。但疏上似乎并未触动鲁监国,却使张国俊及方(国安)、王(之仁),马(士英)阮(大铖),客(凤仪)、李(国辅)之流“恨甚”。

张国俊尤为恨钱肃乐入骨。

这时在宁波抗清举义事变中曾扮演极不光彩角色,乞求饶命而以家资助军的投机人物谢三宾,正积极活动准备混入朝廷。他大肆行贿,打通关节。获得“金万两”的张国俊,便“胁监国,必致三宾于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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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朱以海便授命谢三宾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谢三宾的入期入阁,更加剧了小朝廷的混乱,他们沆瀣一气,排挤打击钱肃乐等正直大臣不遗余力。而这时方国安等争饷如故。

进入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1646)以后,义军几乎完全处于无饷状态。

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浙东本来是熊汝霖、孙嘉绩首举义旗,率众共同拥戴建立了监国朝廷。

后来“亡将遗兵”纷纷前来,方国安拥重兵权倾一时,出现了“客反居上”的局面。熊、孙等以大局为重,接受这个现实,愿意“与同济难”。但方国安却“逍遥殊无意。一年之中麇饷数百万”。

而这些军饷全出自于当时所控制的八郡之民,百姓负担沉重,弄得“贫富交尽”,这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面对这种状况,拜受礼兵二部尚书的陈函辉长叹道:

“八郡敝矣!诸军犹诛粮无厌,是重弃民也。北来生兵,日益一日,不知此身何所耳!”

他的忧虑全是事实。但可悲的是,从百姓身上残酷搜刮来的军饷,几乎全被方国安等人侵夺,广大义军却全然无份。

3、钱肃乐被逼去职的后果

钱肃乐、孙嘉绩等因无兵饷可筹,再也支撑不下去,他们连名上疏请求放弃兵权,将所部军队归开远伯吴凯指挥,鲁监国不许。

于是钱肃乐又上疏说:

“臣兵不得不散。但臣以举义而来,大仇未复,终不敢归安庐墓。散兵之日愿率家丁数人,从军自效。”

这是沉痛的至诚之言,鲁监国如果能稍作一点主,合理分配一下窘迫的军饷,也不会令义军瓦解,但他却一点主意也没有,只会发出无济于事的“温旨慰留”。

这时反对者们又造谣诽谤说钱肃乐“将弃军逃入闽”,去当隆武朝的大臣。并有风声说有人已派出壮士埋伏于途中准备劫杀。

钱肃乐便不再迟疑,丢下军队,“拜表即行”说:

“臣从今披发入山,永与世辞。请主上加踪迹,断不入闽,以遭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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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监国得疏后,大惊失色,见这位曾毁家起兵、全力拥戴自己的大臣竟离朝而去,很受感动,但考虑到去志已坚不可挽留,“于是降旨令其往海上同黄斌卿、张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复三吴”。

同时加钱肃乐为吏部尚书兼理户部事。这不啻异想天开!他仍不知钱肃乐何以下此决心。国家已被方国安之流糟蹋得难以为继,空虚得很!不看看义军相继溃散的事实,还谈何雄心勃勃的北伐大业!钱肃乐拒绝了鲁监国授命。

就在这时佥都御史章正宸率领的义军,也因“无饷,乃散军”。当年满怀忠义、满怀希望,惨淡经营起来的抗清义军,这振兴国家的极其宝贵的力量,就这样白白葬送了!

义军溃散,忠臣愤离,监国朝廷国势大坏。

陈函辉对他竭力拥护的鲁监国政权丧失了信心:

“大事去矣!夫无种蠡之才,而有伯豁之佞,何以能久?”

不幸地是陈函辉所言全是事实。“少威断”的鲁监国既无力振作朝纲、纠正时弊,更难驾驭跋扈之臣。

在当时文武朝臣之中,越来越多的是追求个人身家之利,越来越少的是精忠报国之心,贪鄙已成为一种竞相仿效的风气。“诸将骄横,诸臣竞营高爵,请乞无厌。”

而更令忠义正直之臣痛心地是,鲁监国对此竟听之任之,往往尽量满足其无厌之求,溢行赏赐。

他自以为如此便可以拢络人心,安定大局,殊不知乃自乱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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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余煌以沉痛的心情上疏规劝道:

“今国势愈危,朝政愈纷,尺土未复,战守无资。诸臣请祭,则与思先帝蒸尝未备;请葬,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请封,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请荫,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请谈,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

这种苦心婆心的劝告,似乎并未发生多大作用。监国朝内已是颓风难挽。

4、江干大捷

鲁监国所任命的大将方国安,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方国安贪饷恣肆严重地败坏了国事而贻误了战机。

本来监国元年前后的冬春两季,半年多的时间内,是敌人力量相对较弱而监国朝中士气正旺之时,但鲁监国却没有很好利用,以推动战事的进展。

当军饷越来越匮乏,特别是义军已陷入无饷的境地,形势开始急转直下。特别是自春天以来,与跨江相距的清兵,屡次交战均未能获胜,“各营皆西望心碎”,士气低落。

这时王之仁上疏鲁监国说:

“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乃一败后遽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何忍言!臣为今日计,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隶沉船一战。今日欲死,犹战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战也。”

自告奋勇,主动请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自甲申(1644)、乙酉(1645)天地翻覆,南明政权相继组建之际,武将们大都拥兵自重,“未建寸功辄封侯伯,竭天下之饷以奉之。平日骄横,卑视朝廷,一闻敌至,莫不逃降。‘战'之一字,虽上趣之不能,而况自请乎!”

鲁监国对此不能不受到触动。

但抗清必须“一乃心力”,全线呼应,彼此协调。由于自方国安任大将军,总统诸营之后,却注意力并未放在抗清事业上,而是“期会不信,调度不灵,故缓急有不相应之势”。尽管江干之上不乏忠义爱国的将士,往往“一处进战,一处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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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不协调,使战事难成。所以鲁监国又不能直接去发号施令。对王之仁的请战只有等待时机了。

三月初一日,清军兵船数艘自钱塘江上流而下,督师张国维紧急严令各营守好汛地。

王之仁则驱舟迎战,并急命发炮。“持火者颤不能举,之仁手刃其人,自引火发之,碎一舟。”

当日东南风大起,王之仁率众“扬帆奋击之,碎清舟无数”。张国维随即督诸军助战,“清兵为之少却”。此战取得了胜利。

仅郑遵谦率所部从江中捞取清人所弃之铁甲就达八百余副。这是监国朝自入春以来的第一次抗清大捷,它消除了人们一直对王之仁的种种怀疑。王之仁坚定抗清之志“始如云如日”,大白于天下。对此“江干诸旅莫不称快”。人心为之一振。

5、陆清源之死的真相

鲁监国毕竟是一国之主,他没有忘记抗清复国的大业。他也许很清楚该如何去调动臣民士庶的抗清积极性。

三月十九日是崇祯帝殉国的忌日,即所谓大祥之日。鲁监国下令“三军缟素一日”,并于朝堂设祭,亲自哭临。

想借此激发众人的同仇敌忾之心,以全力抗清。可是不久,阅使之事,又使他恐惧得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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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隆武帝遣佥都御史陆清源解饷十万,犒师浙东江上诸军,不论它内含多少政治目的,但对抗清事业毕竟是件好事。结果为方国安部下所杀。

原来,当陆清源来到后,方国安令人将饷册交与陆,使其按名册颁发,名册中首列马士英之名,清源将其抹去。马士英大怒,于是挑动国安军中将领斩杀陆清源,同时“纵马提饷”。并且发出檄文“数隆武罪”。把事情弄坏。

张国维听说后,叹道:“自我戕毒,祸不远矣!”

但更恐惧的要数鲁监国,本来他不接受隆武帝之诏已属理亏,此事他更觉理亏且无法交待。生怕被激怒的福建方面发兵来讨。于是“定议抽兵属国维西征”,改令礼部尚书余煌兼兵部尚书,督师江上,“而事不可为矣”。

尽管形势愈加严峻,但不久海上出师的捷报又很使他兴奋一番。四月份,兵部主事王正中率师渡海盐攻下了澉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