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周总理应邀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所以中央对此十分重视。

在出发前,作为代表团成员的李克农和师哲一起到西花厅看望邓颖超,邓颖超首先祝愿代表团一路顺风,圆满完成任务,接着又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周总理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她嘱咐说,总理时常流鼻血,请大家对总理多家关心和照顾。

这次出国,代表团计划顺道访问苏联,协商中苏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中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但当时飞机的质量没有么有那么好,途中发生了故障,不得不在蒙古乌兰巴托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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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后不久,周总理一行人刚刚走进休息室,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的电话就打来的,他询问机场的工作人员:“这是什么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

机场的工作人员向他说明了情况,担任我方代表团翻译工作的师哲被叫去接电话,他告诉泽登巴尔:“这是周总理的的飞机,本来没有在蒙古降落的计划,是中途飞机故障所以才暂做停留。”

听了师哲的话,泽登巴尔似乎有些不高兴,他客气地说:“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按照一般的情况,你们降落的时候应该向我们打个招呼,这样我们也好前去迎接和招待。”

师哲听后回答道:“泽登巴尔同志,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不必客气,招待的礼节可以免去。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去北京都可以,我们都表示欢迎。我会向周总理汇报我们的谈话,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我向他进行转达。”

泽登巴尔回答:“事发突然,我们也没有准备,来不及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请你代我向他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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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哲回去之后,把这番对话告诉了周总理,总理听后思考了一会儿,说:“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访问。”

稍作休整后,周总理一行抵达了莫斯科,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热情接待。在临行前一晚,赫鲁晓夫设宴为代表团送行,在宴会上,他不停地向周总理劝酒,又抱着周总理旋转,周总理当时的肝脏不是太好,加上疲劳过度,一向以善饮著称的总理竟然呕吐了。

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都慌了神,莫洛托夫连忙陪同张闻天把周总理送上了汽车,在路上他还不停地道歉说:“都是我们的过错,没能照顾好周恩来同志,我们感到非常内疚,我们应该吸取这次教训,责任在我们。”

回到住所后,周总理已经不呕吐了,但头脑依旧昏沉,大家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扶他上床休息。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位皇宫医院的老名医给他诊断,好在总理并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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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了一夜之后,总理在第二天早上8点醒来,尽管他的头还是有些昏沉,他第一件询问的事情就是:“我昨晚都说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记得我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

师哲告诉周总理,他讲的大多都是应酬话,没有什么出格的。而且,周总理的言语和表现都非常正常,一点看不出喝醉的样子,否则大家早就劝他回住所了。周总理这才放心。

在莫斯科的这几天,周总理和苏联同志对日内瓦会议的流程有了一个基本的讨论,为了进一步确定我方的立场和态度,周总理立刻又独自飞回了国内,和中央汇报讨论了相关的情况。之后他又返回莫斯科,我方代表团的同志在机场迎接了他。

这时的周总理已经恢复了平常的神采奕奕,他告诉师哲:“我回去之后,向主席汇报了我喝醉酒的事情,承认了错误。主席听后笑着说,这是常有的事情,不算丢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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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哲听后感到有些疑惑,问总理:“多喝了一杯酒这样的事情还要汇报吗?如果这样的话,苏联的那些酒桶们恐怕三天两头就要写检讨了。”

周总理不赞同师哲的看法,回答道:“那不同,那是他们。”

4月26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抵达日内瓦,这次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用他卓越的外交家风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致的赞誉,实现了印支半岛的和平,确保了我国南部边境的相对稳定,对中国与西方国家、印支国家的关系,以及我国后来的对外政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7月,在结束了日内瓦会议后,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动身回国,途中他在莫斯科停留了两天,并联络了蒙古方面,于7月31日抵达乌兰巴托国际机场,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对蒙古国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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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总理的专机降落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时,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等人早已在机场等候,他们为周总理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车队从机场到宾馆,沿途都有人民群众夹道欢迎,客卫万人空巷。

在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后,周总理一行在8月1日下午返回北京,结束了他长达4个月的漫长旅程。

据师哲回忆,周总理在这4个月里,一星期难得有一两天能睡够8个小时,每天一睁眼就是工作,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他在工作上认真具体,同时又展现出极强的策略性和灵活性,他的思想精神,作风态度,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