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道术:庄子天下篇今读》
作者：喻中 著
ISBN：978-7-5764-1432-5
定价：66.00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权威作者
本书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内著名法理学家。
经典解读
本书为对《庄子·天下篇》的深入解读，作者以不同的视角对古文经典作出全新的解释，并引介多个历史时期的著名人物对《庄子·天下篇》的理解，内容精炼，鞭辟入里。
内容简介
《天下篇》全文共计三千余字，作为先秦时代的一个单篇，已经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文本了。从内容来看，《天下篇》先有一个概括性的“总论”，用以描绘“古之道术”的由来与全貌，及其破裂之后四散开来的全过程。接下来，逐一论述“古之道术”在庄子时代的承载者：一是墨翟、禽滑厘；二是宋钘、尹文；三是彭蒙、田骈、慎到；四是关尹、老聃；五是庄子；六是惠施。这就是庄子所见的学术思想版图。在汉代，司马谈把先秦学术思想分为六家；在庄子的眼里，先秦学术思想也是六家——或者应该反过来说，庄子的“六家论”在先，“司马谈殆闻其风而说者欤”。《天下篇》所蕴含的意蕴，是一个永远开放、历久弥新的阐释空间。作者此番今读，试图再现华夏民族的精神故园。
作者简介
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曾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著有《法理四篇》《法律地理学》《法家三期论》《论中国法的精神》《法学方法论》等。
自 序
一
《庄子·天下篇》描绘了华夏文明在上古时代的兴起与演变，堪称华夏文明初生之际的精神史、心灵史。《天下篇》元气淋漓，意境高远，法度严谨，既是通往先秦学术思想世界的津渡，也是打开先秦学术思想大门的钥匙，在同类性质的文献中，无出其右，无与伦比。
自先秦以降，与《天下篇》相关、相近、相似的文献，还有《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等。这些文献，在当时及后世，都曾受到高度的关注与普遍的重视，它们引起的回响，直至今日，依然不绝于耳。《天下篇》堪称这一类文献之滥觞，甚至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和作用，对此后的学术思想史写作，产生了潜在而深远的示范效应。譬如，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句话直接标举了“六家”之名，颇具启发性，影响也很大。然而，这种对先秦学术思想进行“分家处理、分类考察”的方式，却可以追溯至《天下篇》。
对于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与《天下篇》的关系，钱锺书在《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太史公自序》中有一个评论：“司马谈此篇以前，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者，荀况《非十二子》篇与庄周《天下篇》而已。荀门户见深，伐异而不存同，舍仲尼、子弓外，无不斥为‘欺惑愚众’，虽子思、孟轲亦勿免于‘非’‘罪’之诃焉。庄周推关尹、老聃者，而豁达大度，能见异量之美，故未尝非‘邹鲁之士’，称墨子曰‘才士’，许彭蒙、田骈、慎到曰：‘概乎皆尝有闻’；推一本以贯万殊，明异流之出同源。高瞩遍包，司马谈殆闻其风而说者欤。”
根据钱锺书的这段话，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效仿《天下篇》的结果。而且，钱锺书还比较了荀子的《非十二子》与庄子的《天下篇》，相互对照的结果表明，倘若要“以公心辨”，显然是荀不如庄。在钱锺书看来，荀子的《非十二子》，甚至都称不上是公允持平之论。因此，较之于荀子的《非十二子》，庄子的《天下篇》才是关于先秦学术思想的“高瞩遍包”之“概观”与“综论”。由此看来，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可以看作是遵循《天下篇》这个学术思想之范式而成就的“先秦学案”或“周末学案”。
《天下篇》确实称得上是先秦学术思想的枢纽。阅读《天下篇》，可以把握先秦学术思想的大略。比钱锺书更早的顾实，在1927年著有一篇《〈庄子·天下篇〉讲疏》，其“自序”开篇即称：“《庄子·天下篇》者，《庄子》书之叙篇，而周末人之学案也（旧日学案，今日学术史）。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著书之本旨，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之概要也。故凡今之治中国学术者，无不知重视《天下篇》，而认为当急先读破也。”这个说法是很中肯的。
比顾实年长五岁的梁启超有一篇《〈庄子·天下篇〉释义》，此篇成于1926年（此时距离梁启超辞世只剩三年）。在我所依据的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梁启超全集》中，在此篇题目之下，还标有“吴其昌笔记”之字样。据此可以推测，此篇应为梁启超学术演讲的记录稿。梁启超在这篇“释义”中认定：“批评先秦诸家学派之书，以此篇为最古。后此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及《解蔽篇》《天论篇》各数语，有《淮南子要略》末段，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附论各家，有《太史公自序》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有《汉书·艺文志》中之诸子略。《天下篇》不独以年代之古见贵而已，尤有两特色：一曰保存佚说最多，如宋钘、慎到、惠施、公孙龙等，或著作已佚，或所传者非真书，皆籍此篇以得窥其学说之梗概。二曰批评最精到且最公平，对于各家皆能撷其要点，而于其长短不相掩处，论断俱极平允，可作为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
像钱锺书一样，梁启超亦以“平允”称道《天下篇》。当然，梁启超以“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定位《天下篇》，自然也是“极平允”之“论断”。所谓“向导”，就好比今天的旅游景点的导游。打个比方，《天下篇》就相当于一份今日常见的“导游图”，它逐一指给你看，在先秦学术思想这个“智识景区”之内，有哪些关键性、代表性的“景点”，针对每一处重要的“景点”，它都有一个简介，还有一些极其精微的评论。一篇在手，关于先秦学术思想，你就会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整体印象。如果你是一个浮泛的观光者，你可以借此知道每一个“景点”之大概；如果你喜欢“深度游”，你可以由此走向一个广博而幽深的思想世界。
二
那么，这篇“导游图”是否出自庄子之手？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先秦时期的子书，虽然习惯于以某个人物的名字作为书名，但是，先秦子书基本上都不是书名中所标举的那个人“独著”的。书名中标举的那个人有可能只写了那本书中的一部分，但所占的比例又因人、因书而异。譬如，孟子其人所写的文字，在《孟子》其书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但是，管子其人所写的文字，在《管子》其书中，所占的比例可能就比较低，甚至很低。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常识。《庄子》一书也不例外。学界一般认为，《庄子》中的“内篇”可能确系庄子本人所著，但是，“外篇”与“杂篇”就很难说了，有可能不是庄子写的，这是很多人的看法。
具体到《天下篇》，它是不是庄子本人所著？则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学术难题，甚至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庄子其人就是《天下篇》的作者，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郭象、方以智、王夫之、姚鼐、王闿运、廖平、梁启超、钱基博，等等。他们提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理由是：除了庄子这样的顶尖级人物，其他人没有这样的思想高度，也没有这样的盖世才华。譬如，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写道：“《天下篇》当是庄子之自序。或云庄子之后学为之。然其评判诸家，见高而识远。文奥而义丰，恐非庄子莫能为也。其自序极亲切，如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熊十力看来，天下“见高而识远”之人，唯有庄子其人。在我们看来，恐怕也不尽然。试想天下之大，“见高而识远”者，或许不止庄子一人，有两人或三人，完全是可能的。还有人认为，《天下篇》即便不是庄子手写，也是庄子的学生写的。譬如，高亨的《〈庄子·天下篇〉笺证》就主张，“评述先秦诸子学说并予以有系统之分析之文章，当以此篇为最古”，“此篇未必是庄周自撰，然亦出于战国时道家庄周之徒之手”。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天下篇》不是庄子写的，代表人物有钱玄同、胡适，等等。他们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天下篇》中的一些观点与庄子的思想不大吻合。严灵峰专门著了一篇《〈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问题》，此文认为《天下篇》不是庄子写的，他通过比较详尽的考证，推定《天下篇》的作者有可能是荀子或荀子后学。这个结论也有很多问题，不一定站得住。试想，举出各种各样的材料，即使可以较好地展示《天下篇》的观点与《庄子》书中其他各篇的观点有差异，也很难证明《天下篇》就是荀子或荀子后学所著，甚至很难证明《天下篇》就不是庄子所著。其一，在庄子的著述生涯中，他的一些观点、表达完全可能发生变化，完全可能像梁启超那样，“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其二，《天下篇》中的一些观点、表达，跟《荀子》中的一些观点、表达，有一些相通之处，但这未必就可以证明，《天下篇》的作者是荀子或荀子学派中的人。
我的观点是，应当把《天下篇》作为庄子的作品来对待。我的理由是，《天下篇》就是《庄子》这部典籍中的一篇文献，可以代表庄子的观点。在当下，我们理解庄子这个人，通常只能以《庄子》这部书作为基本的素材，同时参考其他相关素材。这个时候的庄子，就是《庄子》这部书的作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庄子》这部书所阐述的观点的持有者。反之，如果一定要指出或坐实，《庄子》书中的哪些文字是庄子本人亲手写的，哪些文字是其他人的，这是不大可能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如果要发表一篇“学报体”论文，或者要出版一部个人学术著作，凡是引用他人的观点，无论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都必须注明出处。只有在这种“学术规范”的严格约束下，我们才可以勉强区分：在一篇学术论著中，哪些文字可以代表署名作者本人的观点；哪些文字是署名作者引用他人的原文或观点，这些被引用的原文或观点，有些可以代表这篇论著署名作者的观点，有些则可能是这篇论著的署名作者旨在批评的观点。但是，在先秦时代，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学术规范”。因而，针对先秦时代的子书，就不太可能把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中的这些文字与那些文字，斩钉截铁地切割开来，并且分别指出：某几篇、某几段、某几句是谁的原创——除非可以找到确凿可靠的证据。然而，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这样的证据即使能够找到一些，也很难达到“确凿可靠”的程度，大多数都只能像十力那样，仅仅是一种“自由心证”：如此“见高而识远”之作，除了庄子本人，谁能写得出？
譬如《孟子》这部书，一般都认为可以反映孟子本人的思想。但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却告诉我们：孟子见天下诸侯都不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于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这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孟子》其书，乃是孟子与他的学生们共同完成的，并非孟子个人的原创，而且，他们所述的居然还是“仲尼之意”，不是“孟轲之意”。而且，在后来的传抄、整理《孟子》的过程中，难免还有若干有意或无意的加工、改写、增删。但是，我们现在要研究孟子的思想，却只能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孟子》其书作为依据。
再譬如，梁启超1904年写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其中特别提到了管子的思想。梁启超1910年又写《管子传》，专门论述管子的思想。在这些论著中，梁启超只能以《管子》这部书作为主要的素材，来论述管子的思想。除此之外，他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拟制、还原的过程。我们现在所知的先秦诸子，在某些层面上，在某些细节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者持续不断地涂抹、塑造、复原而成的。我们现在所见的先秦子书，未必具有科学层面或客观层面上的真，但在文化、意义、逻辑、精神诸层面上，它们是真的，我们只能尊重这样的真，也必须尊重这样的真。如果不承认这样的真而彻底拒绝历史上的涂抹、塑造、复原，华夏文明的厚度与长度，就会因严酷的挤压而严重缩水。在这个意义上，基于这样一些理解，还得把《天下篇》中的文字，都归到庄子名下。这就是说，《天下篇》怎么说，就是庄子怎么说。
三
让我们再回到《天下篇》本身。这篇文献以“天下”作为篇名，从表面上看，跟全篇内容似乎不能完全对应，“天下”一词就是全篇正文开头的两个字。这种命名方式，我们在《论语》这样的典籍中，已经习以为常。
不过，细加体会，以“天下”作为篇名，与《论语》各篇的命名方式还不完全一样。“天下”毕竟还是一个意象饱满的概念。“天下”一语可以表明，此篇关注的对象乃是“天下”的学术，此篇是关于“天下学术”的概括与综述。同时，“天下”一语也有助于提醒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更加宽阔的“天下”视野，去思考普天之下的学术与思想。此外，“天下”一语还可以提示我们，有必要暂时放下个人的“前见”，要善于以超越的姿态，去理解天下的学术思想。
较之于先秦时期的其他诸子，庄子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超越。庄子等贵贱、齐生死。按照庄子自己的逻辑，甚至庄子与蝴蝶都可以相互混同——在那里翩翩起飞的，你以为只不过是一只蝴蝶，但很可能，它就是庄子本人；正在跟你对话的、正在给你讲天下学术思想的这个“他”（或“它”），反而可能只是一只蝴蝶。根据庄子在《天下篇》中的自述，庄子“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于是，他只好托诸“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作为篇名的“天下”，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任意驰骋的空间。
从篇幅来看，《天下篇》全文共计三千余字，作为先秦时代的一个单篇，已经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大的文本了——试比较一下，《老子》全书八十一章，总共才五千字左右。从内容来看，《天下篇》先有一个概括性的“总论”，用以描绘“古之道术”的由来与全貌，及其破裂之后四散开来的全过程。接下来，逐一论述“古之道术”在庄子时代的承载者：一是墨翟、禽滑厘；二是宋钘、尹文；三是彭蒙、田骈、慎到；四是关尹、老聃；五是庄子；六是惠施。这就是庄子旨在描绘的学术思想版图。如前所述，司马谈把先秦学术思想分为六家；在庄子的眼里，先秦学术思想也是六家——或者应该反过来说，庄子的“六家论”在先，“司马谈殆闻其风而说者欤”？虽然分类的标准不一样，但都是“六家论”，这是他们的共性。
无论是庄子的“六家论”，还是司马谈的“六家论”，都是既说“殊相”，也说“共相”。“殊相”见于他们关于各家的分论中，这里暂且不说，且俟本书正文的分解。关于“共相”，司马谈的著名论断是“务为治者也”，这就是说，先秦各家的学术思想，都是以“治”为核心的理论、学说，因此，如果要确指司马谈分述的“六家”，其共同的“要指”到底是什么，回答是：“务为治者也。”相比之下，《天下篇》的核心概念则是“古之道术”。庄子所分述的“六家”，都是“古之道术”在庄子时代的投射。就像“月映万川”这个词语所昭示的，“古之道术”就是那一轮仰之弥高的明月，它的星辉映照在万川之上，由此成就了百家之学。当然，这里的“万川”与“百家”都是虚指，“六家”才是实指。由于《天下篇》的主题就是：“古之道术”及其在庄子时代的“历史遗留物”，因此，我把我的这部读书笔记题名为“古之道术”，希望能够符合庄子本人的预期，希望能够得到庄子本人的认可。
在试图理解庄子所见的“古之道术”的过程中，我主要参考了近人及今人的若干论著。根据各位著者诞生的先后，这些论著主要有：章太炎（1869—1936年）的《庄子解诂·天下》，梁启超（1873—1929年）的《〈庄子·天下篇〉释义》，顾实（1878—1956年）的《〈庄子·天下篇〉讲疏》，马叙伦（1885—1970年）的《〈庄子·天下篇〉述义》，熊十力（1885—1968年）的《读经示要》，谭戒甫（1887—1974年）的《〈庄子·天下篇〉校释》，钱基博（1887—1957年）的《读〈庄子·天下篇〉疏记》，高亨（1900—1986年）的《〈庄子·天下篇〉笺证》，等等。当然也参考了清代郭庆藩（1844—1896年）的《庄子集释》，以及更为久远的西晋郭象（252—312年）注、初唐成玄英（608—669年）疏的《庄子注疏》，等等。
关于这些参考文献的具体出处，我在书后的“主要参考文献”中已逐一载明。在本书正文中，为了节省篇幅，避免过于烦琐，我在反复引用这些著作之际，不再逐一注明具体页码，仅仅指出这是谁的观点（绝大多数都是引用其原文，个别地方是引用其观点），这些原文或观点在相关著作的相应部分一查便知。在书后列举的“主要参考文献”之外，我还偶尔引用了其他一些文献，这些文献在本书的正文中，已经根据具体情况随文注明，在今天的信息条件下，这些文献都是很容易获取的。
现在，且让我们根据《天下篇》，一字一句地走向庄子所见的“古之道术”。走向“古之道术”的基本方式，也就是这部读书笔记的写作体例：庄子是怎么写的，前人是怎么讲的，我又是怎么读的。
关于《天下篇》，虽然前人已经说了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篇》所蕴含的意蕴，已经完全穷竭。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永远开放、历久弥新的阐释空间。只要种子不死，先秦学术思想就是说不尽的，《天下篇》更是道不完的。谨以这部《古之道术：庄子天下篇今读》，再现华夏民族的精神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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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自序 001
第一章 总论 001
第二章 墨翟、禽滑厘 034
第三章 宋钘、尹文 065
第四章 彭蒙、田骈、慎到 095
第五章 关尹、老聃 123
第六章 庄周 153
第七章 惠施 180
庄子天下篇原文 212
主要参考文献 217
后记 218
内容来源：第五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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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签发：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