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凌晨2点，承载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专列从涿县车站启动，驶向北平，中央机关进入北平的所有行动全部是周总理一手操办。
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也于几天前先行一步到达北平，进行保卫工作，毕竟那时的老蒋还呆在溪口老家，一直对我党虎视眈眈，进驻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安全自然是头等大事。
按照事前计划，搭载毛主席的专列从涿县一路不停车，直达北平清华园，即便身经百战的李克农已多次查验、清华园检查站部署保卫和备用转移工作，此刻的他也难免紧张。
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知为何火车比预计晚了一些，正当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时，毛主席的身影终是落在了清华园站内。
这一路甚是平安，那么我党领导人进入北平后去了哪里，日后众所周知的中南海又是怎么成为政府驻地的，又为何至今不挂牌匾呢？难道那时也是怕国民党特务破坏吗？
从香山到中南海
3月25日晚上，新华社就向全国人民播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胜利抵达北平的消息。
此时的中央机关代号为“劳动大学”，事前香山公安局也已做好安置“劳动大学”的一切“清理打扫”工作。
没错，当年山高林密的香山就是我党领导人“进京赶考”的第一站，其实早在1月北平解放前，关于我党落脚处就有颐和园、八大处、香山等几个备选，但经过李克农实地勘察，众人商议讨论后觉得香山是最合适的落脚点。
第一香山内有原北洋军阀时期熊希龄创建有三千多间房子的慈幼院，完全可以满足中央机关办公需要。
第二北平虽已解放，但据后期资料显示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有114个，职业特务8500多人，更不用说暗地里的英美国家的情报机构。
而香山位置偏僻，密林重重，非常适合防空部署，第三则是我党长期在农村工作，对于城市管理方面尚且需要一定时间的过渡，香山整体环境也比较理想。
因此香山的双清别墅就成为了毛主席和其他党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和居住地点。
然而半年后随着全国解放事业推进，许多工作都要到城里进行，香山在北平西郊，距离西直门20公里，来往实在很不方便。
这时有人提出要将中央机关迁移到中南海，中南海位于城市中心，与各界往来联系很方便，再加上它不用多建新工程，耗时短，费用少，其内有众多历史遗迹，也方便保护。
周总理就很是赞同这点，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也提议将党中央办公地挪到中南海，但毛主席却说中南海是皇帝住的地方，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绝不能住进去。
其实伟人作为中共领袖，不想把中央核心机关与封建王朝的皇宫禁苑联系在一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毕竟毛主席在发出向“北平迸发”的口号是“进京赶考”。
由此可见伟人是下定了决心要做出成绩，是要让老百姓看到共产党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风貌。
于是“搬不搬”这事被摆到了会议桌上，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党中央最终决定将中南海定为机关办公及首长住地。
接收中南海
其实中南海之所以没能在第一时间成为“落脚地”的原因是，那里经年失修，淤泥满湖，垃圾满地，一片荒芜破败之象，实在是无法下脚。
再加上打理中南海也需要时间，短时间内并不适合党中央入住，继而香山才成为了第一选择。
但叶剑英进入北平前，就专门嘱咐北平纠察总队司令员张明河要特别注意中南海这个地方，无独有偶周总理也十分关注中南海。
早在北平解放的当天晚上，他就在西柏坡召见了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申伯纯、周子健等人，要求他们速去北平，
齐燕铭自小在北京长大，从中国大学毕业，申伯纯是北京人，周子健又曾在北平读书，因此这几人为中央机关打前站，再合适不过。
他们刚到达北平，周总理就发来一份紧急电报，指示齐燕铭把中南海接收下来。
时间紧任务重，一行人赶紧坐着军管会的吉普车，马不停蹄直奔中南海，众人行至新华门，抬头一看门户大开，无人把守。
直至丰泽园下车后，唯见门廊立柱上，挂着个布满蜘蛛网的牌子“中南海公园管理处”，大家遍寻各所终于找到公园负责人。
齐燕铭便开门见山，表明来意：
“我们是北平军管会来接收中南海的先行小组，其他同志随后就到，麻烦找两副床板，今天我们的人就睡这了。”
齐燕铭
说完便交付对方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公文，交接完手续后，两位负责安保的同志便夜宿中南海，这头一晚上二人巡查期间便遇上了毛贼，由此可见当时北平治安状况之复杂。
经过几日勘察，先行小组已将各个住所的破损情况，环境特点一一记录在册，接着工作人员便开展一系列，清查房产面积、位置，家具，制定修缮计划，修复道路，恢复水电等琐碎工作。
期间周总理还数次利用工作之余，到中南海视察修缮情况，他在听完工作人员汇报后，特意嘱咐大家：
“中南海比较潮湿，一定要多注意房屋关键处的问题。”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心细如发，他关心工人生活方方面面，让大家如沐春风，后续地方部队和工人，技术员也来到中南海，大家齐心协力，日夜苦战。
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清除掉10万立方的淤泥，完成了湖床的清理任务，放入清澈山泉水，各处杂草也被清除干净，还种了一些松柏，冬青。
整个中南海终于重现它原有的生机，于是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从香山双清别墅移居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不久后党中央机关大部分也迁到了中南海。
值得一提的是，据管家吴连登回忆，毛主席在菊香书屋住了17年，他老人家都是交房租的，每个月要付49块6毛3分钱，除此之外还有水费，电费、洗澡费等。
就连伟人吃条从中南海捞上来的鱼都是吴连登付过钱的，因为毛主席说过：
“不能因为我住进了中南海，中南海的鱼我都可以随便吃，那是人民的鱼。”
这就是毛主席在平凡生活里的伟大之处。
领导人在中南海的生活
话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入住中南海后,很多首长、工作人员住所的家具、设施都是按需供应的，由于原先中南海仓库里还放着很多旧政权留下来的桌椅板凳，橱柜书架，但存放时间久远，大部分都要修修补补。
就连毛主席家里的书柜、办公桌还是国民党时期办公人员使用的，卫士李银桥见那桌子修修补补多次，就想给毛主席申请一个新桌子，但毛主席却说：
“书柜，桌子都能用，不用换，也无须想太多。”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椅子也是遗留物，他老人家一坐就是20年，眼见首长依旧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工作习惯，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党领导人在中南海期间，还发生过一些趣事，当时我们国家实行的是24级干部工资制，毛主席带头降薪，周总理，刘少奇和朱德等人也紧跟其后。
事实上中央领导人中，刘少奇和朱德的经济是比较“拮据”的，刘少奇同志家里有七八个孩子，妻子王光美资历浅，工资也不高，生活上难免捉襟见肘。
朱德老总年轻时得到兄弟资助读书参加革命，老总感恩手足相助，就把兄弟家里的孩子接来北京读书，五十年代那会一下子从老家来了十几个孩子，所有人的衣食住行算起来着实是笔不小的花费 。
有意思的是，朱老总当初还因为搬进中南海分房的事，与刘少奇同志产生了争议，原来，朱老总刚搬进中南海时，分到的是靠近西门的永福堂。
那是一座三间古式房屋的清代建筑，不仅光线昏暗屋里还有股怎么也散不去的霉味，刘少奇同志住的万子廊情况也差不多。
万子廊
于是1951年古建筑开始大修，为了适应党中央领导人的实际工作需要，又建造了一些新房屋，组织考虑到刘少奇和朱德现住房屋情况，便决定将二人迁移到西楼居住。
西楼是新建的两栋（甲栋、乙栋）灰色三层小楼，朱德老总看过房子后，便提出让刘少奇同志住在甲栋楼里，那里的建筑格式更利于开会工作。
但刘少奇同志却说甲栋位置安静，朱老总年纪大，家里人多，应该住宽敞些的房子，二人是互相谦让，谁也不肯搬进新屋。
直到戎马一生的朱老总发了火，声称如果刘少奇同志不住甲栋，他就不搬家时，刘少奇无奈这才搬了进去至此刘少奇和朱德成了邻居，大家相处得其乐融融。
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中南海里的领导人们也都是日理万机，他们的作息时间差不多都是要日夜颠倒，但大家也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谁都有精神疲累的时候。
因此除了工作以外，他们也会不定期地看场电影放松精神。
而中南海的西楼大厅每周三，周日会放电影，每人票价2角，无论你是首长，还是工作人员家属，统一票价无一例外。
那时西楼经常会放纪录片，周总理最喜欢看纪录片，但他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影片，他不光看本国的纪录片，更看外国的纪录片，是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
特别是在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登月的纪录片出来后，周总理自己先看过后，马上买票请各部部长和有关领导观看，他说：
“今天我邀请大家来看这部纪录片，就是希望大家了解世界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水平 ，看到他们，也就看到我们自己。作为领导人，我们也要重视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不能落后。”
这就是周总理的高瞻远瞩，正是由于他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我国才有了后来的“两弹一星”，极大增强了新中国捍卫独立和反侵略的能力。
中南海的牌匾
其实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许多部委党政机关，都在大门口挂了牌匾，但作为中央办公驻地中南海大门的新华门，却没有牌匾。
事实上齐燕铭曾经用中南海的木料，找人做过一个大牌匾，然后用大抓笔写下“中央人民政府”6个大字。
这块白底黑字的牌匾起初是放在新华门进门的影壁上的，后来影壁需要重新粉刷时，齐燕铭带着工作人员就准备将这块牌匾转移到新华门大门口正上方，恰好此时周总理路过，他沉思片刻后语气委婉道：
“我们是新中国，是人民的政府，要想着多为老百姓做事情，不能让人民望匾生畏。”
周总理觉得政府不应该在百姓面前过度威严，而是应该欢迎民众，接着在周总理的建议下，“中央人民政府”这块牌子便被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内。
毛主席也曾经多次书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其中他写得最好的条幅被选出，用木头刻成了红字在1961年，建党40周年那天，粘在了新华门的影壁之上，影壁的背面则是“艰苦朴素”4个大字。
这就是老一辈革命者崇高之处，他们是切切实实做到了，为人民服务，严格律己的崇高品质。
结语：
从中南海的这块牌匾上，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领导人们的可贵之处，他们没有官僚作风，永远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毛主席曾经说过，共产党和其所领导的队伍，是要彻底地为人民利益所工作，他老人家的一生也是扎扎实实贯彻了“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伟人的心中，人民是天，以此最大，人民是地，以此为本。
周总理也说，国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搞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他的一生更是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