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10月初，就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之际，周恩来收到了一封来自澳门的电报，信中称呼他为“恩来兄”。
而这位发件人就是当初背叛我党的叛徒，他此次来信是向周恩来表示自己想要重新入党的决心。
毛主席在看完这封信件后，沉吟片刻说道：“回来可以，但有个条件。”
那么这个大叛徒究竟是谁能够被如此重视呢？毛主席又提出了个什么条件呢？
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
他就是曾经投身共产党事业，却又一度迷失方向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他为人热情、直来直去但脾气火爆，故也得了个“包大炮”的绰号。
他从湖北第一师范毕业后，先后辗转两所学校任职，但做得都不长久，最终因故离职。
在现实的打击下，他陷入了迷茫。在这个时候，包惠僧接触到了新闻工作。他开始向《汉口新闻报》、《大汉报》等多家报馆投稿。
获得了外勤记者证，他的才华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也因此以稿费为生，过上了以笔为生的日子。
包惠僧以“雷”、“鸣”为笔名，用自己一颗赤诚之心，直击社会的黑暗与不公。
勇敢地揭露社会上的黑暗、不公和政治上的腐败，他从不作假，实话实说地报道。
他从不畏惧强权，实话实说地报道，勇敢地揭露社会上的腐败。而这也让他成为了某些人眼中的钉子，不久，他的稿件被取消，受到了打压。
包惠僧的脾气也上来了：好，你不让我发我偏要发。于是他又换了笔名继续他的投稿。
渐渐地，他发现政府与报刊相勾结，一些抨击社会的文章被限制，包惠僧只好来到了另一家通讯社。
而这家虽然待遇很好，但是这里就是一个帮人竞选议员的傀儡，他愤怒而无奈，选择了离开，之后便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开始工作。
对包惠僧早期革命影响最大的人无疑是陈独秀。在学校时，他曾听过陈独秀的课，深受其思想的熏陶。
在做新闻工作时，他又采访了陈独秀，两人共同探讨五四运动、封建旧观念和新思想等话题。
包惠僧向陈独秀请教了许多问题，从陈独秀身上找到了共鸣。他们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为包惠僧的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
1920年8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包惠僧也被推举为书记，组织也慢慢壮大，越来越多的革命青年也加入了进来。
1921年7月，陈独秀指定包惠僧为代表，参加中共一大会议，这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他信任的体现。
十三名优秀的革命人士相聚上海，在中共一大会议期间，包惠僧结识了毛泽东，两人一见如故，之后也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
当毛泽东因在湖南组织工人运动受到通缉而来到武汉时，包惠僧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
毛泽东在包惠僧家中住了十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共同探讨革命道路和理想信仰。这段时间的相处让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
而包惠僧与周恩来的相识则更早一些。当包惠僧还在做外勤记者时他就曾采访过周恩来。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包惠僧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开始了双重党籍的革命工作。
两个党之间的立场和观念都不相同，这也就导致了摩擦不断增大。1927年，国民党制造了反革命政变，形式也在不断恶化。
同年5月，国民革命军夏斗寅发动叛乱，攻打武汉，中央对包惠僧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质疑。
中央认为，包惠僧工作不力，在情报收集和汇报上显得过于疏忽，未能及时察觉并阻止夏斗寅的叛乱行动。
因此，中央对包惠僧作出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决定。对于这一处分，包惠僧内心充满了不满和不服。
张国焘
他觉得自己在国共合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其实仔细分析这次事件，不难发现包惠僧的处分并非完全无据可依。早在之前，包惠僧就看张国焘不顺眼。
他认为张国焘自私自利，搞小团体，对党的利益置若罔闻。这种紧张的关系使得包惠僧在关键时刻难以与张国焘形成有效的合作。
夏斗寅
当陈独秀写信给包惠僧，希望他能与张国焘一同对付夏斗寅时，包惠僧因为心中的隔阂，选择了沉默。
这一决策失误，无疑加剧了夏斗寅叛乱的严重性，也为自己招来了中央的严厉处分。
意志消沉，脱离共产党
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开始撤离南昌，而国民党这边也开始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士和革命群众。
包惠僧没有参加此次的行动，他在起义前患上了疟疾病倒了。周恩来专门来到了包惠僧所在地看望，并叮嘱他病好后要尽快撤离。
临走前还给了他一封介绍信和一些钱财。包惠僧因病在一个亲戚家休养了一个多月，他的身体渐渐康复，他乔装打扮打算回到家乡黄冈。
但这边的局势也十分紧张，之后辗转武汉、江苏、上海，每次都不能久留，每个地方的情况都非常糟糕。
包惠僧找不到党组织，而拖家带口的他开始渐渐被这种消极的情绪所笼罩，他多次辗转奔波让他看不到革命的未来，他也从之前的苦闷转到现在的消沉。
而他也决定脱离共产党，转头加入了国民党。1930年，包惠僧重新回到了武汉，蒋介石得知后，更是将他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军阶达到了国民党中将。
但这背后的真相是复杂的，蒋介石利用包惠僧曾在共产党工作的经历，现在转为国民党效力这一转变进行大肆炒作。
多家报纸纷纷刊登“共产党元老包惠僧弃暗投明”的大字标题。包惠僧在国民党的日子并不好过。
蒋介石并不完全信任这位曾经的“敌人”，给他的职位都是一些虚职，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他成为了一名空头的秘书，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兼职谋生。
包惠僧俨然成为了一名空头秘书，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找一些兼职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在1942年5月，包惠僧还曾去看望过陈独秀，两位老朋友再次相聚，话题自然离不开那些年的风风雨雨。他们相谈甚欢，时光也仿佛回到了那时候的岁月。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也逐渐明朗，他倚靠近20年的国民政府也随之倾倒，许多高官纷纷逃走，前往台湾或者移居海外，包惠僧也带着家人移居到了澳门。
“回来可以，有个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包惠僧也渐渐生出了重回共产党的想法。他为革命奔波半辈子了，且在共产党还有众多的朋友。
说到底自己是为党出过力的，虽然自己中途消极退党了。况且身处异地，他仍旧恋家，想念自己的故土。
于是，他下定决心，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希望重新入党，继续为国家效力。
1949年10月初的一天，周总理正在办公室里忙碌地处理着各种文件，这时工作人员送来了一封来自澳门的电报。
周总理打开一看，是包惠僧的来信。周总理也不好直接下定夺，便将这封信交给了毛主席，一同商议包惠僧的事宜。
毛主席接过信后，仔细阅读了包惠僧的来信，沉吟了片刻后说道：“回来可以，但有个条件。”
1949年11月29日，包惠僧怀着激动和期待的心情带着家人赶往了北京，抵达北京后，包惠僧稍作休息，第二天便被董必武热情地宴请了。
在饭桌前，包惠僧看到了曾经的朋友董必武，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愧疚之情。
他回想起抗战时期自己在国民党阵营中的日子，那时周恩来曾与他打招呼，但为了避嫌，他装作没看见的样子。
这也让董必武对他说：“你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这句话如同针一般扎在包惠僧的心头，让他深感愧疚。
董必武
12月25日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宴会，邀请了一二十个从海外归来的各界人士，包惠僧夫妇也在内。
宴会结束后，其他宾客纷纷散去，包惠僧却被周恩来总理留了下来。他们促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
周恩来总理面带微笑，但眼神中透露出严肃和认真，他对包惠僧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正是之前毛主席提到的那个条件，也是对包惠僧这位共产党元老级人物的特殊要求，他的过去的种种行为细节需要给党一个交代。
包惠僧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思自己的前半生，写出了一篇三万字的《思想总结》。
在这篇总结中，他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坦诚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痛斥自己立场的不坚定，同时也表达了对党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之后，包惠僧被安排在中央担任内务部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重要职务，继续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也走完了他的一生，于北京病逝。
结语
包惠僧的一生充满了复杂与曲折。在做新闻工作期间，不惧黑暗势力，勇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抨击社会的黑暗。即使被制约了也从不放弃。
在风雨飘摇的革命年代，他作为中共一大的代表，积极组织革命工作。根据党组织的命令开始了双重党籍的革命工作。
面对两党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不为外界所动摇。然而，包惠僧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
他也曾经历过挫折和失败，虽曾一度消极找不到方向，但他从不气馁和放弃。他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自己。
这种勇于面对失败、不断自我完善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韧性和毅力。
从包惠僧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学到要坚定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不为外界所动摇。
并且要善于思考和分析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判断。要勇于面对失败和挫折，不断自我完善和提升。
这些品质和精神，不仅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至关重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