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很多人来说，能考上复旦大学，肯定是人中翘楚 。
复旦大学虽然不如北京的三大校那么有名气，但也是很难考入的 ，而且学校在上海，对很多向往大上海的年轻来说，复旦犹如被神一般的光环笼罩着。
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当年考复旦大学没考上，她的成绩很好，高考前老师说她可以考人民大学那种，但是她的父亲依然建议她考复旦大学。
有一个来自湖南农村的男孩，经过复读，2007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的艺术系，学的是工业设计。
正当一家人憧憬着孩子命运得到改变的时候，在刚上大四的时候，他却从学校退学后，在家里闭门不出3年。
连吃饭也躺在床上吃，还经常骂母亲。
周围的乡亲，都知道这家有一个怪儿子：
本来考入了复旦大学，但大学还没毕业，却回到家里闭门不出，还经常打骂母亲。
那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谭伟明出生在湖南一个小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他还有一个弟弟。
父母没有什么文化，但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寄予厚望，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跳出农门。
谭伟明家在偏僻的农村，从小也没啥机会上什么兴趣班。
他自己喜欢画画，因为没有人指导，看到好看的画，他就跟着临摹。
他很喜欢画人物图，画得惟妙惟肖，很多同学都赞不绝口。
但他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都很一般，连中等都排不上。
而父母因为没多少文化，也没法辅导他，而且整天劳作，也没时间盯着他的学习。不过他还是考上了高中。
上高中后，他了解到，如果考艺术类院校，高考文化课的分数线比普通院校要低不少。
而且老师看了他画的画后，觉得他可以试试考美术相关专业。
他回家后，和父母商量，说自己以美术特长生参加高考，这样考大学的几率大一些。
父母也很支持他的想法。
然后，他对父母说：
“要以美术特长生参加高考，就得去校外参加美术的专业培训，学习素描这些。”
“学素描之类的，需要额外的费用。”
父母听了他说的话，安慰他说：
“别担心钱的事，我们来想办法。”
父母每次都准时地为他交美术培训费用，谭伟明要买颜料和画画的材料，只要开口，立马就掏给他。
谭伟明在画画方面，还是有一些天分的，虽然高中才接受美术的专业训练，但他很刻苦，进步很快。
高中毕业那一年，谭伟明将自己的目标定为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美术类高等院校。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谭伟明此时很有抱负，对于自己的美术才能也很有自信。
这一年，他的美术成绩过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分数线，但文化课成绩没达到中国美院的最低要求，无奈之下，他与心中的梦想失之交臂。
而他又不肯降低要求，去读普通一点的美术院校。他决定复读一年，重新参加高考。
2007年，高中复读后的谭伟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的艺术系，学的专业是工业设计。
与纯艺术类专业不同，这个专业毕业的学生在就业市场非常抢手。
谭伟明上了复旦大学后，他的父母又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那就是，大学的学费一年要2.8万元
4年下来，光是学费都超过了10万！
另外，艺术类专业，平时需要自己买颜料和一些材料，也是 一笔不小的开支。
而且 ，学艺术类的同学，很多都是家境优越，有些纯粹是为了兴趣而学的，不是为了就业。
这类同学在学校里，无论是吃穿用，都非常讲究。
有些同学家境很好，还经常自费出国，参加一些展览，以拓宽眼界。
谭伟明的家人，为了供他上大学，可以说是勒紧了裤带，将每一分可以节省下来的钱，都省下来。
就连他的弟弟，初中毕业时直接选择了辍学，因为知道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
第一年的学费是一家人东拼西凑才凑齐的。
为了供他上大学，父母和弟弟都在外面打工，但三个人因为文化程度低，找的都是比较底层的工作，收入也比较低。
三个人的收入加起来，还不到3000元。
其实 ，当时的大学已经有助学贷款等优惠政策，家境不好的同学可以申请免息贷款，等大学毕业后再偿还。
但是，谭伟明比较爱面子，他不愿意申请，担心自己被看不起。
从大二开始，父母实在一下子拿不出2.8万的学费，就让他先交一部分，让学校打个收据，等后面再慢慢补齐。
在谭伟明的父母看来，再苦再累也就是这几年，等儿子毕业后，一切都会好起来，
自从谭志明上了大学，父母和弟弟都是节衣缩食，吃的是最简单的饭菜，连件新衣服都没舍得买。
而谭伟明其实在大学里，内心也是压力重重的：
首先，他上学时比别人晚一年，加上复读，导致他的年龄在班里是最大的。
其二，他内心对原生家庭的贫寒非常自卑，有时，同学一句无意的玩笑，会让他觉得是针对他，看不起他。
其三，上海的消费很高，家境好的同学，周末会约着一起吃饭、游玩，但是他连学费都欠着，哪有钱出去玩？
其四，在大学里，他遇到了更多优秀的人，他曾经引以为傲的画画才能，在班级里并不突出。
种种因素，导致他变得自卑、不合群，独来独往、敏感、封闭自己。
因为刻意封闭自己，内心积压了很多负面情绪，他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而且非常易怒。
大一的时候情况还不明显，在很多同学眼里就是有一些内向，其他都很好，上课、绘画也很正常。
但是到了大二，谭伟明的成绩也下滑得很严重，每学期都有功课挂科。
而且，他的性情突然大变，脾气变得暴躁：
有时候在写生课上，大家都在安安静静的画画，而他猛地起身，狂砸饮水机，在他这个举动前，并没有任何征兆。
有时，会为了同学的一句话，与同学大吵起来。
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比较反常的行为：
保安经常发现他背着工具包，里面有管制刀具，在各个教学楼之间游荡。
保安提醒他下次不要将这些带入教学楼，但他还与保安吵了起来。
在保安眼里，他的异常举动有点让人担心，然后学校保安就找到了老师，反映了这个问题。
学校老师还接到同学的反映：
“在校园里，有一个雕塑，谭伟明看不惯，他就直接用另外的油漆，把那个雕塑给刷了。”
种种行为，校方推测谭伟明的精神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谭伟明刚上大四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学校通他的父母来学校一趟。
当时，谭伟明的父亲上班很忙，请不到假，是他的母亲来的复旦大学。
校方将谭伟明的情况委婉地告诉了谭母：
鉴于谭伟明的情况，建议谭伟明休学一年，等情况好转后，再回到学校。
学校会为他保留学籍。
当时，谭伟明是在校生，有大学生医保，可以在大学附属医院免费看病。
学校老师得知谭伟明的家庭情况后，师生还为他募集了5000元。
听到老师讲了自己儿子的情况，谭伟明的母亲只能在休学协议上签字，然后接受了那5000元。
本来，学校建议谭伟明就在上海治疗，可以享受医保待遇。
但是，谭伟明的母亲觉得在上海治疗就要住在上海，而在上海租房很贵，生活费用也比老家高出很多。
本来为了谭伟明上大学，家里已经借了一些债。经过仔细权衡，她和谭伟明的父亲商量，将谭伟明带回老家照顾。
谭伟明回到老家后，能吃能喝，饭量正常，从外表看，也没啥毛病。
吃完饭，就在房间里继续画画。
于是，谭伟明的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也没啥毛病啊，觉得可能是在学校里压力很大，回家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就医的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
谭伟明从小和父母交流就很少，父母被生活的重担压着，加上文化程度比较低，所以很少和儿子有互动。
他们觉得让孩子饭吃，有房子住，有学上，就很不错了。
所以，谭伟明回到老家后，闭门不出，他的父母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看见儿子在房间里画画，他们还觉得儿子是在钻研自己的专业，磨砺自己的画技，
说不定以后，他画的画很好，可以卖钱，或者当一个美术老师。
一年后，谭伟明的情况没有改善，他没能返回学校继续学业。
而且，谭伟明从不出自己的卧室门，连吃饭都是母亲从门缝里递进去。
他没有任何交际圈子，家里来了亲戚或者客人，他都不出来。
亲戚想进来和他聊几句，他也不开门。即使是母亲来劝他，他也无动于衷。
母亲为了 照顾他，没有再出去打工，每天给他做饭、洗衣服。
有时母亲劝他与亲友交流几句，去走走亲戚，他就用恶毒的言语骂母亲：
你这个“蠢 货”、“蠢猪”，你根本不懂我！
而且，严重时他还会动手打人。
父母感觉他的异常后，说带他去医院看看，但他死活不愿意去，还说自己根本没病。
三年下来，让一家人痛苦不堪。
当初谭伟明考上复旦大学时，父母以为供儿子上完大学，生活就有了奔头，等儿子 大学毕业，就会赚大把的钞票，到时一家人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没想到儿子读了三年大学，还没毕业，就被学校通知办理休学。
被逼得没办法，谭伟明的母亲向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发出求助，希望他们能帮帮自己的孩子。
然后，记者来到了谭伟明位于偏僻山村的家里。
谭伟明家里的房子比较旧，看得出一家人的生活状况不是很好。
电视台特意派了一个很随和、很会做心理工作的记者。
记者一行人到了谭家后，在客厅等了很久。后来才在谭妈妈的带领下走进了谭伟明的房间。
见到记者走进来，谭伟明没有任何反应，依然躺在床上，一如既往地盯着天花板，也不说话。
地面上乱七八糟地摆放了很多绘画。
谭母弯腰一张一张捡起来，对记者说：
“这些都是我儿子画的，他平时待在房间里就是画画。”
记者看了那些画作，觉得画得挺不错的，正想夸奖两句。
没想，谭伟明躺在床上，开始发火了，抱怨母亲为什么将别人带进来，还用极尽难听的话语斥骂自己的母亲是“蠢猪”。
记者见此情景，就对谭妈妈说，他想单独和谭伟明谈谈。
谭妈妈出去后，谭伟明最初也不搭理记者，还是记者像朋友一样拉家常，说：
“我曾经也很喜欢画画，画画的时候我觉得会忘记时间的流淌，
可惜我画得没你好。”
然后，记者继续开导道：
“你画得这么好，呆着这里不出门，实在太浪费才能了。”
然后顺着这个话题，记者问他为什么待在卧室里不愿意起床。
他说他不肯起床的原因是：“卫星跟踪的问题，”
他觉得自己 24小时都被不明卫星监控，他能感受卫星发出的脉冲伤害他。
“它总是跟着我，我能感应到。”
还说，因为这个，自己整整三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在亲友看来，他20多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待在家里大门不出，还要母亲伺候，是啃老。
他啥都不干，吃现成的，穿现成的，生活太享受了。
但是谁能想到，他其实内心也是备受煎熬，这种煎熬，是精神方面的。
记者继续开导他，也许戴一个帽子会感觉好一点。
于是，谭伟明戴上了帽子，但他依然大声喊着：
有人在监视我！不管我在哪里、无论做什么，永远都逃不开这个监控。
记者于是岔开话题，让他精神放松下来。
后来，记者说自己曾经也有过生病的经历，开始也很害怕上医院，后来去了医院后，发现医生其实很和蔼，还帮自己治好了病。
记者对谭伟明说： 你画画其实也是在反复尝试，希望找到那种美感，同样的道理，你可以上医院试一试。
记者当天离开时，和谭伟明沟通好，第二天带他去医院。
当时，谭伟明也答应了。
第二天，谭伟明起了个早，洗漱、吃早饭后，叮嘱父母给他带上画板和画架，态度也变得温和了很多。
记者来的时候，正准备出发去医院，快出发之前，他趁着大家不注意又撒腿就跑。
众人赶紧追赶，追上他后，他的母亲一把紧紧抱住了他。
谭伟明准备拿起边上的凳子向母亲砸去，幸好被众人拉住了。不然这个板凳要是砸到人，那不是好受的。
他见打不成母亲，他又开始用恶毒的语言咒骂母亲：
“你这个蠢货！都是你，都是你害了我。”
旁边的亲戚也说，不止一次，见到他打自己的母亲。
一群人好不容易将他带到医院。
到了医院门口，他依然不肯跨进医院，想回家，还说：
“我不去，我没病。”
在众人的推拉下，他来到了医生办公室。
医生通过和他交谈和医院的鉴定，确诊谭伟明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谭伟明的父母得知这一情况后，老泪纵横，内心无比辛酸。
在农村人看来 ，这个病，就是精神病。他们此前对这个儿子寄予了厚望，没想到结果却是怎样。
这意味着儿子无法正常工作，还需要专门照顾，这对贫穷的家庭来说，更加雪上加霜。
自己好端端的儿子，怎么会上了三年大学，回来就是精神分裂症？
谭伟明的母亲想起来了，当时去学校里签协议，老师说谭伟明的精神可能有些问题，建议去医院进一步诊断。
但是，当时她没太在意这句话，认为儿子能吃能喝，还能画画，应该没啥毛病。
主要是经济太拮据，实在拿不出钱来治病。
谭伟明还有一个弟弟，将来也要结婚，在农村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她悔不当初，如果当初重视学校老师的建议，即使在上海治疗，那么，儿子的病情应该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许恢复正常了，继续回到学校完成学业。
谭伟明在上大学前，无论是在亲友眼里，还是在同学眼里，他都还是比较正常的。
即使是大一，他除了内向，不爱交流，也没有太大的异常。
但是到了大二，他突然性情大变，暴躁易怒，还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
但是，父母因为家乡的闭塞，经济的拮据，以及长期疏于与孩子的沟通，导致他的病情一再地加重。
人其实本质是群居动物，需要与人交往、交流，人在内心深处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希望自己对他人是有价值的。
而且，社会的分工，也需要人相互合作，毕竟个体的力量非常薄弱。
我们每一天的各种生活需求，从吃的蔬菜、水果，到用的手机、电脑、住的房子，都是在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
这便是为什么大企业招人的时候，非常重视团队合作精神。
有人说 ，是家境的贫寒导致了谭伟明的内向，让他不能融于大学的同学里。
其实 ，家境的贫穷，只是一个外在因素，不少大学生都是靠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完成大学的，后来找到了好的工作，让自己和家人的命运都得到改变。
香港的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共有兄弟姐妹九人，父亲就是个底层劳动者，小时候非常穷。
但他非常刻苦，学习成绩很好，待在一群富家子弟的同学里，他毫不自卑，而是化压力为动力，专心在学习上，后来他考上了港大，也是靠资助才完成大学的。
外在因素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关键是要一颗强大的内心，以及自己对外界事物的正确认知。
谭伟明的问题在于：他接受不了理想和现实碰撞之后的改变，没有把压力变成动力，无法走出自己内心的恶魔。
他一直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走出去面对现实。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近年来有发布过中国国民心理健康的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2019-2020年，中国青少年抑郁率为24.6%。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很多家境优越的孩子，也出现了抑郁症状。
如今的社会，在快速的分层，形成不同的圈子。有句话是“圈子不同，不必强融”。
当发现自己不能融于某些圈子时，其实不必懊丧感觉自卑，而是积极做好自己能做的，化压力为动力，去结交能理解自己、正能量的朋友。
当你实力慢慢变强大，曾经看不起你的人，也会对你另眼相看，也许还会主动来结交你。
另外这个例子还告诉大家：
不要刻意封闭自己，要多结交兴趣相投、正能量的朋友。
另外，当情绪低落时，更要勇敢地走出去，去亲近大自然，与理解自己的人坦露心声，从而化解负面情绪，轻装上阵，迎接新的一天。
父母除了关心孩子的物质生活外，还要尽量多与子女交流，关心他们内在世界的变化，
必要时及早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