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潘汉年案件”爆发，许多与潘汉年有关系的人都被逮捕接受审查，其中就有一位时年六十四岁的老人。
按照流程，公安机关需要对每一个被捕人员进行审问，这位老人自然也不例外，然而面对审问，老人却始终一言不发。
起初，办案人员还以为老人是在作心理抵赖，便严厉地警告了他，可一连几次警告过后，老人依旧无动于衷。
就在办案人员打算择日再审时，老人终于开口了，然而这一开口直接让在场众人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反应过来：
“我不是特务，我是地下党员，还曾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年少立远志，为理想光荣入党
这名老人名叫董健吾，被捕时只是一名再也普通不过的花甲老人，在上海做着推拿的活计，然而年轻时的他，是一名怀抱无限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
年少时的董健吾生活在清末时期的中国，清廷的腐败、列强的恶行、百姓的不堪，这些都被他看在眼中，尽管此时的董健吾年纪还小，但他的心里却已经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董健吾本名“守清”，是他的祖母为他取的，“健吾”这个名字是他长大后自己改的。
之所以改名字，是因为董健吾觉得“守清”有着“守卫满清”之意，而自己则是一个怀抱革命理想的人，却用着“守清”的名字，怎么看都不合适，于是他便为自己改了这个名字。
22岁时，董健吾考入了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由教会创办的学校，除了一些基本的课程外，还开设有神学等教会学科，董健吾入学后便是主修神学。
在圣约翰大学里，董健吾结识了一批青年人杰，这些人杰有不少都是后来的大人物，比如宋子文、顾维钧等等，而与他们的相识，也影响了董健吾的人生轨迹。
不仅如此，董健吾还受到校长卜舫济的赏识，因为他在学校里非常活跃，经常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再加上在专业上的努力刻苦，使得校长对他青睐有加。
在那段时间里，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校长卜舫济和董健吾一起在校园内散步，两人相聊甚欢，宛若一对多年密友。
遗憾的是，董健吾和校长的这段忘年交并没有持续很久，而让两人分道扬镳的，是1925年那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初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群情激昂，许多地区的学生纷纷自发走上街头抗议，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们也是如此，董健吾自然也在其中。
然而校长卜舫济却担心学生活动会给学校招来祸端，便亲自找到董健吾，希望他能够劝说学生们停止爱国活动。
对于校长的请求，董健吾坚定地拒绝道：
“帝国主义的恶行，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安全，作为一名中国人，我理应站出来为人民发声呐喊，请恕我不能答应您的要求！”
拒绝校长后，董健吾还带领学生，亲手将圣约翰大学校内的美国国旗降下，随后升起一面中国国旗。
此事过后，董健吾和校长卜舫济也彻底决裂，不仅如此，他还被开除了学籍，董健吾因此无法继续留在学校，只能在上海圣彼得教堂内担任牧师。
作为学生，董健吾有着一腔爱国热血；作为牧师，董健吾同样如此，并且还因为牧师的职业，与我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走上了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生涯。
圣彼得教堂内，董健吾继续发挥着他的长处，积极的态度和专业的素养，让他深受教众的喜爱，以至于冯玉祥都听闻了他的名声。
浦化人（左）
不久后，冯玉祥让人将董健吾请到部队中布道，这个中间人名为浦化人，是董健吾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除此之外，浦化人还有一重身份——共产党员。
董健吾进入冯玉祥部队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因此有不少共产党员也在部队中任职，董健吾也因此结识了一批我党人士。
比如担任冯玉祥部队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他和浦化人就是后来董健吾入党的介绍人。
1927年，震惊国内的“四一二事件”发生后，董健吾顿时看清了老蒋的真实面目，加之这期间和浦化人和刘伯坚等人的交流，使得他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这年年底，经由浦、刘二人介绍，董健吾正式入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此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
创办幼稚园，为同志抚养子女
董健吾入党后，组织决定安排他加入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组织考虑到教堂作为有着特殊意义的场所，会接待许多各行各业的人，其中不乏政商界的大人物。
圣彼得教堂
而董健吾正好可以利用牧师的职业来接触更多的人，对于搜集情报很有帮助。
当陈赓将这个决定告知董健吾时，董健吾很是惊讶，因为他从未有过情报方面的工作经验，好在陈赓几次劝说后，他这才没有推脱。
起初，董健吾以为由于自己没有什么经验，应该不会接到比较重要的任务，然而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后，却久久无法稳住心神。
那是在1930年的11月，陈赓找到董健吾，要求他利用牧师的身份创办一个幼稚园，专门用来收养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领导人的子女。
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陈赓还告知董健吾，即将被收养的孩子中，有不少都是中央领导人的子女。
除此之外，陈赓还特别嘱咐了一句：
陈赓
“现在革命正处于关键时期，组织无法支持你太多经费，所以你还得想办法解决经费。”
如此重要的任务，容不得半点马虎，那天夜里，董健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因为他几乎没有半点头绪。
为了顺利完成幼稚园的筹建，董健吾开始在教堂内募捐，但仅凭募捐得到的钱根本不足以支持创办幼稚园，不得已之下，董健吾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变卖家产。
董健吾在老家青浦有着几十亩的田地，这是他的祖母沈氏留给他的，将田地卖掉后，董健吾方才凑够了经费。
随后，他从同僚那里租来了两间位于如今江宁路的库房，简单收拾一番后，幼稚园便匆匆开张了。
董健吾将幼稚园起名为“大同幼稚园”，而且为了不被人发现，他还特地请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匾额悬挂在大门处。
大同幼稚园旧址
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他人以为这家幼稚园隶属于国民党，从而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
幼稚园成立不久后，陈赓便送来了第一批孩子，这批孩子中有不少烈士遗孤和领导人的子女，比如蔡和森的儿子、李立三的女儿以及挥代英的女儿等等。
送来幼稚园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的父母都为革命事业付出了生命，独留他们生活在世上，而董健吾则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因此，董健吾对待孩子们无微不至，甚至可以说是视如己出，在那段时间里，他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孩子们的身上，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任务，更是董健吾对革命先烈们的敬重。
1931年春节刚过，毛主席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被陈赓送到了幼稚园，董健吾也接过了抚养毛氏三兄弟的重担。
大同幼稚园师生合影，后排：毛岸英（左一）、毛岸青（右一）、毛岸龙（右二）
到这个时候，大同幼稚园内已经有三十多个孩子，仅凭董健吾一人自然无法承担起照顾的重担，因此组织精心挑选了几名保育员送到幼稚园，和董健吾一起抚养孩子，然而不幸还是发生了。
就在毛氏三兄弟被送到幼稚园的几个月后，最小的毛岸龙患上了腹泻型口痢疾。
董健吾急忙将他送到广慈医院救治，尽管医生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最终还是没能挽回毛岸龙的生命，他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四岁的年华里。
毛岸龙的夭折让董健吾痛不欲生，看着怀中年幼的孩子慢慢停止呼吸，董健吾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将这世间最后一分温度留给小小的岸龙……
毛岸龙夭折了，可是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1932年，我党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叛变事件——顾顺章叛变投敌！
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的手中，掌握着我党众多的机密，其中就包括大同幼稚园的信息，而且上海地下党组织在他叛变后，立刻遭受到了堪称毁灭性的打击，眼看下一个遭难的就是幼稚园。
为了保护革命先烈和领导人的子女，组织毅然决定立刻就地解散大同幼稚园，三十几个孩子绝大部分都被紧急转移到安全地带，唯独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依然留在了董健吾的身边，由他继续抚养照顾。
此后几年里，董健吾带着两兄弟艰难地生活着，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董健吾将两兄弟送到了自己的前妻家中，和自己的儿子一同生活。
由于董健吾一家本就生活得较为清贫，两兄弟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又增添了一份重担，可董健吾一声不响，硬是用他那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支撑整个家庭的责任，始终不曾有过半句怨言。
从1931年到1936年这五年里，董健吾辛苦抚养着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因为此时两兄弟的年龄都在十岁上下，所以这段经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岸英、毛岸青
后来长大成人的毛岸青回忆起在董健吾家中生活的那段岁月时，泛红的眼神中流露出浓浓的思念：
“那几年我记得很清楚，董伯伯对我们很好，这份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
时间来到1936年，董健吾按照上级的指示前往苏区，在返程途中经过西安，在此处他见到了张学良。
曾经，董健吾和张学良也有过一段交集，两人因网球和古玩结缘，还留下了一桩美谈，自那以后两人便成为了好友，多年以来天各一方不曾联系，如今再度相见，两人心中难免一阵激动。
闲聊叙旧时，董健吾向张学良说道：
“我收养了两个孩子，他们都是革命同志的后代，现在我想将他们送到国外上学，不知能否帮个忙？”
张学良
这样的事情对于张学良来说再也容易不过了，他当即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毛岸英和毛岸青在张学良的操办下，跟随李杜将军出了国。
之后，两兄弟又从巴黎辗转到前苏联，最后前往莫斯科求学深造。
至此，董健吾总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当年陈赓交给他的任务，如今终于可以“交差”了。
如断线风筝，为革命隐忍奋斗
送走毛岸英和毛岸青两兄弟不久后，抗日战争便爆发了。
淞沪抗战失败后，日寇的铁蹄踏进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汪精卫勾结日寇陷害国人，使得上海地下党也受到了严重打击，许多同志被迫撤出上海，转移到其他地区继续活动，董健吾也必须重新做打算。
汪精卫
在那段时间里，组织和董健吾的联系人更换得十分频繁，差不多每几天就会换一个联系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潘汉年便是其中的一个联系人。
这天，董健吾和潘汉年取得联系，随后按照指示关闭了联络点并辞去了牧师的工作，转而以卧底的身份进入汪伪政府的中央警官学校做起了教员。
可在那种紧张的局势下，谁也无法保证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潘汉年在一次调动后，便与董健吾失去了联系，这也使得董健吾被迫只能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孤身在敌人的阵营中继续作战。
此后，董健吾便默默地潜伏在中央警官学校，等待着重新和组织取得联系的那一天，这期间他多次利用职务之便，营救被敌人抓捕的同志，直到抗战结束。
1945年底，董健吾还没来得及和组织恢复联系，解放战争便打响了，董健吾想到自己或许可以继续在暗中帮助我党进行活动，便搁置了和组织联系的脚步。
解放战争
此后几年，董健吾继续在暗中奔走，先后营救了数位同志，并且还在解放战争即将迎来胜利时，前往苏州说服驻扎在该地的国民政府军队起义，为后来上海的顺利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才总算停下了奔波的脚步，他和妻子回到上海，做起了推拿的生意，夫妻俩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如果董健吾在此时主动联系组织，以他的功劳至少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然而他没有，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初年少时的他心里的那颗革命种子：为中国的未来奋斗！
就这样，董健吾和妻子度过了几年的平静生活，直到1955年的4月，潘汉年因在抗战时期和汪精卫有联系而被审查，就此引发了牵连甚广的“潘汉年案件”。
许多和潘汉年有联系的人都被审查，董健吾作为受潘汉年指示而潜入到汪伪政府的同志，自然也在其中。
潘汉年
虽然建国后董健吾并未主动和组织联系，但是他也没有改名换姓，而是一直使用的本名，因此在潘汉年的“交代”下，公安机关很快便找到了董健吾。
接下来发生的便是开头的一幕，面对审查，董健吾并未立刻亮明真实身份，直到最后无可奈何时才选择道出当年真相，这才使得董健吾和大同幼稚园这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浮出水面。
在和中央有关人员确认之后，董健吾立刻就被释放，之后的他还是和往常一样，在上海和妻子做着推拿的生意，过着平静的生活。
1961年初，董健吾的老友陈赓前来探望他，多年未见的两人喜极而泣，紧紧相拥……
闲谈过后，陈赓带来了中央的指示：委任董健吾同志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一职。
尽管此时的董健吾已经七十岁高龄，但一想到是组织的要求，也是国家的需要，董健吾没有多想便答应了下来。
董健吾
人生最后的几年里，董健吾不幸罹患胃癌，即便是在疾病缠身之时，他也依然心系百姓，然而他实在是病得太重了，重到连简单的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1970年12月25日，在距离新年只剩七天时，董健吾停止了呼吸，他的生命停止在了七十九岁。
一位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并做出卓越的历史性贡献的同志，在这一刻永远地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