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一天，一个女人坐在椅子上，面色不安地朝眼前一个干部打扮的中年男人说道：
“眼下时雨深受陈公博重用，最近还当上了警察局司法处处长，身边巴结讨好他的人众多，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就怕组织会误会他。”
许建国
这位干部叫许建国，政府中央党委书记，女人叫孙静云。
此番北上汇报，孙静云带着两个任务，一是汇报丈夫李时雨收集的汪伪政府的珍贵情报，二便是为丈夫的卧底工作求个心安。
得知夫妻二人内心竟如此不安，许建国笑道：
“孙静云同志，你们夫妻二人的担忧实在多虑，你回去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
得到了组织肯定，李时雨原本忐忑的内心瞬间平静下来，回想起自己刚开始做卧底时，竟已经是9年前了。
李时雨
从东北军最普通的办事员，一路混到如今党、政、军、警几个处长大权于一身，并深受陈公博器重，李时雨知道，为了我党胜利，这还远远不够，只有混得够高，才能触及敌人更多核心机密，才能为我党传递更多情报。
日军铁蹄下的光芒
1934年，刚从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毕业的李时雨，先是找上了在省立一中补习班时的同窗好友张学孟，请求他帮忙给自己推荐个工作，但这可不是真要找工作，而是李时雨卧底之行的第一步。
当时的张学孟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在他的举荐下，李时雨成功打入东北军。
1935年，李时雨随东北军抵达西安，进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但好景不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内部矛盾迭出，局势混乱起来。
西安事变老照片
不久，就宣布整编改组，很多官员遭到裁撤，李时雨意识到无法再继续东北军的工作，于是决定去北平找于毅夫。
不料刚到天津准备转车去往北平的路上，日军就发动了“七七事变”，随即攻占了天津，李时雨一时滞留不前。
但天无绝人之路，李时雨联系上好友于炳然，在他的安排下，与当时天津中共秘密组织的负责人何松亭见上了面，李时雨随即被安排在天津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37年，李时雨攀上当时在天津一个治安维持会当总务科长的前同事吴光弼，这位吴科长所效力的单位，是由日本扶持的。
在吴光弼的举荐下，李时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
靠着这层身份，李时雨的行动方便起来，后来他又想办法得到了一张日本特务机关批发的通行证，自此常常为我党传递书信和物品。
当时延安前线需要一批电台机械和马达，党工作人员将这批设备拆成了三个箱子分装，李时雨先是借用法院的车，将两个箱子放在了自己办公室。
在运送第三个箱子时，为了不引人怀疑，李时雨选择乘坐三轮车，但抵达“法国桥”时，日军不准三轮车通行，没办法，李时雨只好下车步行。
那是一个下雨的清晨，日军的看守也没有松懈半分，李时雨一手高举通行证，一手拎着箱子，强忍着神色，淡定地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成功通行，这批设备最后成功送出天津，极大缓解了前线的联络压力。
在天津期间，李时雨还成功解救了我党一位成员——冯骥。
当时冯骥被收押在天津看守所，负责审理此案的正是天津高等法院，得到解救任务后，李时雨经过思索，脑子里立即有了计划。
天津老照片
他先是找机会悄悄拿到了冯骥的档案，把所有资料焚烧一空，后又想办法去到看守所里见了冯骥一面，跟他说：
“没有资料就没有办法定罪，唯一棘手的就是有一项对你通共的指控，开庭时无论说什么，你都一口咬死自己是被污蔑的，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
开庭当天，因为缺失资料，冯骥也对通共一事矢口否认，很快他就被宣布无罪释放。
后来，何松亭问李时雨计划为何进行得如此顺利时，李时雨才狡猾一笑，说出另一故事。
为了保证计划的最后成功，他谎称冯骥是自己的同学，因为和仇人打架才被诬陷进了看守所，背地里将审理冯骥案的相关人员一一活络疏通遍，如此才万无一失。
何松亭听完后，赞道：“如此通透，其路远矣。”
何松亭
1939年，汪精卫卖国求荣，建立伪政权，专为日本办事，得知他将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时雨伪装成国民党的北方代表，随船从天津去往上海，成功混入了大会。
也是这场会议，李时雨的命运走向再次迎来新机遇。
会议之后，李时雨返回天津，将会上了解到的情况详细汇报给了党组织，9月初，伪国民党中执常委会决定成立北方党务办事处，任命李时雨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1月，李时雨同其他地区常委受到汪精卫的接见。
汪精卫在抗日一事，心境一直怯弱害怕，在这些地区常委面前，他大谈与日本合作的好处，李时雨听得气愤，但面上不显，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汪精卫
因为李时雨精通法律，又有法院工作的背景，汪精卫对他肯定有加，不久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发布了立法委员名单，李时雨的名字赫然在列。
当时，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李时雨需要前往南京赴职。
这一去，便将彻底进入敌人的腹地，凶险程度可想而知，但这也意味着能获得更多敌人的情报，李时雨没有犹豫，毅然只身前往南京报到。
南京之行，李时雨的谋略和手腕得到了更加充分地展现，一去，他就得到一个位高权重之人的青睐。
汪伪政权中的眼睛
初入南京之时，每每开会，李时雨的发言总是针砭时弊，直击要点，几次下来，居坐领导席的一个男人，便将李时雨请去了自己办公室。
此人便是陈公博，身为汪伪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其权势和地位仅次于汪精卫。
陈公博
得了陈公博青睐，李时雨身价水涨船高，红极一时，很多人来与他结交，李时雨左右逢源，纵横在各种人物之间，获取了大量的情报。
1940年，由于前任上海市长遭刺杀，陈公博兼任市长一职，他对李时雨更加重用。
同年11月，孙静云从天津搬至南京，表面上，这是李时雨向陈公博表示自己一家完全效忠，实际上却是，随着职务的变高，盯着李时雨的眼睛也越来越多，妻子的到来，正是来缓解他传送情报的压力。
这之后，孙静云便成为了李时雨的送信员，丈夫在敌营搜集情报，她便往返于天津和南京两地传递情报，夫妻二人配合天衣无缝。
1940年到1944年之间，李时雨兼任过许多职位，从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清乡委员会第四处处长、司法处长等职，利用各种各样的身份，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情报，还因为提前知道汪伪的动向，数次瓦解了日军的行动。
当时，日军准备对新四军进行“清剿”，因为李时雨的提前通知，每当日军和保安队浩浩荡荡地行动时，新四军便提前转移，让敌人扑了个空，极大保存了我军实力。
1944年，汪精卫病亡，陈公博任南京伪政权行政院院长、代理主席，其当时手下很多官员都被调离，但李时雨却在周佛海的推荐下被留了下来，继续担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
周佛海时任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摇身一变就成了李时雨的顶头上司，由于李时雨出色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周佛海也早就注意到了他，如今才将人拉拢至自己麾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陈公博很快被抓被判，但周佛海因为早期与蒋介石关系甚密，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周佛海留在了上海维持治安，李时雨也在周佛海的推荐下，被指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副处长。
周佛海
而就是在这混乱之际，李时雨也没有停下行动，闷声干了好几件大事。
国民党接收上海后，开始向各地输送新式武器，当时李时雨侦察到一条消息：伪保安队刘铁城接收了一批武器，准备调离上海，开往常州一带。
他赶紧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上面，我军快速反应，埋伏在刘铁城队伍的必经之路上，直接打了个对方措手不及，截下了大批武器。
李时雨还趁乱，为我军捞到一批手枪和子弹，安排同伴张执一悄悄送出了上海。
当时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弟弟杨树田被收押在提篮桥监狱，李时雨得知情况后，和同学范纪曼毅然前往虎穴救人。
范纪曼假冒重庆方面的高层，李时雨谎称这是与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共同行事，在两人的通力合作下，最终将杨树田成功救出。
李时雨游走敌营多年未曾暴露，离不开他胆大心细的作风和审时度势的智慧，在数次转折关口，他都抓住了机会。
上海军统的窃听器
1945年10月，蒋介石政府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戴笠率队乘虚而入，开始接收上海。
戴笠一抵达，就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肃奸”，而这个奸，正是指曾经汪伪政权下的亲日之徒，作为曾经的红人，李时雨的处境微妙起来。
但命运再次站在了李时雨这边，一个名叫余祥琴的人，从浙江来到上海，主动找上李时雨。
李时雨同此人勉强算得上昔日同事，但当时合作，余祥琴的身份是律师，如今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军统特务。
军统特务
他向李时雨抛出了橄榄枝，想利用李时雨副处长的身份，策反拉拢警员，作为条件，他可以安排李时雨进入军统工作。
李时雨欣然接受这场交易，一开始他是在余祥琴手下进行审理汉奸的工作，直到在一场饭局上，遇上了戴笠。
戴笠对李时雨的经历很感兴趣，得知他潜伏在汪伪政权下为抗日传送了大量情报，很是满意，不久，戴笠亲自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军统在当时的上海地位极其重要，国民党在攻占上海前，所有重要指示都是直接传达给军统，李时雨得以获取了众多情报。
每天上班，他就偷偷把各项重要指示摘录下来，下班后交给孙静云，再由孙静云传给张执一，通过电报传送给延安。
1946年，国共两党局势越发焦灼，国民党对于间谍的抓捕力度也日益加强。
变故突如其来，军统特务在审问汉奸时，无意中得知日本宪兵队曾经破获过天津地下党组织，而李时雨与其有牵连，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就会引出猜忌，更何况，军统手段狠厉，一贯坚持宁抓错不放过的原则。
当时的军法处处长叫沈维翰，他发电报请示戴笠，提出对李时雨进行抓捕，但戴笠却认为李时雨并无嫌疑，对其十分信任，不同意抓人。
但好景不长，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由北平返回上海转南京途中坠机身亡，军统内部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军法处对李时雨的监控也更加严密。
戴笠
李时雨深知处境艰难，一行人便一直在想办法撤离上海，但奈何盯着他的眼睛实在太多，竟一直没找到机会，直至9月17日，沈维翰带人冲进李家，李时雨被抓进了南市车站路军统看守所。
连着被关三天，李时雨才被带进审讯室，早在余祥琴手下时，李时雨便见识过军统审讯的手段，狠辣程度，令人心惊肉跳。
可即使被毒打、被灌凉水、被鞭打等，他都咬着牙，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关系。
残酷的审讯持续了两夜，见李时雨始终没松口，军统也没抓住实质的把柄，没有办法，只能将他的案卷递给上海法院，李时雨也被收押进提篮桥监狱。
1946年12月，李时雨被判处7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这一被关押就是3年后，1949年，我党在全国解放进程上势如破竹，连连取胜，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日渐萎缩，财务压力也增大了很多，没有办法，不得不释放一批监犯，李时雨便在这之中。
1949年2月，李时雨走出了监狱，很快他就联系上张执一，脱离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后，李时雨并没有选择休息，而是继续投身党组织安排的任务之中。
李时雨以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游走于上海工商界、银行界上层人士之中，还与国民党军警机关联系，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婉转劝告他们要保护一切公共资料和卷宗档案。
但不久，李时雨的动作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有了前车之鉴，党组织不敢再耽误，连夜安排人将李时雨送出上海。
直到脚踩在北平的土地上，李时雨才终于结束了漫长的卧底生涯，看着镜子里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自己，如钢铁般坚毅的男人，忍不住红了眼睛。
谍影重重溢光彩
4月29日，刘少奇在香山亲自接见了李时雨，看着这个只比自己小十岁的男人，刘少奇激动道：“你为国家所做的，会永远被人民记住。”
已经41岁的李时雨，眼里依然一片赤诚，曾经的他日日戴着面具伪装，心里却始终怀着纯粹的爱党之心，从来没有迷失过自我，这份坚强的意志实在令人佩服。
1982年离休之前，李时雨又回了趟家乡，小时候的他喜欢看书，尤其喜欢《水浒传》，其中宋江急公好义，常常救人于危难之中，因而被称为“及时雨”的情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本名叫李亭芳，因为敬佩宋江，所以将名字改为李时雨。
李时雨和妻子
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的前两年，李时雨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才意识到国家危亡，匹夫有责，他不仅要像宋江一样救人于水火，更应该救国家于危难。
这一年，李时雨23岁，他决定燃烧自己的青春，为国家的完整与和平发散光亮。
1931年12年，李时雨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之后便一直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直至1934年毕业，他正式开始自己的暗刃之路。
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李时雨病逝于北京。
生前，他将平生积蓄的一万元人民币奉献给家乡作为奖学金，被县委命名为“李时雨奖学金”。
晚年的李时雨
国家危难，匹夫有责，从只知道读书的淳朴学子，到混迹敌营的卧底暗刃，这是属于李时雨的成长和奉献。
而在他身后，还有千千万万如这般的革命先烈，为了国土完整，为了人民安居，纵使不知道这无数场战争后面我们会不会胜利，但在那时，反抗的脚步从未停止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