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一个类似的道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说得直白简单些，就是“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好比同样数字的一笔钱，十年前的购买力和现在的购买力是不一样的。
1970年庐山会议结束，从庐山上下来，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说：“你们几个不要紧张，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毛主席的话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管用，他要保谁绝对能保住。
可是在一年后的1971年，毛主席为何没保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这是言而无信吗？多年后吴法宪回想起来，认为这是“言行不一”。他这样想，实在是太幼稚了。从古到今，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事，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70年的吴法宪四人，跟71年的吴法宪四人，在毛主席眼中是一样的吗？70年到71年，发生太多事了。而早在70年的庐山会议，就已有苗头，只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没有意识到，并及时反应过来“下船”。毛主席曾试图将吴法宪四人“拉回来”，希望他们不要越走越黑、越走越远。
1970年的庐山会议，陈伯达的倒下是在“敲山震虎”，“敲”的就是黄、吴、李、邱四人。下庐山后，吴法宪很快写好书面检讨，递交给毛主席。包括吴法宪在内的不少人，以为毛主席会批示通过，此事就算结束了。但毛主席的批示，完全出乎黄、吴、李、邱等人的预料：毛主席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判。
毛主席回批之迅速、力度之大，让吴法宪有些惶恐；批示中还暗示黄、李、邱三人也要检讨，也要过关。之后看过黄、吴、李、邱的书面检讨后，毛主席还是表示满意的，以为他们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便准备再加一把火，特地请这四人到自己的住处游泳池谈话。
此次谈话，主要是毛主席跟黄、吴、李、邱的五人谈话。谈话气氛还是不错的，毛主席还跟这四人主动开起了玩笑，只是在最后非常严肃地说：“你们的问题在我这儿已经完了，今后就要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这句话，让黄、吴、李、邱四人的心里，暗暗松了口气，觉得这是过关没事了。
他们只记住了前面的“你们的问题在我这儿已经完了”，忽略了后面的“今后就要看你们的实际行动了”。黄、吴、李、邱的实际行动有吗？毛主席想要的实际行动他们进行了吗？他们装傻充愣，误以为跟已经“消失”的陈伯达撇清关系，这件事就结束了；他们大错特错，实际行动的对象不是陈伯达，而是另有其人。
再说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的南巡，开始倒没什么特别，结束得却相当匆忙。此次南巡为什么结束得空前绝后的匆忙？南巡的时间又为何如此之短？已经有太多知情者在后来揭露了。在武汉、长沙、南昌三地是否有杀机，不能确定；但杭州、上海两地，绝对是到万分凶险的地步。
在杭州时，虽然没人直接告密，但是毛主席和身边人，都接二连三地收到各种催促他们快点离开、暗示危险的讯号。最后，毛主席选择果断离开杭州，并在上海跟许世友作简短交谈后，北上回京，做相应处理，之后就是“九·一三”。
庐山会后到“九·一三”，差不多一年时间，黄、吴、李、邱撇清了关系吗？做出毛主席所期望的实际行动了吗？很显然，他们并没有。林立果的行动，他们能保证没有直接提供帮助，但他们能够保证没有提供间接帮助吗？他们不仁，能怪他人不义？
“九·一三”后，黄、吴、李、邱虽然下台并被关接受审查，但没有经历他们曾“对付”过的老干部们的种种。他们除失去人身自由外，好吃好喝好住，家人也没受到太多、危及人身安全的负面影响。
到1981年，黄、吴、李、邱四人，还得到特别法庭公允的审判。
还有一个小故事，“九·一三”后他们被关监狱，嫌伙食差把碗里的白菜弄撒一地，还叫嚣着自己要吃好的、要喝酒。毛主席、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先后批示：“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有钱吃好。”“但不准喝酒。”
由此可见，黄、吴、李、邱在狱中待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比许多遭到错误对待的老干部好上不知道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