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社交媒体时代，“情绪”有替代“事实”成为舆论的标志性景观之势。其中，“感动”是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情绪（情感）之一。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召开的“感动中国：情感与媒介研究”工作坊围绕“感动”的理论化、多国历史视野中的感动、当代中国的情感治理等问题展开了研讨。澎湃新闻节选了部分学者的主题发言，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我们所处的情绪时代。本文经发言人审定。
范昀（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我想从西方历史中的情感政治谈起，以此作为思考当代中国现实的参照。在研究18世纪西方社会的过程中，我发现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情感政治：一种是感动的政治，另一种是同情的政治。先谈18世纪的法国，那个世纪常被称为“理性的世纪”，但通过相关阅读，我发现那个世纪其实并不那么“理性”，反而饱含情感。那时的人特别容易感动，特别容易流泪，学术上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这种现象：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这种情感主义不仅借助当时的各类艺术形式（绘画、戏剧以及音乐等）得到表达，而且还体现于当时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概括地说，18世纪的法国式感动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一是从形式上看，这种感动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当时的小说阅读并不像今天这样被默读，而是以公开朗读的形式进行。当时的绘画欣赏也一样，法国官方在卢浮宫举办的两年一度的沙龙画展具有高度的仪式性。戏剧就更不用说了。
二是从题材上看，法国式感动的主题千篇一律，几乎都是道德主题：从家庭美德（如格勒兹《孝道》，Jean-Baptiste Greuze，Filial Piety）到爱国主义（如路易斯·大卫《荷拉斯兄弟之誓》，Jacques-Louis David，Le Serment des Horaces）。在当代中国的《感动中国》节目中也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主题。
关键是，像这种带有高度道德色彩的感动会演变为一种政治情感。比如威廉·雷迪的《感情研究指南》和林·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都非常深入地探讨了家庭层面的道德感动如何转化为政治感动，以及这种政治感动所产生的致命压迫性：当大家都在感动时你却不感动，肯定是有问题的；即便有所感动，但当你感动的方式与程度跟别人有所不同时，同样也会产生问题。法国大革命中为什么那么多人被推上断头台，或许可从这个角度得到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动呢？
萨拉·梅萨（Sarah Maza）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在她看来，这是一种特定的法国现象，跟法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商业社会（或称“陌生人社会”）所带来的“剧变”有关。原先秩序的社会结构遭遇巨大冲击，那种叫作“民情（les Moeurs）”（即社会道德）的事物丧失了，让人感到无所适从。梅萨认为，当“民情”丧失之时，社会中就激发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愿景。这是一种类似于乌托邦的东西，带着强烈的情感，想象那种格勒兹笔下的温馨的家庭之爱，而这种美好在商业社会中已经找不到了。相比之下，英国社会本身就是商业立国，它并不像法国社会那样，有一个显著的从农业向商业的剧变过程，尽管也有变化，但似乎是一种“自然演化”，缺乏质变。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我感觉法国的这种“感动”，它的特殊性与某种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存在一些联系。
《浪子历程》（A Rake's Progress）
其实英国也有讲述奢侈导致世风日下的故事。比如英国画家威廉·霍加斯（William Hogarth）的作品《浪子历程》（A Rake's Progress）也与格勒兹的主题有类似之处，但霍加斯的讽刺性要大于说教性。他并不采取道德说教的方式，只是告诉人们，社会把人变成了什么样子。在18世纪有关英国社会文化的文献中，很少出现卢梭式或格勒兹式的理想社会愿景。对于英国人而言，社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问题是很多，但我们依然继续这样生活。在此意义上，英国人很难产生那种法国式的感动，因为感动需要超越现实，需要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
不过这并不是说英国人没有情感政治，只是说其情感政治并非建立在道德感动基础之上。比如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里面提出“同情”，但他的同情缺乏足够的道德色彩。他的同情不是怜悯（pity），不是一个人对弱者的关爱。斯密式的同情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情感，而是“我们对任何激情的共同情感”。比如你在愤怒的时候，我能够感受你的愤怒，这就是同情；同时我还能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对你的愤怒合宜与否作出评判。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包含理性评判的同情：要得到别人的赞扬，你自己心里需要有一个旁观者告诉你，我应该如何表达自己才足够得体与合宜。社会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人与人之间互为镜子，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调整与规范自身的行为。因此像卢梭那样道德感强的人会认为，这种同情不像道德，它培育的是某种叫作文雅（politeness）、礼貌（civility）这样的事物，所以它比道德要次一层，甚至是道德的反面。
我还发现，在英国这样的个人主义社会中，人们虽然也读文学、品艺术，也深深卷入那些带有很强情感色彩的艺术媒介，但在形式上与法国人存在很大区别：文艺欣赏在英国是相对比较私人化的东西，缺乏法国式的仪式化与公开化；英国的艺术与其说是激发感动，不如说是更多地促进同情，在美学上也更侧重“日常生活的艺术”。比如艾迪生（Joseph Addison）、斯蒂尔（Richard Steele）主编的《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很大程度上承担的是促进讲究礼仪的风格、修缮情感的工作。总结以上所讲，通过对18世纪的历史考察，我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情感政治：感动的政治与同情的政治。
最后，我想以这两种情感政治为参照，简单谈谈当代美国思想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在情感政治上所做的贡献。努斯鲍姆所处的美国跟英国在特点上是比较接近的，因此在情感政治的谱系上更接近于同情的政治，而非感动的政治。但从近几年的观察看，当下美国社会的严重分裂对民主体制的良性运作形成重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努斯鲍姆试图动用情感来整合这个分裂的社会。在她之前，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N. Shklar）也试图做类似的事，她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恐惧的自由主义》（The Liberalism of Fear）。施克莱认为自由主义不需要设置高的道德标准，但需要底线，这条底线就是害怕残酷的发生，害怕社会走向集权。但努斯鲍姆认为通过恐惧来把公民团结在一起的做法，似乎并不奏效，反倒会进一步助长分裂。她也不认可包括羞耻、厌恶、愤怒以及傲慢等诸多消极情感，她想引入更为积极的情感因素，用爱来提升同情政治的道德性。
为此，她发掘了历史中的思想资源（如卢梭、孔德、密尔），这些思想家在思考社会如何整合的议题上提出了“公民宗教”的设想，即以非传统宗教的方式，利用艺术、象征、仪式等审美元素来促成共同体的整合，努斯鲍姆对此给予认可的同时也意识到，社会整合不能以牺牲个体为代价。她试图探寻一种能够兼容多元性与差异性的“公民宗教”。比如在美国、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演讲中，芝加哥千禧公园的造型建筑以及形形色色的公共艺术中，她发现了一种将感动引入同情政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我觉得她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很有意义，也很有启发性，我把这称为“感动的自由主义”。
刘于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当我们发现媒体在弘扬感动，或者治理让大家都感动的时候，感动究竟是一种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情感？感动是否为所有的市场化媒体和专业化媒体所接受？感动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与其它有此类意涵的话语有何关联，例如正能量、建设性新闻和积极心理学？由此指向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去谈感动的时候，它是否对应了在其它社会环境和语言中的类似表达？例如，如果以“moved”一词来转译感动，用一个动词的被动形态去谈论一种情感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更合适的翻译？
上述一系列问题表明，我们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感动”理论化过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如果需要将对感动这一情感的研究实证地落地，第一步要考虑的就是概念化、操作化和分析层次。
从概念化工作上看，感动首先究竟是不是一种情感（emotion）？从概念的跨语言适应性上来看，包括《卡玛·穆塔：发现连接的情感》（Kama Muta: Discovering the Connecting Emotion）一书的作者阿伦·P·菲斯克（Alan Page Fiske）在内的众多学者都在英语学术作品中采用了“Kama Muta”这一梵文语汇来对应“感动”一词。从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Kama Muta”所对应的研究比“being moved”或者“being touched”的检索结果更具规模，也更成体系。围绕“Kama Muta”这一概念，美国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团队，他们的研究发现，感动对应了一系列全球性的、人类共通的生理反应，比如起鸡皮疙瘩、想要流泪等等，这些生理反应构成了感动这一概念的初步界定方式，也同时构成了“Kama Muta”作为一种情感概念的理论化基础。按照菲斯克对情感（emotion）的界定，了解情感的方式涉及对情感本身的包括评价、命名标签、手势和非言语迹象、效价（valence）和动机等五个方面。也就是说，人们何以知道和判断一种感受是不是情感，需要这种感受包含在阐释当中感知到被唤起的部分，还需要用一些标签去命名它，也需要这种感受能够对应于人类共享的非言语性内容，例如诉诸某种生理反应；同时，情绪本身应当是有方向的，例如，感动可能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绪，它的效价是相对比较高的，最后，情感也需要有内在趋力或动机。从这几个角度讲，感动符合了一种情感应当具备的标准。
如果将感动归结为一种政治情感，那么政治情感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政治情感中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集体性，因此，政治情感首先可能是一种集体性的情感。而在关于集体情感的社会心理学工具书当中，集体政治情感（collective political emotion）被定义为政治场景下的集体情绪，其中，政治事件或问题是情绪的目标即引发对象，但不一定是情绪的焦点。根据该定义，“政治情感”中的政治性体现在政治事件或政治议题作为一种目标，是刺激人们产生情感的一种外在力量，也就是说，政治情感是我们因为政治情境而产生的关乎社会集体的情感，但凡是我们被政治事件或政治议题诱发的情感，例如大屠杀、国家性的灾难救援等，这些事情中涉及的政治性议题相关的情感都可以被界定为政治情感。
如果想要通过感动这种政治情感去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媒体，理解我们要传播的对象，不管是对治理者还是被治理对象而言，如何更好地把这些研究落地或者统合起来，找到具有全球对话性的对应概念，都将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卡玛·穆塔：发现连接的情感》一书中用了一个专门的章节来描写《感动中国》节目，表明菲斯克等学者也注意到了感动作为一种策略在中国媒体中的典型表现。有鉴于此，与其另辟蹊径地找寻更能对应“感动”一词的其他翻译和特殊化策略，不如将“Kama Muta”这一普遍概念视为一个重要的跨文化对话契机，通过这一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学术概念进行本土化改良，使之在中国场景下落地，而不是反之，也许会成为一种恰当的理论化路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感动本身也许不是一种基本的情感，而是更适合被视为一种复合的情感构念（construct），可能包含几种彼此关联的不同面向。在菲斯克的概念体系当中，“Kama Muta”一词不仅对应着感动，也可能与一系列相似的情感有所交叉，包括宗教跟人类心灵的关系、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和让人产生敬畏的自然的崇高（awe）、审美情感、自然景物或动物带来的治愈感、怀旧等等。因此，感动不是一个可以和其他情感截然区分的概念，它和包括“Kama Muta”在内的其他概念有所重叠，共同构成的一种复杂的情感，例如，中国人在互联网空间中表达情感时，不仅经常使用感动一词，也会经常使用与之相似的“泪目”“暖心”；我们也会在哀悼场景下看到感动成分的存在，这种感动也会进一步被表述为道德意义上的特定情感，是一种在英雄或者楷模带领下推己及人后认为自身难以企及而感受到的崇高感。
《卡玛·穆塔：发现连接的情感》书封
除了这些本土化现象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点在于，“Kama Muta”对英语而言是一个梵语的舶来语，它表征了一种在南亚或亚洲整体人口密集的结构当中语言所对应的集体主义传统以及这种社会特定的集体情感。这些相应的经验现象表明将作为政治情感的“Kama Muta”本土化，并据此开展相应的实证研究，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卡玛·穆塔：发现连接的情感》一书的主旨之一就在于表明感动是能够超越国家和文化边界的人类的普遍情感。结合既有文献，一些可供探索的若干经验议题如下：
第一，在《卡玛·穆塔：发现连接的情感》的“灾难、纪念碑和纪念物”一章中，作者列举了诸多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如何通过“物”的中介而被记忆、进而使人们从中获得感动或治愈之感的现象。这表明，就“洪水无情人有情”等有时被诟病为“丧事喜办”的情感表述而言，人类共享的普遍性似乎大于社会文化差异。也有研究者发现，负面情绪更容易获得关注、强烈的情感参与和高度的可记忆性，这种混合情绪通常有助于将负面情绪整合到完全愉快的轨迹中。许多不同的国家都会把死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或创伤情绪本身处理成混合的形式，比如当负面情绪很强烈时，人类的本能是将其整合到一个相对积极的框架中去以有利于情绪和日常生活的应对。“只有忘记过去，日子才过得去”。
除了政治性的、与治理有关的感动之外，也应当考虑用什么东西去解释特定的国家或文化容易滋生感动个体或社会价值的内在机制。如果说在悲伤中汲取感动的情感现象不一定是集体主义文化或中国所独有的，那么，此类现象应当被如何理论化？其深层机制又是什么？如果将感动视为触及人们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的经验，应当如何权衡当前感动理论中人们“核心价值观”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说中国人容易被孝顺这一道德体验所感动，那么，这种类型的感动有没有可能同样出现在其他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先追求普遍，再刻画特殊，或许会成为一条更为可行的理论化路径。如果我们一直拒绝看到其他的文化，似乎会更容易将很多共享的现象视为特殊，最终放大自身的特殊性。
第二，当前关于“Kama Muta”的社会科学研究多聚焦于测量的科学性，而对感动/治愈的成因和差异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广泛解释，包括但不限于其中的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可以追问的是，“易被感动”（tearful）或“泪点低”作为一种个人特质究竟是否意味着个体能力的低下？除了个人移情关怀（empathic concern）、道德基础理论之外，感动的个体差异和社会场景差异（如：逆境）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阐发？而在群体层面，如何解释泪流满面在人均GDP和幸福感更高的国家更容易被视为一种社会支持和社会粘合剂这一现象？也就是说，感动跟一个人的竞争力或一个社会文化内部对竞争的强调有没有关系？也许会有，因为有些人不容易跟别人共情，而只有共情力很强的人才容易被感动；遇事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铁石心肠”、不容易感知别人焦虑的人则相反。感动还可以去从情境上去解释，比如人们更容易被身处逆境者所感动，而一般幸运的人是不太容易被人共情，正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一俗语所说的那样。此外，在集群或国家层面，目前的跨国比较发现，人均GDP和幸福感较高、经济情况较好的国家对感动更宽容，等等。这些归因过程会逐渐开始逼近我们想要追问的问题的本质。
第三，“Kama Muta”与爱国主义和怀旧分别有何区别与联系，孰因孰果？究竟谁在先谁在后？这涉及社会科学当中的机制方向问题。另外，人们究竟为什么感动？是美德还是美本身？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如果说美对应了敬畏，道德美德对应的则是一种自我提升。钦佩跟感动也很相似。既有研究还发现了道德提升（被道德美德所感动）、审美敬畏（被美所感动）、“Kama Muta”（被共同分享所感动）和钦佩（被成就所感动）等意义寻求型情感（eudaimonic emotion）之间的区别，中国公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区别这些“感动”的微妙差异？在哪些维度上得分更高？这又说明了什么？
第四，有研究表明，在集体效能感较高的情况下，被集体行动感动的程度越高，人们越容易参与集体行动，这一路径与不公正信念通过对系统的愤怒增进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有所区别。此类研究如何帮助我们对“感动”这一情感作出更为全面和复杂的价值判断？具体而言，有时感动会被用来动员集体行动，但是动员有效的前提在于集体效能很高，这时，被集体行动本身感动的人才会愿意参加，但如果社会被评价为有失公允、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或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时，人们则更容易因为被愤怒打动而去参与集体行动。这对应了社会当中不同集体行动生成的情感动员路径。
第五，感动通常与群体内外的关系有关。哪些因素有助于理解人们何以可能被群体外成员感动？人们似乎很难被自己仇恨的群体所感动，而在一些实验研究中，研究者把感动的故事讲述为外群体中发生的，结果发现，外群体也能够让人感动，被试的对外评价也会变化，这就与认为“感动”的边界是一种固有特征的观点以及强调内外有别的叙事策略截然不同。
最后，感动的时间性问题同样值得讨论。例如，“突如其来”或不熟悉对Kama Muta这一情绪的生成而言是否是必要的？《卡玛·穆塔：发现连接的情感》一书中对感动提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即一种“突然出现的社区或社群的分享感或团结感”。这种突如其来的社群共享感就涉及感动在情感当中的时间性，也就是“突然”所意味着的不曾预期这一条件对感动生成的必要性。突如其来的出其不意也许在感动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构成维度，人们只有在尚未建立起期待的情况下才容易被团结的情感击中。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思考的问题包括：感动是否一定需要媒介？感动是否一定与制度有关？哪些人因为感动受益，而使另外一些人被感动剥夺？感动在中国是否有代际差异？感动建构的话语背后表达的机制可能也有所不同。当感动被不断言说的时候，这种情感究竟是一定会被社群共享，还是人们也会“刻奇”式地自我感动？而从情感治理的角度来说，感动的动员意味着道德话语和符号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补偿资源而存在，实际上降低了治理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感动的分析单元可以进一步从个体迁移到文本。此外，感动在情感效价上可能具有共同激活（coactive）效应，也就是说，感动在情感上可能是双向的，包含了“悲欣交集”的情绪。情感不是非此即彼的，感动同样可以既积极又消极。
最后，同样是带着“突然出现的社区或社群的分享感或团结感”这一定义去思考感动，那么，这种与社群密切相关的特征是否与加速社会当中每个人的原子化、每个人都认为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有关？当我们被推到这种失速的时代里面去之后，会不会反而更加需要共享？感动与时代精神之间是否有某种特殊关系？有一句网络流行语非常具有感动的“中国特色”，那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如果说感动需要有一种“想动但没动”的状态，那么，当我们不是所有事都需要自己扛，而是有国家或者英雄可以帮我们扛起一部分时，人们内心的焦虑感似乎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在感动作为政治情感的背后，我们或许能够窥视到的是人们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种时代性和感动的共振，在一定程度上也投影了国家和大众之间的某种共振。时代究竟需要什么，也呼应了感动的位置为何在当下是如此打动人心。不管是市场化媒体还是专业化媒体，亦或是众多的网民，当不同的声音都在言说和讨论感动时，构成的潜台词往往是对“有人替我负重前行，我就自己岁月静好”的期待，因为这句话反过来说明了为什么感动能够如此容易击中他人。在“何为感动”之外，尤其是关于我们为什么在当下如此需要感动的问题上，学术界目前所做的工作严格来说很不实证。但正因如此，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去把感动作为政治情感这个概念落到实处，使之能够触及它为何与时代精神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共振的本质思考。